撰文：杨靖·东方历史评论

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被霍尔格·霍克（Holger Hoock）等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是因为在独立战争时期，真正支持独立的只有殖民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时，北美殖民地有250万人口），而反对独立、忠于英王的大约有20％，即50万人左右——这些人包括英王任命的殖民地官员、圣公会牧师、以及各个阶层的保守派。支持独立的人自称“爱国者”（Patriot，或称独立派），忠于英王的人自称“保皇派”（loyalist，或称托利党），其余则为骑墙派。交战之初，美英双方皆为同宗同源的手足兄弟；及至后来，殖民地内部爱国者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战斗，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外战争——尤其在南方，“这里打得最激烈的不是大陆军对英国军队，而是保皇派和爱国者之间自相残杀。”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独立战争只能是一场“内战”（或称“第一次内战”——以示与南北战争相区别）。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保皇派作为失败的一方，其事迹已逐渐为人遗忘。正如霍克在《独立的创伤》(Scars of Independence)“后记”中所说，当爱国者将伤疤作为民族自豪展示时，保皇派只能悄然掩藏自己的创伤——因为主流的爱国话语将他们痛斥为不爱国的异见分子或反动派。在公共话语中，他们湮没无闻，对于爱国者施加的暴力他们也集体失语。成千上万人蒙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以及无端囚禁在美国历史文献中几乎无迹可寻，因为“爱国者主导了革命和战争叙事——通过历史书和纪念碑，通过革命纪念日游行和国庆演讲。当爱国者当众展示伤疤时，保皇派却未能像1745年叛乱后的詹姆斯二世党人或内战后的南方人一样编造出一则伤感故事来缅怀他们的往昔。少数保皇派试图以文字记录他们的感受，但在美国却无法出版，这些失败者想重新变成美国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掩盖他们的伤疤。”

正如评论家所说，《独立的创伤》是一部暴力史，是首部从暴力的角度叙述和解析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的研究作品。同时，它也是献给独立战争中美国保皇派的一曲哀歌。它时刻提醒世人铭记——正如本书副标题所寓示的——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于暴力（America’s Violent Birth）。

严惩保皇派

1776年7月，形式上将殖民地与大英帝国捆绑在一起的最后一条绳线被切断了。对于爱国者而言，现在已然是骑虎难下。作为一个新兴主权国家，联合殖民地——自9月起正式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及其13个成员州要求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居民保持一心一意的忠诚。如今，在整个美国，每个人都不得不决定是选择离开美国，做一位英国公民，还是留下来做一位美国公民。人们不能再选择保持中立——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实际考虑都不行：“先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革命领袖约翰·杰伊（John Jay）对一位哈德逊河谷颇有名气的地主贝弗利·罗宾逊（Beverley Robinson）说道，“现在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爱国者们宣布独立后，他们将其采用的政治忠诚政策置于更强有力的法律基础之上。首先，国会通过了叛国法、财物没收法以及驱逐流放法。然后，各州也纷纷通过这些法律。1776年6月，准备独立时，国会已将叛国罪定义为对联合的殖民地发动战争，拥护大英帝国国王，或者给予敌人帮助以及抚慰。为敌人招募人员，加入敌人队伍——甚至充当本地向导——都是死罪。纽约律师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谴责那些保皇派，说他们是“一群怯懦无知的流氓之辈，”他认为叛国罪法案将“让成千上万人都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者”，“叛国罪法案在政治上就像这样的一种条款，条款规定对于逃兵要当场枪杀。这让胆小懦弱者转化为英勇无畏者，因为他们身后所要面临的危险要大过前面即将遭遇的危险。”随后，有8个州驱逐了那些榜上有名的保皇派，并威胁再敢回来就要处死他们——战争期间，的确有几个州处死了那些被判有罪的保皇派。

除了叛国罪法案外，各州还颁布了测验法（Test Laws），该法要求公民们向其所在各州宣誓效忠。在多数地区，反效忠法的严苛程度取决于所能察觉出的亲英情绪的强烈程度以及哪方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在新罕布什尔州，活跃的保皇派寥寥无几，因此在那里，战争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极为有限——自1777年底起，仅要求各州公职人员、官员以及律师们宣誓效忠。相反，在纽约的韦斯特切斯特县保皇派势力较强，那里的居民被宣称为公敌的风险要大得多。到了1779年，当地委员会在负责调查和挫败所有阴谋的纽约委员会指导下，以及一大批民兵的支持下，将要集中审判约1000人。在此期间，保皇派难民一举涌入了英军控制下的纽约，纽约人口一时间增加到了33000人。

那些不遵守测验法的人所要面临的后果要比那些先前拒绝宣誓效忠者所要遭受的惩罚要严厉得多。通常，委员会将会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并禁止他们担任公职、从事职业以及做生意。他们不能加入陪审团，也不能获得财产，继承土地，甚至都不能随意旅游。战争期间，没收财产使成千上万的保皇派人都受到了影响，法律甚至允许不经过公审就将叛国者判处死刑。一些难民不断遭到驱逐，流离失所，居无所依——或像那些康涅狄格州的流亡者一般——他们撤退到长岛，却在那里遭受爱国者突袭。

在这个混乱的过渡时期，随着新法实行，起诉力度加大，各殖民地委员会以及爱国者继续在保皇派和骑墙派中间施行白色恐怖。在康涅狄格州达连湾地区，一个护卫队抓捕了沃尔特·贝茨（Walter Bates），他才十五六岁，出生在一个保皇派家庭。爱国者怀疑沃尔特知道那些武装保皇派逃犯的下落——他们认为那些逃犯就躲在附近。沃尔特后来回忆，他的审讯者 “威胁他要让他尝一尝各式死法”，其中包括将他淹死。当天晚上，一群武装分子将沃尔特带到当地的一个盐沼，扒光他的衣服，还将他的手脚都绑到一棵树上。在那两小时里，沃尔特深感绝望，蚊子快要“吸干……他身体里的每一滴血”。

随着在各州范围内对保皇派的追捕活动愈演愈烈，妇女和整个家庭也都越来越能感受到这种影响。在大多数州，财产没收法规定，被逃亡的男性保皇派遗弃的家庭成员，没收其不动产时，要给他们留下一些衣物、家具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在马萨诸塞州，妻子对其丈夫三分之一财产拥有处置权，这种权利仍然受到保护。相反，在南卡罗莱纳州，即使妻子不认同她们丈夫的保皇思想，她们也被视为有罪，除非能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否则即会受到牵连。她们被赶出家园，财产被没收，种种暴行给那些受此影响的妇女和家庭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瑞秋·诺布尔（Rachel Noble）是新泽西州一位活跃保皇派的遗孀，她记录了她在拉马波的邻居那里遭受的凌辱：诺布尔的三个孩子落到了爱国者手中，那些爱国者们扒光他们的衣服，掠夺并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美国独立后的数月以及数年间，爱国者继续肃清美国社会，他们对保皇派邻居提起诉讼、施加人身伤害以及实行监禁。最终，三万保皇派离开了他们的家园，逃往英军驻扎地纽约、查尔斯顿以及萨凡纳——那是殖民地一部分人口，以今天的人口换算，则相当于约380万美国人。到了1781年，纽约已经恢复了其战前人口数量，拥有25000人，其中不包括人数不定的武装人员。战争期间，足足有一万保皇派离开了美国；19000人被征召加入保皇党军队，与英军并肩作战；还有数千人自愿成为游击队战士。战场上，保皇派有的因其政治信仰以及政治行为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则惨遭暴徒杀害，或落入劫匪之手，也有的被各州安全委员会或其他机构下令吊死，或者经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处决。然而内战中，暴力都是双向的，接下来的六年里，保皇派士兵以及狱警都会犯下合法和不合法的罪行。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一位友人哀叹道：“我们被抛进了一个陌生无助的世界，在这里，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争斗不止，他们彼此互相对立，势要从所有者手里夺走每一份快乐，每一项财产，甚至是他们的生命。

在美国第一次内战期间，心理折磨和肉体暴力在抑制异见方面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大得多。爱国者经常大肆庆祝的开创性的革命基础设施——社区、地区和殖民地委员会，这些的确代表着政治动员的重大成就——对于保皇派来说，却是压迫和恐惧的手段。在错误的时候说出大意的话，或者友好地端出一杯茶，很可能会导致放逐；委员会身边的异见者会被拖走，或被武装警察抓获；搜查小队可以随意入侵仓库、卧室，侵犯他们的隐私，而这时的美国人早已生活在信任缺失和自我审查并存的恐惧气氛中。无数个人受到了隐性或公开的威胁，有时在胁迫甚至是折磨下作出决定，他们被要求在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自己、家人、财产、生计的安全之间做出权衡。

大多数现代史学家都强调，美国革命并没有比许多其他的革命更暴力。但保皇派，作为受到威胁和虐待的接受方，也许并不能从这种比较中得到安慰。有些人目睹了爱国者恐吓他们的邻居，也有人在报纸上看到或者从其他消息渠道听说了保皇派的朋友和家人遭受的迫害或死亡，这一比较也并不会减轻他们的痛苦。

时至今日，我们永远无法量化当时在美国的保皇派所忍受的暴力。但是，当人类想象自己或其他同类遭受的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和性质时，暴力程度在身体上的体现不亚于精神层面。即使只有少数的保皇派直接遭受了虐待，这些美国革命时期的事件，也足够广泛和充分，使矢志不渝的保皇派、对当时的美洲殖民地事业有不友好嫌疑的个人、以及各地犹豫不决的人感受到恐惧。它们令人恐惧的不可预测性，只会持续地增强潜在的危险感。革命党人就是这样依靠恐怖——暴力行为和暴力威胁——来打击异见分子和反动派。

保皇派：逃亡or返乡？

自1782年4月以来，英国和美国代表一直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对保皇派的处置是首先考虑的问题，却也是最后才解决的问题。美国独立被承认之后，渔业权利也得到承认，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美国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相比之下，过去13个殖民地的面积也才38万平方英里——即便如此，但保皇派的地位仍然是谈判的症结所在。他们因迫害和战争而失去的财产和收入的补偿问题也是如此。在美国的谈判代表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对保皇派采取宽大措施这一提议最强烈的反对者。富兰克林从未原谅过他那保皇派的儿子威廉。他要求对保皇派的任何赔偿都要与英属保皇派部队战时对美国造成的损害的赔偿挂起钩来，理由是法尔茅斯和诺福克等城镇被烧毁，并且援引英国盟军——印第安人对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屠杀为例证。身为纽约律师的约翰·杰伊是富兰克林的联合谈判代表，他在战争期间与保皇派的家人和朋友一直保持联系。然而，杰伊现在也警告说，美国人宁愿再战斗半个世纪，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包藏私心”——曾“为那些屠夫提供食物”。

最后，草拟的和平条款于1782年11月30日在巴黎签订，要求国会“下令”美国各州归还没收的、属于“真正的英国臣民”的财产——指那些美国对其忠诚度并未作要求的人，如前州长邓莫尔和特赖恩——还有那些当时居住在英国占领地区，但没有拿起武器对美国作战的人。其他战争流亡人士将被允许返回12个月，以便尽力追回财产。虽然各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遵守这些建议，但条约要求给予大赦，禁止进一步迫害和没收财产，并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起诉案件。条约裁定，美国人应该和平修复他们战时的分裂。

1784年1月，美国国会批准了最终的和平条约，与最初的版本相比几乎没有改变——涉及到保皇派的关键规定，执行将由各州自行决定。许多州无视国会要求他们谨遵条约的命令，拒绝修改他们的反保皇派计划。总共有9个州要么继续执行现有的没收法律，要么通过新的违反和平协议的法律。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北卡罗莱纳州都在1784年1月之前颁布了歧视性的公民法律，现在却并未废除它们。马萨诸塞州3月颁布了一项新的驱逐法令：所有那些加入了英国军队或在1774年10月（当国会认可了大陆联盟）和1780年之间离开的人，都被看做非法入境者，将遭驱逐，其财产全部没收。这又一次违反了和平条约。今年6月出台的一项赦免条款引发了民众的抗议，并收到警告说恐怖的争斗可能会随之而来。在弗吉尼亚州，直到1786年，法律都禁止保皇派投票或担任公职。

在伦敦，大英帝国深孚人望的政治家诺斯勋爵以及他的手下对政府处理保皇派问题的方式进行了猛烈抨击。理查德·威尔布里厄姆·布特尔（Richard Wilbraham Bootle）是一位国会的独立议员，他也认为这样对待保皇派是“可耻的”“极其丢脸的”：这些“民众被我们如此残忍地丢弃给他们的敌人……他们为我们而战，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现在该轮到我们来保护他们时，我们却狠心将他们抛弃。”1783年4月，该条约，以及与法国和西班牙的相关协议，帮助推翻了新首相谢尔比的政府。谢尔比伯爵此前是反战派，自1782年7月以来一直担任政府首脑。从佛罗里达和多巴哥到塞内加尔和印度的领土的割让是政府垮台的一部分原因，但对美国保皇派的背叛——尤其是不具约束力的协约条款——显然才是主要原因。

英国政府明确地与对其效忠的美国保皇派断绝关系，讽刺漫画家们乃对此大做文章。漫画里描绘了英国人想象中的印第安人——名副其实，却又有象征意义；实际上是把美国爱国者想象成印第安人——他们屠戮、砍杀保皇派，剥去他们的头皮，还把他们残忍地绞死。在一幅题为《谢尔比的牺牲》（Shelby’s Sacrifice）的漫画中，不列颠正把矛头对准了面带微笑的谢尔比。美洲印第安人对穿着考究的保皇派实施暴力攻击，这一幕把一位英国屠夫看得眼泪直流。在另一幅题为《放任野蛮》（The Savages Let Loose）的漫画中，印第安人绞死了几个保皇派，并威胁要把剩下的砍死，并剥下他们的头皮。

保皇派获悉英美签署的条约，感觉自己被出卖了。但是，正如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她的丈夫约翰·亚当斯（美国派驻巴黎的第三任谈判代表）时，所正确预言的那样，即使是美国相对微弱的让步，“也会把对保皇派的仇恨激发到相当程度，如果他们冒险回到这里，他们将面临生命危险。”成千上万名保皇派可能会从临时流亡地返回故乡——寻求恢复财产，甚至竞选公职——这激起了他们的爱国者邻居的深切忧虑。约翰的表兄扎布迪尔·亚当斯（Zabdiel Adams）认为，英国人至少“需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即使做不到遗忘，至少是要做到宽恕。”与之相比，保皇派不可能获得原谅，更别说融入新国家了。十年的残酷内战，美国人已经习惯了通过诉诸暴力来解决冲突，并对复仇充满渴望，这种渴望绝不是一纸条约就能很快平息得了的。

战争结束后，约有6万白人保皇派选择永久流亡，前途未卜；数十万选择留在或者返回家园的保皇派，则要做好准备，迎接命运的冲击。对一些人来说，回家的旅程是致命的。在战争期间，马修·洛夫（Matthew Love）参与了南卡罗莱纳州96区的保皇派突袭。当他在1784年返回该地区时，当地人认出了他，并指控他在战争期间谋杀了受伤的爱国者战士和囚犯。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被揭露出来：在1781年的一场小冲突后，洛夫冲上前去用剑将对方刺伤甚至刺死——这其中就有他以前的邻居。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阿德诺斯·伯克（Aedanus Burke）宣告这些指控无效，他认为在和平条约下，洛夫享有免于起诉的权利。于是洛夫被释放了。然而，当地的民众却不那么宽容：他们把他吊死在一棵树上。

一个地方对保皇派的态度是更倾向于接纳还是更排斥，一个保皇派将面对的是敌意还是欢迎，都要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州和地方的政治领导人为排斥或接纳定下了基调。如果一个地区，战时保皇派占人口比例较低，这些保皇派与身为爱国者的邻居和家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并且被认为构成的威胁相对较低，那么这些地区的保皇派就更容易被接纳和重新融入社区。而在另一些社区，爱国者和保皇派之间的分歧更深，尤其是如果他们还经历了英国占领或更严重的军事暴力，或两者兼而有之，则情况更是如此。正如我们在马修·洛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社区考虑了返乡人员的战时记录。对保皇派的言论立场，尤其是对暴力冲突的记忆，夹杂着个人的怨恨，激发了最强烈的复仇欲望。

人们对保皇派怀恨在心，这一点保皇派心知肚明，往日的邻居不大可能会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很快，战后返回故土的保皇派们——还有战争期间留守家园的就会发现，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歧视，是自发或有组织的迫害，甚至是暴力的驱逐。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社区最后，如果不是欢迎的话，至少是重新接纳了保皇派。这种接纳背后的原因，有出于对经济实用之考量，有家人、邻居之间纽带之强韧，也有人性真切之宽容。

革命神话可以休矣

然而，尽管随着革命的胜利者和越来越多的失败者帮助建立了战后的美国，独立的创伤依旧标志着深刻的分歧，并撕裂了美国社会。战争双方，无论个人和团体都保留着这一场革命遗留下的伤疤。和平初期，爱国者不无炫耀地复述他们的革命故事。1793年，伊莱亚斯·布迪诺特（Elias Boudinot）——之前的典狱长，后来出任国会议长——曾颂扬“那凝在一起的鲜血，汇成河流——恰恰代表了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暴力及其经历在国家构建过程中至关重要。在残暴的英国军队面前抛洒的热血也是美国人作为胜利者的深切的记忆。

革命后短短数十年，之前的老对手重新开战。在1812年的战争中，英国试图对美国加以限制，削减其贸易量，削弱其海上力量，并遏制其大陆扩张。而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一场由民族自决引发的战争和冲突，事关“美国的主权，以及是否能被欧洲国家平等对待”——历史学家阿兰·泰勒（Alan Taylor）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冲突“是另一场内战，关乎美国人的自我认同：有人仍旧效忠帝国，有人则拥护共和国而反对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参与者对独立革命的记忆尚未消退。1783年后，若干保皇派移居上加拿大（Upper Canada），而该地议会谴责“美国人将我们的妻儿从家园驱赶到丛林，甚至赶入地牢；他们的国土由于我们亲友的鲜血灌溉而变得肥沃。”有些美国作家借用贝勒大屠杀（Baylor Massacre）激励好战分子的军事爱国主义。另外有些人则将革命时期的保皇派和“当下的内部敌人”区别开来。然而在战场上，手足兄弟也可能互相残杀。一位之前的保皇派杀死他的爱国者亲人后恨恨地说，“他全家都为英王乔治而战，唯独他一人加入叛军，活该！”

由此可见，美国人一方面强调英军如何滥用暴力，一方面又竭力洗刷独立战争中美军滥用暴力的记录，使之完美无瑕。1815年，一位政治演讲家不无自信地宣称，“其他革命都伴有血腥暴力；我们的革命却很节制，这是一场正义的事业，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革命中的爱国者既富有勇敢精神又不乏人道主义。”可见早在19世纪初，美国政客已开始粉饰太平。其后则愈演愈烈，经过班克罗夫特、罗伯特·帕尔默、伯纳德·贝林以及戈登·伍德等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的渲染，独立战争已渐次演变为美国的历史神话。

然而，真切地描绘独立战争的图景显然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如何定义残暴，对革命的最终成果更加珍惜，同时更能辨别复杂的经验教训。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人民在如何防范国内外敌人同时又保证不滥施暴力的问题上纠结不已。战后的美国，不同于法国、俄国及其他发生革命的国家，避免了专制主义、军事独裁和内战。但这一成果也为新生的自由帝国遗留了难以根除的隐患：遭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奴隶制的蔓延以及随后不久的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美其名曰“大迁徙”）。当占据绝对优势的白人在内战十年后致力于建设一个新国家时，战争的赢家、输家都已饱受战争的恐怖暴力遗留的生理和心理的创伤——如今这伤疤至多偶尔被提及，大部分时候则被掩盖。

此后，对美国暴力诞生感到困惑的美国人采取了选择性遗忘的平衡策略：对创伤绝口不提，对恐怖矢口否认，对暴力竭力美化——似乎如此一来，更能强化“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套话语也更符合美国的英雄叙事传统。但只要通过战争亲历者双方的视角，重新审视独立的创伤，人们便不难发现，在高远的美国道德理想和实际的暴力倾向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正如霍克教授在《独立的创伤》一书结尾总结的那样，“在充斥内讧、暴乱和战争的当今世界，理解暴力在国族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理解暴力所代表的各方诉求及其寓意，对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