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野外迷路，只需仰望夜空，寻找北极星、北斗七星，和猎户腰带，便能找到回家的方向。很久以前，北方的天文学家就发现了这些星座的存在，它们的名字和意义也通过各种传说和故事变得广为人知。可对于身在南半球的人们来说，虽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但听到的故事却大相径庭，眼前的世界也大不一样。其一，南半球的夜空总是群星闪耀，银河系和其他星系似乎看上去相互融合，无法分辨；其二，南半球夜空中的星座与北半球的正好上下颠倒，前提是在能看清它们的情况下（北斗七星就一点儿都不好找）。

要想对自己身处的地方心中有数，除了星星，还有一个东西能给你答案。天文学家善于通过旧地图和旧时的名称来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但这不仅是他们的专利。有一个“奇怪”的领域也覆盖了这些内容，这是一个与语言学、环境和文化都密切相关的学科——地名学（toponym）。地名学是语言学中一个极其冷门的分支，但我们若是想知道如何在世界上定位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告诉别人我们在某个特定的地方看到了什么，却都离不开这个学科。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地名的历史由来中找到。的确，就算没有星星作导航，只要对词源学略知一二，我们异想天开的语言学家就能够通过一个地名，翻山越岭去到想去的地方。但如果说某个地方的名字来自别的地方，或者取自某种外来的语言，与这个地方的新的风景全然无关，又该怎么办呢？

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地名一般会跟当地历史上最显著的地貌特征有关，比如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éal）名字中的“山”（Mont）、美国卡茨基尔（Catskill）名字中的“河水/溪流”（kill）、英国伦敦的克罗伊登区（Croydon）名字中的“溪谷”（croy）、英国谢菲尔德（Sheffield）名字中的“牧场”（field），以及英国伯明翰（Birmingham）名字中的“农庄”（ham）。这些地名曾经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此起名也是为了提供有用的信息，让人一目了然。随着年岁的更替，随着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的消逝，这些地名的本身含义逐渐模糊淡化。但不管怎么说，它们依旧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供我们去研究学习。我们可以在伦敦盖特威克（Gatwick，goat[山羊]+farm[牧场]）、英国凯斯维克（Keswick，cheese[奶酪]+farm[牧场]），以及英国华威郡（Warwick，weir/dam[坝]+farm[牧场]）等地名中发现一些构词的规律。虽然如今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航线之下早已不见山羊和牧场的踪迹，但这个地名以另一种方式让我们与当地的语言和环境建立起了某种感情与联系，尽管构成这个名字的词根和词缀现在已变得有些晦涩难懂了。

丽萨·雷丁和约翰·韦斯特指出，就算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地名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含义，我们也能通过开发和研究相关的民间语源和历史来追溯它的起源。举个例子，很多人可能以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Buffalo）的名字来源是因为曾经有很多水牛在纽约州西部游荡，但其实“水牛城”的名字是由法语“美丽的河（Beau Fleuve）”演变而来的，至于那条河，指的大概就是著名的尼亚加拉河了。

为什么让地名拥有历史感和独特的意义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呢？托马·F.桑顿相信“作为语言学分支的一种人工产物……地名不仅能告诉我们某个地区自然环境的构造和具体风貌，而且……还具有学术意义，这些名字本身以及流传下来的故事、民歌，以及日常用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珍贵的信息，使我们能够管中窥豹地了解人类曾经认识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有时候，即使不懂当地的语言，我们也能通过当地的景观和其历史悠久的地名推测一二。看看以下这些位于美国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交界处、源于美国原住民语言的地名吧：“Minisink, Neversink, Navesink, Musquapsink；Netcong, Hopatcong, Musconetcong, Pohatcong, Lopatcong。”如果你对这个地区比较了解，便不难推测“-sink”和“-cong”这样的后缀很可能与今天的“place”或“land”含义相近，意指“某某地”（但它们具体指的是什么仍然存在争议），这些后缀也是这个地区所独有的。

当人们与自己故乡的历史脱节时，我们失去的除了地名以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社群最重要的东西的理解。对于当代人而言，一座山，或者一个国家这类“庞然大物”都应该拥有自己特定的名字，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但著名人类学家托马斯·沃特曼通过研究20世纪20年代源于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地名后，指出“人们只会给那种比餐桌还小的岩石起一个特定的名字，相反，作为一个地区重要地貌特征的山川河流则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安尤罗克人（Yurok）给沃特曼提供了相关资料，其中某座山有多达12个斜坡都有自己的名字，而这座山本身却未被命名。加拿大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受加拿大人喜爱：传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亚（Jacques Cartier）在发现加拿大并挥手询问这个国家的名字时，当时的原住民易洛魁人（Iroquois）热情地告诉他叫“kanata（一个村庄的名字）”，后来这便演变成了今天加拿大的国名。

然而，对于大部分探险家和拓荒者而言，很多地区的地名只是某种奇怪而陌生的语言中的单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在历经数月的航行后，他们往往会给自己发现的新大陆安上一段舶来的历史和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个新名字通常取自探险家们出发（或者逃出）的地方，以表纪念和寄托思乡之情。举一个美国俄勒冈州城市波特兰（Portland）的例子，当时的两位建市人——来自缅因州波特兰市的弗朗西斯·培地格罗夫和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阿萨·洛夫乔伊——都特别想用自己的家乡来命名这座新的城市。培地格罗夫执意要给它起名为“波特兰”，洛夫乔伊则坚持“波士顿”（这两人可以说是非常没有创新精神）。通过投掷硬币（这枚硬币今天被称为“波特兰便士”），三局两胜，最后“波士顿”败下阵来，“（缅因州的）波特兰”获得了胜利（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这座新的波特兰市更加广为人知，因为它附带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而原先的那座波特兰市也沾了它的光。结局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当然，美国境内其他数十个同样名叫“波特兰”的城市也许就没那么开心了，因为它们依然无人问津。

至少这座城市的名字背后有个有趣的故事。但其他许多城镇和新开发的地区的名字有时则与思乡之情完全无关。现当代的城市命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完全切断了地名与归属感、地域感的关系。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经常喜欢把自己已有的地名引入一个新的地方，取代当地原本的地名，随之带来的还有与这个“新名字”紧密相连的文化、历史、语言和环境，有时候用这种方式命名甚至只是为了赶时髦。“波特兰”和“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又称春田市，美国基本上每个州都有一座以此命名的城市）”等地名已被反复使用，要想为自己的城市建立独特的地域感，需要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

沃特曼说：

一直以来，我们对来自印第安语的地名都采取着选择性的忽视，反而采用一些来自小说、神话、诗歌以及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地理地貌的名字为世界各地的“新大陆”命名，这些名字包括“Brownsville（来自英语和法语）”、“Hydaburg（来自美国印第安语和德语）”，以及一些像“Cloverdale”和“Bella Vista”这样傻里傻气的名字。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事实上，我最近在佛罗里达州旅游时有一个奇怪的发现：在一个又一个荒凉的、新开发的郊区里，虽然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名字，但街上却空无一人，街道两旁没有住宅，没有人在这里生活，也没有人去真正使用这些名字。看来这些街道的名字都是由开发商直接一条龙起好的，这些街道名可能取自他们的家人、投资商、路人，甚至可能取自他们牙医最爱的那只猫。不难推测，这些街道日后或许会逐渐变得人丁兴旺，但它们终究是没有灵魂、转瞬即逝的，而且跟其他乏味冷漠的住宅区域毫无区别。因为它们没有历史，也从未建立过与语言和土地的联系。

本文作者Chi Luu是一位计算语言学家与神经语言学研究者。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