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尚先生Esquire 乔什 · 迪恩 (JoshDean)

译|张锐

第一次，DD以旧换新。

图片提供 / Prop styling by Alex Brannian for Bernstein & Andriulli

2012 年，汤姆 · 曼宁因患癌症被切除了阴茎。那时的他尚并不知道，为了给在战争中下体受伤的退伍军人带来希望，马萨诸塞医院和约翰 · 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们正致力于研发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们所欠缺的，只是一位志愿者。当曼宁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的人生再次发生了改变。

每当情绪不佳的时候，曼宁就会去想想他在波士顿一家康复机构遇到的那位 20 多岁的女士。那时，曼宁刚做完切除手术，而那位女士则已经处于癌症晚期。每每想到她，曼宁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并不算不幸。有时，在觉得回忆那位女士的方法不够有效时，曼宁还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法: 每当意识到自己开始自怨自艾时，他就会走到镜子前，狠狠地抽自己一记耳光，感受脸颊上火辣辣的刺痛。他会对自己说，你个笨蛋，别再这么想了!

但不管怎样，曼宁还是会时不时地回想自己是如何陷入今天这般境地。2012 年 1 月一个寒冷的早晨，这位 60 岁的银行快递员正小心翼翼地推着一辆满载沉重盒子的手推车从公司位于波士顿的办公室后面一个泥泞的斜坡向下走。突然间，曼宁的脚下一滑，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手推车及车上将近一百斤的文件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压伤了他的生殖器，并将一截结肠从肠壁挤出。

曼宁感觉腹部好像炸开了，但是当时的紧张反应减轻了最初的疼痛。一位送水员听到声响冲过去把他扶了起来。曼宁谢过他，告诉他自己没问题，然后吃力地走回员工休息室去查看伤情，中途还从更衣柜拿了干净的衣服。

锁好门，曼宁小心地脱下作战服风格的长裤、秋裤、内衣，每层衣服都浸透了波士顿泥泞的融雪。他看到，裤子前裆的纽扣因为撞击和挤压，像耙子一样卡在了他的生殖器上。紧张情绪缓解之后，他感到整个腹股沟开始随着心跳抽搐，疼痛难忍。虽然衣服上有血迹，但他无法判断具体是哪里出血，因为他的阴茎已经肿胀成原来的两倍大，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糟糕。

曼宁很健谈，平时说起话来就像是个滔滔不绝的话匣子。但他同时也是个擅长隐忍的男人，因此，他在和同事谈及此事时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公司那时正在裁员，而唯一了解曼宁做事风格的人当时有事缠身，不在现场。曼宁不想给老板见死不救的借口，更不想因此被解雇。与此同时，他也下意识地认为，伤痛会自行好转。于是，在观察了半小时后，曼宁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又回去工作了。

曼宁热爱他的工作。他所在的这家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其客户包括许多财富 500 强企业。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10 年，他的工作职责是在波士顿为这家公司运送机密文件。在这之前，他还干过一堆不相干的、无法给他带来满足感的工作，比如在棒球场当保洁监督，和一个朋友一起在犹太墓地挖墓穴，经营一家小型货运公司，倒卖批发鱼类，并最终在相关管理部门开始四处调查时停了业。他的日子一直还算过得去，这是母亲弗洛伦斯身体力行教给他的技能。曼宁一家生活在波士顿南部杂乱的多切斯特区，他和三个兄弟姐妹由一直全职工作的母亲一手拉扯养大。

在那之后的两个月里，曼宁依然没有去医院，而是自己进行治疗，用双氧水为受伤的部位消毒，口服阿司匹林止痛。但是，伤情一直没有好转: 阴茎依然惨不忍睹，那段结肠仍旧处于移位的状态，被压扁的睾丸则剧痛不止，令他彻夜辗转, 难以入眠。他已经连续四年半没有休假了，但他仍然坚持上班，每天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遇到困难时，他不得不求同事帮忙搬重物。

最终，3 月，在生殖器被“砸扁”8 周后，曼宁终于决定去哈佛大学的附属教学医院—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马萨诸塞医院—求助。这是那些沙特亿万富翁来美国求医的地方，曼宁想，再不会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

曼宁在医院待了 12 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们一拨接一拨地涌入他的病房，盯着他的下体指手画脚，触摸，拍片，并最终得出结论: 曼宁需要接受手术治疗。通过手术，医生将把他的结肠放回原处，并重建一部分的生殖器。这个过程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但在连续煎熬了几周之后，他终于有了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图片提供/马萨诸塞医院

2016 年 5 月，汤姆 · 曼宁从长达 15 个小时的手术醒来，他的身上多了一个从别人身上移植来的阴茎。他对身体的这一变化非常满意。四年前，他因罹患癌症被切除了阴茎。

手术之前，曼宁又去见了马萨诸塞医院最好的泌尿外科医生之一亚当 · 费尔德曼(AdamFeldman)。一番仔细的检查后，费尔德曼皱起眉头说“: 我想你的阴茎上可能有肿瘤。”

进一步的检查证实了费尔德曼医生的怀疑，曼宁被确诊为阴茎癌。这是一种罕见且极具破坏性的癌症，全美每年仅有差不多两千人会患有这种癌症。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侵人了大量阴茎组织，并且很快就会扩散到淋巴结进而遍布全身。一旦癌细胞扩散，曼宁必死无疑，即使幸运，存活期也只有 6 个月。费尔德曼医生告诉曼宁，放射疗法不能减缓扩散，最好的方法是切除他的阴茎。

曼宁眼前一阵发黑。如果切除了阴茎，他会不会看上去像个男芭比娃娃? 他会是波士顿唯一坐着尿尿的男人吗? 他还会有性高潮吗? 搞不好任癌症自行发展会是个更好的选择吧? 他想，毕竟每个人都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回到自己位于贝肯山的家中，曼宁开始了思考。他已经在这套两居室的公寓里生活了 32 年，他早已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他也不想让他的母亲弗洛伦斯、弟弟查尔斯、妹妹埃德娜和黛布拉担心，他们都有孩子、工作和各自的烦恼。他也不想告诉他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很可能只会拿他开玩笑。那时，曼宁没有约会对象，他也不是那种愿意给予对方承诺的人。与他交往的都是他母亲眼中 “不正经的女人”，比如模特、脱衣舞女，甚至还有一位“火箭女郎” 舞蹈团的成员。最终，没用多长时间他就作出了决定: 他不想死。为此，他告诉医生，他愿意放弃阴茎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2012 年春天，曼宁走进了马萨诸塞医院，那是他作为一个完整男人的最后一天。在几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接受了全身麻醉的曼宁一动不动地躺在手术台上。费尔德曼医生切除了他的阴茎，只留下大约 2 厘米的一小截，并在上面做了一个开口，以便插上排尿管。

苏醒过来的曼宁虽然在镇痛药的作用下昏昏沉沉，但一个疯狂的想法却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旋：既然医生可以将断手重接，可以移植整个面部—他看过一篇关于科学家在老鼠背上培养人类耳朵的报道，为什么不能试着用同样的方法培育出阴茎并且将它移植到人的身上呢? 晚些时候，当费尔德曼来察看他的恢复情况时，曼宁用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兴奋地同医生打招呼“: 嘿，医生，如果你们要移植阴茎的话，我愿意当你们的小白鼠。”

当时美国尚没有将阴茎用手术方式从捐赠者身上移植到接受者身上的先例。直至去年，全球只有两例试验: 一次是在 2006 年，另一次是在 2014 年。第一个案例的记录极为不详，最流行的版本是: 手术很成功，移植器官的状况良好，但是这名 44 岁男子的妻子每每想到丈夫身上的性器官来自另外一个男人都会感到惊慌失措。最终，他们又要求将移植的器官切除了。第二个案例的记录更详细，并且移植成功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位于南非开普敦的泰吉堡医院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为一位 21 岁的青年施行了阴茎移植手术。这名男子在接受传统割礼时不慎感染，而导致生殖器被整个切除。

手术团队图为部分手术团队的合影

历经 15 个小时的艰难手术，他们终于为曼宁接上了新的阴茎。

手术后，曼宁曾经读到过这两个移植案例的报导，但他不知道，为他切除了男性特征的那家医院正酝酿施行美国首例阴茎移植术。

这一项目始于 2012 年底的一场关于手部移植的讲座。在讲座之后的论坛上，演讲者、马萨诸塞医院整形外科专家柯蒂斯 · 凯特罗 (CurtisCetrulo) 博士协同他的同事、著名泌尿外科医生狄更 · 高 (DickenKo) 和与会的一位前同事进行了交谈。这位如今在美国海军担任医生的前同事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非常常见的现象—下半身爆震伤。如今，野战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凯夫拉防弹衣可以使许多士兵不再因为受到很多曾经致命的外伤而死亡，这意味着更多士兵能够活着被送到军队医院接受治疗，而他们的受伤部位多数都集中在躯干以外的部位，如脸、四肢。此外，因为简易爆炸装置的泛滥使用而造成的士兵下体部位的毁灭性伤害也很常见，因为这种炸弹的碎片向上飞溅，可能会炸伤腹股沟。在这位军医看来，下体的伤害尤其残酷，因为目前尚没有能够修复这类创伤的有效手段，受伤的士兵们只能默默忍受永久的折磨。

此前的几个月中，凯特罗和狄更 · 高一直在讨论阴茎移植的可能性。凯特罗说，他们很早就意识到，移植术有可能会为那些失去生殖器的人——他们之中的多数都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病人万念俱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与前同事的这次交流为凯特罗和狄更 · 高的研究注入了催化剂，他们不约而同地想: 一定要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据凯特罗介绍，当时，因为外伤和癌症而失去男性生殖器的病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治疗是非常粗糙的再造术。“医生从病患的胳膊或者腿上取一部分软组织，然后将其卷起来裹在皮肤里从而使它看起来像是个外生殖器。”但实际上，这样制成的 “阴茎” 不仅看上去像是根裹着肠衣的熟肉制品，还很容易感染。尽管许多接受者确实体验到了性冲动的回归，但在没有假体植入的前提下，就无法完成勃起。与此同时，这些病人站着排尿困难，也几乎不可能有性生活。

在美国，凯特罗和狄更 · 高不是唯一想要做此尝试的团队。2015 年，约翰 · 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个医学团队宣布，他们计划为一名士兵施行外生殖器移植术。这位患者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遭受毁灭性下体伤害的近 1400 名士兵中的一员。不过，最终能够决定这两家医院中的哪一家称为第一个施行移植手术的，却是谁能够率先通过审批程序、找到匹配的病人和捐赠者。

由于面部和手部移植术的发展，男性外生殖器移植手术所需要的技术早已经就位。这一技术被称为“带血管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简称血管复合移植(VCAs)。肾脏或肝脏几乎是由同一类型的组织构成，与之关联的器官和组织也很少，移植基本上是一个即插即用的过程。而 VCA 不但涉及不同的人体组织(上皮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还需要将血管连接起来。男性外生殖器移植手术就属于VCA范畴。

器官移植存在着风险，但对于心脏这类至关生死的器官来说，已知的风险足以被移植的好处抵消。没有了正常工作的心脏，病人会失去生命，但如果缺了一只手、一张脸或者生殖器，他们的性命并无大碍。因此，医生需要考虑病人能否愿意在忍受手术的痛苦之外冒手术失败的风险。即便手术成功，病人也可要终身服用损害肾脏的免疫抑制剂。此外，移植来的器官要比原来的更容易损耗、衰竭。

尽管存在这些顾虑，凯特罗和狄更 · 高仍然坚信，阴茎移植是值得去冒险尝试的。为此，他们准备了三年多时间，包括起草手术协议，请教同行，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等。他们不仅要四处筹措移植所需的费用，还要指导器官移植顾问如何与捐赠者的家庭交谈，因为捐赠者的家属很有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医院想要他们亲人的生殖器。

2015 年 12 月，他们终于获得了马萨诸塞医院的手术许可以及两次移植的手术经费。当他们开始寻找第一个志愿者时，费尔德曼医生向他们推荐了曼宁。

此时，曼宁已经在没有阴茎的状态下生活了 4 年。那段日子的记忆已不再清晰，他只记得前前后后共接受了 5 次手术: 修复结肠和隔膜，切除阴茎，修复造成他两天不能排尿的“堵塞”，治疗导致他的睾丸肿得如垒球般大小的血肿。

第五次手术尤其痛苦。为了检查癌细胞是否扩散，费尔德曼医生剥开了曼宁大腿根部和腹股沟的皮肤和肌肉，从淋巴取了活体组织进行检查。这一手术的破坏性很强，令曼宁在康复机构休养了近一个月。但真正折磨他的不是疼痛而是焦急的等待，因为活检结果需要约两周时间才能得出。在这段期间里，他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自己放弃了命根子之后是否依然难逃癌症的死劫。

当他的手机屏幕上跳出费尔德曼的号码时，曼宁以惊人的速度接听了电话。“切干净了”，医生兴奋地说。曼宁沉默了足有一分钟才想起，他应该对这位医生说点什么，然后他嘟囔了一声“谢谢”。

现在，他终于可以将注意力放在新的关注点上。他的外生殖器官只剩下睾丸和 2 厘米左右的残余阴茎，他必须坐下来小便，也不再有性高潮，无论是通过自慰或者是性生活。曼宁只能无奈地接受了命运—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选择呢? 不过，那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中盘旋着: 某天，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某个人想要尝试阴茎移植术。

曼宁买了本医学教科书，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阴茎的内部组织构造。阴茎的横切面看上去像一个蜂巢，血管和神经贯穿内部。盯着透视图，他在脑海里按照自己的方法想象着移植手术的过程: 为了确保血液流通，他需要一个微型的管状支架。“它要比鸡尾酒吸管还要细得多。”他这么想道。

在能够行动自如之前，曼宁始终没有找到工作。他搬出了自己的公寓，和退休的母亲弗洛伦斯住在一起。

截肢部位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但那次意外造成的疼痛却没有减轻，他的睾丸时不时会抽痛，就好像每天都有人在他的裆上踹了一脚。唯一有帮助的是神经止痛药，他每天服用三次，但剂量却不足以帮助他整晚安睡。医生们乐意给他开更强的止痛药，但是他却不愿对药物产生依赖——他始终没有养成任何瘾，甚至连烟都不抽。只有在疼痛实在无法忍受时，他才会服用药箱中的奥施康定片(一种强效镇痛药)。与此同时，只要遇到一个愿意听他倾诉的人，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对方，希望有一天能够接受移植。

“女士们，我很可能是美国最危险的男人。这个 65 岁的男人长着年轻男人的那话儿!”

2016 年 2 月，费尔德曼又一次打来了电话。曼宁预感到又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癌症复发，他只有几个月生命...... 他深吸一口气，接起了电话。“你对移植还感兴趣吗?”费尔德曼问。这一次，曼宁的反应不再像之前那样犹豫。“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来吧!”

首先，曼宁需要接受一系列耗时漫长的检查，以确定他的身心能够承受 VCA 手术。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都非常谨慎，因为目前尚没有足够的数据和文献帮助他们了解这类手术有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费尔德曼医生他们了解到，曼宁非常能忍，他会下意识地隐瞒一切有关病痛的事情。对于一种全新的手术来说，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手术的结果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成功—一个全新的好使的阴茎; 失败——搞不好连现在的那一小截都保不住。实际上，并非所有的 VCA 手术都能按计划而行: 1998 年，新英格兰地区的一名男子接受了美国首例手部移植，但在三年后他又请求大夫将其切除了，因为他对移植的手产生了“心理疏离感”。2012 年，弗吉尼亚州一名男子接受了大范围的面部移植，但两年后人们发现，他经常会通过饲管往胃里注射威士忌，直到不省人事。

确定了曼宁的心理稳定性后，凯特罗和狄更 · 高坦率向他介绍了手术的各种风险: 手术可能失败; 更糟糕更复杂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发生;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需终身服用抗排斥药; 而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手术没有成功，他和术前没什么区别，仍旧是一个没有 “鸡鸡” 的男人。不过，曼宁并没有被这些风险吓倒。他想: 你现在有了一个机会，你要把握它。这样的话，至少你在今后可以对着镜子说“: 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没有遗憾。”

医生们为此次移植手术设立了三个目标: 恢复阴茎的外观、泌尿功能和性功能，但他们却不能为任何一个目标打保票。曼宁能够感觉到凯特罗和狄更 · 高在担心，万一手术失败，自己会如何反应。为此，曼宁向他们保证，他不会怀恨在心。因为他不是在想不想接受移植手术这件事上做选择，他根本就没有选择。

四年来，弗洛伦斯一直在担心，儿子整天谈论移植的最终结果只不过是失望。听到曼宁将要接受移植手术的消息时，她很兴奋，但也非常现实。“保持积极，汤米，”她对儿子说，“但别期望太高。”曼宁开始为频繁地去医院进行检查设立了时间表，这意味着他需要向公司请假，需要向老板们如实说出事情的原委经过。总体来讲，老板们的反应非常震惊: 他竟然能在没有外生殖器的情况下坚持着生活了四年!

移植手术的另一个问题是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因为要想等到合适的可以移植的器官出现，往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而手术的时间也需要根据器官提供者的死亡时间来确定。一个可接受的器官需要满足几个要求，包括肤色、血型以及一系列疾病筛查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在寻找可以移植的男性生殖器官。用新英格兰器官库首席执行官的话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

2016 年 5 月，器官库开始与两位潜在捐赠者的家庭接洽，这也是美国的器官库首次向捐赠者家属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捐赠亲人的阴茎。令大家惊讶的是，两个家庭都同意了。最终的检查发现，其中一位捐赠者的器官不适合移植，但另一位的却能完美匹配。这位捐赠者来自缅因州，是一位年轻的男子。

通常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确定器官移植手术的时间，因为人们不能预料捐赠者何时逝世。为此，医生需要时刻待命。接到通知的时候，狄更 · 高正在美国西海岸参加一个泌尿科会议。他匆忙地赶到机场，乘上最早的一个航班返回波士顿，直到曼宁的移植手术接近完成才回来继续开会。凯特罗则和一支由外科医生组成的团队赶往缅因州，他们不仅带回了捐赠者的阴茎，还获得了他的心脏、肺、肝、胰腺、肠和肾——除了帮助曼宁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外，这位年轻男子的器官还将拯救六条生命。捐赠者的父母要求不要透露他儿子的信息，他们在简短的声明中说，捐赠是“痛苦时刻做出的有益决定”。

在马萨诸塞医院，医护人员为曼宁做好了术前准备并将他推入手术室。13 位外科医生参加了这一耗时 15 小时的手术。一名显微外科大夫小心翼翼地将贯通捐赠器官和曼宁身体的 5 根血管及 2 根主要神经缝合在一起，并用一根导管将两部分的尿道连接起来。

母亲节那天的中午，曼宁在 ICU 中醒来，发现他的手臂被束缚着，以防止他本能地伸手去触摸手术部位。为了保持透气干燥，伤口没有包扎，只有几层纱布放在上面，以防手术部位感染。开始的几天，曼宁非常害怕，不敢往下看。而当他低头去打量手术的结果时，他发现腹股沟部位像是被汽车轧过一样血肉模糊。续接的部位严重肿胀、变色，根本看不出有男性生殖器的样子。医生不停地告诉他，手术情况良好，但显然他们和曼宁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同。一个星期过去了，曼宁终于鼓起勇气看了第二眼: 肿胀消退了，缝合部位正在愈合，虽然看上去仍然奇怪，但已经好了许多。他很高兴地看到，那个移植来的阴茎和他原来的尺寸几乎一样大。

外科医生们自始至终都很乐观: 血流似乎很正常，而且也没有排斥反应的迹象。外观恢复了，下一个目标是排尿。三周后，狄更 · 高拔除了导尿管，曼宁可以非常自由地排尿了，尽管他还得采用坐姿对着一个瓶子完成这一过程。再过了几周，真正的考验终于到来了，曼宁将要完成四年

来从未实现的动作: 站着排尿。要达到这个目标，他需要控制排尿的时间、速度和角度。为此，狄更 · 高在办公室洗手间的小便池里放了一个塑料靶子，对曼宁说，向它射击，然后走了出去。

曼宁解开裤子，瞄准目标，准备开火。“我要集中靶心，”他想，“我一定要击中那该死的靶心!”尿液开始流出，直射到目标之上，水柱力量强劲，仿佛刚刚憋了几个小时尿的壮汉的壮举。“好极了!”他大声喊道，把等在门外的狄更 · 高博士和同事们逗得放声大笑。

手术尚需实现的第三个目标是恢复性功能。曼宁的阴茎是否还能够勃起，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因素。在正常情况下，当大量血液流到阴茎海绵体内，这一器官就会勃起，肌肉和组织相互作用，使血液潴留在海绵体内，器官会保持勃起状态。医生说曼宁的血流尚好，这意味着勃起不是问题，但僵化的组织却不能维持足够的硬度。这种情况在接受前列腺手术的病人身上很常见，也是曼宁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术后不久，曼宁开始服用一种名为西力士的药来刺激血液的流动，而他服用的免疫抑制剂中还有一种可以促进神经再生以恢复知觉。“我们称之为阴茎康复，”费尔德曼医生说。迄今为止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曼宁的新器官偶尔会有种麻刺感，就像是睡着时一脚踏空。有几次，他觉得他的那个地方似乎充血肿胀了，尽管它事实上没有。“那种感觉是存在的，”曼宁说，“只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西力士不能达到有效改善勃起障碍的目的，还有其他措施，例如负压泵或假体植入。“他们有的是办法，”曼宁说。术后恢复病房的护士们经常和他开玩笑，问他是否知道有多少女人会想和美国第一个阴茎移植者睡觉，而他则希望能用这样的话回应他们“: 女士们，我很可能是美国最危险的男人: 65 岁的男人长着年轻男人的那话儿!”

曼宁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他总会下意识地避免做任何深刻的反思，当被问及为什么会认为失去阴茎后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时，他往往会转移话题 “: 如果是你，你会是怎样的感觉?” 然后就此打住。有时，他也会拿自己的感受同其他有着类似情况的人做类比。比如，乳房被切除的女性之所以要接受乳房重建手术，并不是因为她们真的需要乳房，而是因为她们感觉自己不完整。

目前，曼宁每天要服用四十粒药，预防排斥反应和感染。药物的副作用和长时间缺乏体育锻炼令他的体重增加了。曾经被压扁的睾丸仍然会在半夜把他痛醒，他下楼困难、视野模糊、健忘，过去他能将《波士顿环球报》从头到尾看完，而现在，能集中注意力看完头版就已经很不错了。他疯狂地渴望着再次工作，但他知道现在这是不可能的。

曼宁最大的抱怨是免疫抑制剂导致的肢体颤抖，这种症状最终会减轻，但永远不会消失。他想了一些办法控制，如将双手扣在一起，或紧握椅子的扶手。但是如果让他把手掌伸平，手依然会抖得很厉害。“这些药把我折腾得够呛，”他说。他拿起一支笔，慢慢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看上去十分潦草。

2016 年感恩节后不久，我和曼宁在弗洛伦斯家厨房的餐桌旁见了面。这是一幢由两栋活动房连在一起的住宅，位于一个整洁的拖车公园内，四周冷杉树郁郁葱葱。白天多数时间，曼宁躺在躺椅里，费劲地读着报纸或者看有线电视新闻。每周他还会去一次麻省总医院抽血化验，顺道看望他日益庞大的医生队伍，包括凯特罗、狄更 · 高、费尔德曼，以及一位名叫克里 · 坦里库特的生殖专家。

曼宁的母亲已经 83 岁了，但看起来要年轻十岁。她尽最大努力减轻着大儿子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由于医生叮嘱曼宁严格防止手术部位拉伤，她一人扮演了管家、厨师、司机和护士的角色。她想知道一切关于他的康复的细节，不管它们有多让人感到不舒服。起初，曼宁感到难以启齿，但他很快就打消了顾虑。“放下面子是件很轻松的事情，”他说。

弗洛伦斯说，他们之间唯一一次争吵是关于食物的。曼宁必须严格限制饮食以控制血钾浓度，可是他又总忍不住想破戒。他每周有五天的早餐是一碗玉米片，另两天是炒鸡蛋，他可以吃少量的鱼、鸡肉和蔬菜，水果只能浅尝辄止。偶尔曼宁可以放纵自己，享用一碗他最喜欢的冰淇淋。绝大多数时候，他的甜点只能是无糖果冻。“感觉我仍在医院，”他说。

曼宁焦虑地期待着下一次手术。不过，这次手术的部位不是腹股沟，而是心脏。2016 年，曼宁在术前接受可移植性检查时有一项结果不达标: 心脏压力测试显示，他的主动脉瓣发生了钙化。医生们允许他接受移植手术，条件是他术后必须立即处理心脏问题。医生们警告他，心脏病随时可能发作。在本文刊载之前，医生将切开他的胸部，用从猪或小牛身上取下的部位替换损坏的动脉瓣。开胸手术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而对曼宁来首，风险更大，他必须停用一些抗排斥药，并且他很有可能在短期内需要做透析治疗。

在曼宁看来，这不过是另一个小问题。他希望在手术完成后尽快恢复体力，减掉增加的体重，恢复更为积极的生活，他还希望能重新回到银行为其运输机密文件。

曼宁知道，他是全美最不幸、但同时又最为幸运的人之一。“如果没有那次事故，医生就不会发现我的癌症，”他说，“因为移植，他们又发现了我的心脏问题，而这也是我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发现的。”他因为偶然被救了两次。“我曾经觉得自己要死了，但我今天还活着，”他笑着说，“这一定会让一些人失望。”

图片提供/马萨诸塞医院

外科医生 狄更斯·凯尔 (Dicken Ko) 左 医学博士

马萨诸塞医院泌尿器官移植外科 医生，负责肾脏移植手术，主要 研究移植耐受模型以及移植费用 的经济学分析

柯蒂斯·凯特罗(Curtis Cetrulo) 右 医学博士

马萨诸塞医院整形外科医生，移植手术医生，主要研究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应用。

“如果没有那次事故，医生就不会发现我的癌症，因为移植，他们又发现了我的心脏问题，而这也是我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发现的。”

患有阴茎癌的男性通常需要切除生殖器。在美国，因为作战或者操纵大型机械发生事故导致失去阴茎的可能性远超出预期，同样，那些走在街上但没有生殖器的美国男性人数也远远高于人们的想象。“你没有听说过，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说。”狄更 · 高说。

但是曼宁有不同的感受，他在手术五天后就在医院接受了第一次采访。(“我们被记者包围了，”狄更 · 高说，“但我们当时并没指望汤姆会有多好的表现。”)四个月后，他坐上火车去纽约录制了 “奥兹医生秀” 的一期节目。在那之后，曼宁一直在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喜欢开玩笑的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托玛斯 · 丁丁。

“我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说，“我只想做一个正常人。”他竭力避免成为笑话的笑柄。“我和人们谈论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们会说，’哦! 哇! 伙计，恭喜你!’”他说，“但在背后，很多人认为我是个怪胎。”他认为，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男人无法想象失去阴茎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更不用说那种渴望一个新的阴茎的感觉了。“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来自任何种族的男人，‘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个男人?’我敢打赌，阴茎肯定排在第一位。”

如今，曼宁正在寻找一个可靠的平台为阴茎移植代言。他应邀出席了在波士顿富裕的海滨地区举行的退休老总聚会。而曼宁的外科医生还对他说，一旦移植器官彻底长好，他们将一起前往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沃尔特 · 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看望受伤的退伍军人。这些人很可能将来会从类似的手术中获益。他们甚至可能会去游说国会给军人拨款治疗他们的下体伤害。虽然曼宁决定在老兵们面前如实相告，向他们讲述手术的艰难、恢复期的痛苦，药品和副作用以及心理上的郁闷，但他仍然希望让这些人知道，手术潜在的好处是巨大的。它会让一个年轻人再次赤身裸体地站在人前并且不会感觉难堪，他可以扎着排尿。而如果一切顺利，他还会拥有性生活，甚至可以无需凭借医疗辅助成为一名父亲。

那位曾经成功施行阴茎移植手术的南非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没有阴茎的人同死人无二。而一旦你能为他们赋予新的阴茎，你就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曼宁从未觉得自己死了，但他想，如果这种悲剧发生在自己年轻时，他的反应一定会截然不同。他庆幸自己老了，前几十年他已经荒唐够了，而他也无需再像在三十来岁接受移植手术的人那样整个余生都要服用抗排斥药物。年轻病人将承受更大的药物折磨，也将面临更大的心理挑战。不过，曼宁仍然希望那些想要放弃希望的病人能够从他的故事中得到启示。

如今的曼宁努力不去想和性有关的事情，因为这目前还不是他可以选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接受生活中没有性高潮。他期待约会。他曾经婉拒了一位女性的求欢 “: 如果我现在答应了你，你会失望的。” 曼宁说，如果能再次过上性生活，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凯特罗和狄更 · 高，然后跑到最近的窗口，像年轻的弗兰肯斯坦一样大喊 “: 它真的好使!” 有时候他甚至会想，当一个女人和他发生关系时，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和两个男人——他和器官的捐赠者——同时发生关系呢?

虽然永远都不会知道捐赠者的名字，但曼宁常常会去想起那个人。在看到自己新长出来的阴毛、发现它的颜色要比他之前的更黑亮几分时，他更难以克制这种冲动。

约翰 · 曼宁永远也不知道这个移植来的新器官能在他身上保留多久，因为排斥反应随时可能发生，死亡也可能随时降临。但他知道，至少自己尝试过了。他时刻提醒自己“: 你不再是从前的你，但你永远也不要忘记曾经的经历。命运把你击倒了，但你又活生生地站了起来。你没有放弃，是个好小子!”

本文内容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四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