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论你在今年的石墙暴动（The Stonewall Riots）50周年纪念活动里有何见闻，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它其实算不上是点燃同志（gay，如无特别说明，下文的“同志”均指同性恋者，与英文中的语境类似，它主要指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包括女同性恋者或其他性少数群体——编者与译者注）权利运动的导火索。故事已经是众所周知：纽约警察突袭了一间由黑道开设的同志酒吧，引发了三天三夜的暴动，并进而催生出全球的同志权利运动。事实上，将LGBTQ的历史划分为“前石墙”和“后石墙”时期的做法——不仅流行于美国，欧洲也采纳了它。例如，英国的积极分子可以加入“英国石墙”（Stonewall UK），而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同志游行则称为“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以呼应纽约那条同名街道上发生的暴动，那里的石墙酒吧如今仍然存在。

但早在1969年6月28日清晨以前，也曾有过多次LGBTQ群体对抗警察的反叛行动，以及早期的“同志力量”呼声和暴动。石墙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全国范围内的同志都打算公开地纪念它。它不是第一次反叛，而是第一次被冠以“第一次”之名，这一命名的行为才是关键。全国联动的积极分子纪念活动，表明了LGBTQ运动的力量在整个1960年代都有较快的增长，而不只是由一场暴动点燃。暴动当晚和酒吧里的故事后来成为全球同志反叛的象征，则是集体记忆如何运作以及社会运动如何以组织形式来纪念其成果的问题。

社会学家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 Armstrong）和苏珊娜·克雷奇（Suzanna M. Crage）对早先美国各大城市警察对同志酒吧的突袭及其引发的抗议反应有详细的记载——包括一些地方性的成果——但它们都淡出了当地人的记忆，没有引发持久的纪念活动，或者未能激发其它城市的积极分子的响应。

例如，旧金山的积极分子就针对1960年代早期警察对同志酒吧的突袭而发起过运动，运动在1965年的新年夜彩球活动中达到顶峰，最终迫使警察局长去职。这场新年夜里的突袭引发了广泛的媒体关注，收获了异性恋者的支持，在激励本地的积极分子上也是有功的，但后来却渐渐被遗忘了。1966年，同样是在旧金山，LGBTQ群体在康普顿自选餐厅（Compton Cafeteria）发起暴动，砸烂了一台警车上的所有窗户，四处放火并且在这家与警方密谋串通的餐厅外拉起了警戒线。不过，市里的建制派同志群体并未参加此次暴动，且有意与跨性别者、街头青年及其在幕后策划“暴力”抗议的政治组织“先锋队”（Vanguard）保持距离。

同志权利运动积极分子得势的美国城市并不只有旧金山一处。在这之前的1951年，洛杉矶就成立了首个全国性的同志权利组织“玛塔欣协会”（Mattachine Society），并且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了分会。1960年代后期针对洛杉矶酒吧的突袭也激起了反抗。例如，1967年警方突袭黑猫酒吧（Black Cat）就引发了400余人的游行，并得到了晚间新闻的报道。这场游行对全国名列前茅的LGBTQ杂志《倡议者》（The Advocate）的创立有重要意义。黑猫游行尽管得到了支持墨西哥裔与黑人民权的异性恋活动家的支持，但却没有引发更大范围内的联动，且没有得到纪念。当警察再次来到洛杉矶的斑点夜总会（The Patch）时，顾客立即展开反击，游行前往市政厅献花并且高唱公民权利颂歌《我们终将得胜》（We Shall Overcome）。然而过了一年之后也没有任何纪念活动。洛杉矶的积极分子确实在警方在多佛宾馆（Dover Hotel）殴打一名同志并致其死亡的周年祭那晚举行了追悼活动，但仅有120人的集会和前往警察局的游行并未引发其它城市积极分子的响应。此后的游行则被归入到了石墙事件的纪念活动中。

在石墙暴动之前的时期，东海岸的积极分子也有不少动作。在华盛顿特区，LGBTQ老兵选择五角大楼作为其抗议地点，得到了全国性电视台的报道，其标语“同性恋公民一样想要为国效劳”也上了电视。随后的游行指向了白宫和联邦各机构办公室。玛塔欣协会1966年在居氏酒吧（Julius’）组织了“抿一口”活动（sip-in，其过程是进入酒吧，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点一杯酒，看店家是端上来还是拒绝，以决定是否起诉之——译注），取得了一些法律上的成果，保障了同性恋公众集会的权利。不过这些行动都没有引发人们的纪念，不管在当地还是别的城市都是如此，这促使学者开始考察前石墙时期的抗议活动。学者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纪念？

不过前石墙时期确实有一场关于同志民权的年度纪念活动，且它很好地例证了石墙事件之前的同志政治的崛起和变迁。从1965年开始，费城的LGBTQ积极分子每年都会在国庆日前往独立大厅集会，抗议州当局对同性恋者的待遇。衣着整齐的男性和女性携带制作精良的文字标语，庄严地经过这座标志性的建筑，《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正是在这里经过辩论并签署通过的。这些“年度提醒者”（Annual Reminders）乃是纽约、华盛顿和费城三地积极分子联动的结果，体现出1960年代同志权利活动家的地区性联合在不断加强。不过，这些不为人知的活动在石墙暴动后一周之内就大白于天下了，之后费城的积极分子又于1969年投票决定，将1970年的纪念活动从在独立大厅集会改为了以街头游行来庆祝石墙事件一周年。

在黑人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和针对越战的抗议的影响下，同志政治在1960年代晚期变得更加激进化。倡导“同志力量”的激进组织在1960年代已经出现，石墙酒吧所在的格林威治村也是其活动范围。这些新一代的积极分子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前人的行动过于保守，就此抹杀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以至于整个运动的功劳如今都被归到了石墙事件头上。

石墙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组织者决定开展纪念活动，并打算将其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在一场1969年11月举行的会议上，地方上的积极分子打破了费城“年度提醒者”的温良恭俭让形象，发誓要争得石墙事件周年纪念日的游行许可，并称这一天为“克里斯托弗大街解放日”。这些组织者还与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同志群体接洽，后者也很快就同意了对发生在别处的一些事件进行纪念，这部分是因为它是少数获得媒体报道的LGBTQ抵抗行动，其中包括全国性的LGBTQ出版物和《纽约时报》。

这种媒体报道自身就源自地方上的LGBTQ积极分子和新闻记者的关系——以及石墙酒吧距离《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报社很近这一事实。有趣的是，旧金山的积极分子拒绝加入纪念，因其已经从当地的政客和神职人员那里争取到了一些好处。一名成员回忆说，“我不认为应该去纪念一场暴乱。”只有一群人以独立身份参加了纪念，且在地方上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旧金山如今却是美国最大规模的同志骄傲游行的发起地之一。1970年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三地联动的游行，为史上首次同志骄傲游行，且把一项理念推向了全国——传播到了美国的116个城市以及世界上的30个国家。

这场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可谓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现象，而不局限于暴动本身。如同阿姆斯特朗和克雷奇所言，“若没有这些各地的同性恋者组织，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就根本不可设想，它们中的许多还只是在1960年代晚期才成立的。”石墙事件是“同志解放的成就”，而非它的原因，也是集体记忆和集体行动的成果，尽管它不算LGBTQ群体的首次暴动或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成就采取的形式是颇为欢乐的游行，而不是类似于费城的年度提醒者那样的庄严肃穆的集会。社会学家凯瑟琳·麦克法兰·布鲁斯（Katherine McFarland Bruce）在其对美国骄傲游行的历史的详细梳理中将其描述为，“筹办者认定，游行的形式是容纳多元成员、创造促使人们团结的积极情感体验的最佳途径。”一名早期的组织者提到，“比起宣泄怒气，一场有趣的游行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不同于年度提醒者向州当局宣示同性恋和异性恋公民的相似性，游行的参与者赞赏彼此之间的差异，且目标在于改变想法，而不是法律。

当然，石墙事件也有其独特之处。历史学家大卫·卡特（David Carter）在详细记载酒吧与当晚事情经过的历史著作里就列出了不少：它是唯一一个仅因警方突袭酒吧就引发了多日暴动的案例；它是唯一一次发生在LGBTQ群体聚居区、因而可能吸引众人参与抗议的突袭；这间酒吧规模为全市最大，且地处交通枢纽，周围有许多可用来向媒体报料的公用电话。

但卡特也提到，这场暴动并非无可避免，它只是美国处于上升阶段的同志权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譬如，纽约也有许多同志积极分子“具有所需的专业技能，足以担当领导者来塑造和指引整场活动”。他尤其把功劳归诸于包括石墙和旧金山康普顿自选餐厅在内的一系列暴动，它们发生于一段自由化时期之后的警察突袭期间。在旧金山，康普顿餐厅的顾客之所以敢于反击，是因为该市市政当局在前石墙时期就对同性恋有了一定的开放措施，使得他们有了希望。在纽约（亦即石墙暴动发生地），警察的突袭似乎与该市处于持自由化立场的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治下这一事实有些不匹配。正如卡特的总结所表明的，“革命倾向于在一段时间的自由化之后发生”。

积极分子们在今年纪念石墙事件时，或许也应该为明年的活动制定好计划了，2020年又是首次同志骄傲游行的50周年纪念。在奥巴马时代的自由化之后，美国又一次处于一个收紧（retrenchment）的时期。而这意味着，1970年即便不是首次LGBTQ抵抗行动的发生年，就其作为首次全国性的LGBTQ纪念活动发起年而言，也是应当予以铭记的。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