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环球YOLO精英 周元

编辑 | 美龄

6月12日，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荣誉院士称号，以表彰他对中国和世界文学的贡献。同时，成立以莫言命名的国际写作中心。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院长罗伯特·埃利斯与莫言一起，为“莫言国际写作中心”的牌匾揭幕。

莫言是该学院自1810年创立以来第十位“精挑细选”的荣誉院士，此次也是牛津大学历史上首次以中国人命名学术研究中心。莫言将出任该写作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苏童和余华受邀成为首批驻校作家。

即使距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已经过去了七年多，莫言依然是当代中国最受瞩目的作家，从未远离过公共舆论的中心，互联网时代，他的言行被无尽放大：一会儿是中国的“诺贝尔奖英雄”，一会儿是抹黑国家的暗黑书写者；一会儿是鼓与呼的“民族良知”，一会又是圆滑逢世的“话语媚客”……

在众多场合，莫言只能选择尽量沉默，一如他的名字一样。提及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他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第一次发生关系。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只能作为一种习惯来承受它。”

无论莫言说什么，他都在不断被解读、被关注，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读者和文坛对他再推新作的期望一直很高，但莫言并不算高产，他愿意一遍遍打磨修改，因为在他看来，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是任何奖项无法替代的，“这不是因为读者，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自己对小说追求完美的愿望。”

1955年，原名管谟业的莫言出生在高密县大栏乡平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年幼的他几乎瘦成一根豆芽，“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过，甚至连煤块都敢啃，“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

家里虽然穷，父母还是咬牙送莫言去读书，后来因家庭成分不好，回家务农，主要从事农业，比如种高粱、种棉花、放牛、割草。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

莫言喜欢看书，没有书的时候他也会看《新华字典》，尤其喜欢字典里的生字。后来，莫言靠着《中国通史简编》这套书度过了农村劳作的漫长岁月。他时常自言自语，但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念叨什么，这让家人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莫言萌生写作的念头，原因很简单，就是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1976年，莫言经过4次报名后终于如愿参了军，在部队中，他干过保密员，也当过图书管理员，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1981年，莫言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在处女作发表大喜事的鼓励之下，他继续不断地写作，然后连续投稿，然后发表。

1982年，莫言被提为正排级干部，并在第二年被调到北京的部队。这一年，他的作品《民间音乐》得到了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赞其有空灵之感。之后，著名作家徐怀中也看到了这篇《民间音乐》，十分欣赏，破格给了莫言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考试的机会，莫言顺利通过考试，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

1985年，莫言因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汪曾祺、史铁生、李陀等人对此都高度评价，更有人将其称为是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也是这一年，莫言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凡是触及故乡，他似乎都有写不尽的话。

第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横空出世，引发强烈反响。莫言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小说的主角，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之后，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专门从太行山电影《老井》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和莫言商议电影《红高粱》的改编权。在张艺谋看来，纯朴的生命中展现自然的艺术，美轮美奂，令人神往。当时，莫言对张艺谋提出的改编也没什么要求，“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也是这部电影，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2000年，《红高粱》被《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对于作家而言，写作和作品是永恒的主题。在莫言看来，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爱好者，还是应该先写自己最有体验的事情，跟自己切身最为相关的事情。“你要持续不断地写作，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就必须回到自己的记忆当中去、童年当中去、故乡当中去。”

莫言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抵抗式的写作，常引人注目，让很多人咂舌，比如《红高粱》《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等。1990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量的累积，“我的那种有意识的抵抗越来越少，回忆和温情变多，但还是会有争议，比如《丰乳肥臀》。到1998年以后的写作，我变得更低调，甚至说要大幅度往后退，有意识地压低写作的调门，比如《檀香刑》。2000年以后，我觉得无论刻意地对抗，还是刻意地低调，都是故作姿态。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生阅历，所谓求放心，跟着我自己的心去写，寻找一种长篇小说的大气象、大开合、大怜悯、大慈悲和大解脱，就有了《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

对于莫言，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予的评价是：“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并不否认魔幻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但他却拒绝成为第二个“马尔克斯”。“高密是我的故乡，童年的经历是我独有的，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现象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想成为某个作家的翻版，既想写普世的价值，又想写出属于中国独有的特色。”他说。

无论是在获诺奖之前，还是载誉归来之后，莫言始终认为，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结婚两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女儿管笑笑。

管笑笑6岁之前一直跟母亲住在农村。1995年，管笑笑和母亲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庭氛围的浸染，管笑笑自小也爱读书，大一就创作完成长篇小说《一条反刍的狗》。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后来这部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一对父女作家，给文坛平添了段佳话。

成名之后，莫言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好父亲的责任，如今陪伴家人的时间愈发少了；自己扎根农村，是个农民，如今在城市中参加各种活动，有时也身不由己；奖项是短暂的荣誉，一个作家还是需要拿出更多的作品……

无论是7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如今当选牛津荣誉院士，并在牛津大学历史上首次以中国人命名学术研究中心，莫言始终被关注、被阐释，一直处在舆论漩涡之中，“我非常企盼着，我现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企盼着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一旦出现以后，热点、焦点都会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