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的企业正在推行或考虑推行本地化策略，而在决定投资目的地时，近60%的投资者并不是从国家层面开始，而是先选择意向投资区域，或者从全球角度分析投资某个城市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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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王宇 周鹏远
（王宇，全球合伙人，科尔尼大中华区政府与经济发展业务负责人；周鹏远，科尔尼高级项目经理，科尔尼全球区域发展与公共事务课题资深专家）
伴随全球经济体系遭遇近二十年来最大的“孤岛化挑战”，各类地缘政治风险卷土重来：中东地区纷争升级、俄罗斯和欧洲主要国家矛盾重重、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权利竞争等；主要经济体内部的政治风险也不断激增；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府使投资者感到不安，有反竞争和干涉主义政策的倾向；此外，监管框架也南辕北辙。
在此背景下，近期中美经贸争端加剧，更是为很多中国城市管理者带来疑问——全球经济体系在“全球化”与“孤岛化”摇摆的当下，城市当局究竟能多大程度有所作为？
对此，科尔尼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大有作为。
关于城市主动作为而带来的价值，没有什么比伦敦的案例更令人信服。2019年的《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报告显示，伦敦位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最高的城市。尽管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大量企业、人才和资本逐步考虑撤场英国，但伦敦通过积极提升城市营商环境和出台投促政策，其外商投资金额不减反增。在2019年的全球城市指数上，伦敦依然保持其综合实力第二名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由于2018年密集出台各类对冲脱欧影响的政策举措，大幅度提高了国际层面对伦敦未来潜力的看好程度，今年伦敦首次登上了国际城市潜力榜第一位。这深刻说明，城市采取积极主动的发展举措，能够极大程度地冲抵宏观环境和国家层面的负面不确定性，凸显城市自主性的巨大潜力。
伴随近期全球经贸争端加剧，城市层面的经济联系将越发凸显。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之间的经贸和商业联系，将成为紧张的国家经贸联系间的“替代品”。
在这背后，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将是最核心的推动力。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近年来全球化企业的业绩表现差强人意，因此对本地化的关注是有道理的。据《经济学人》估计，2015年以来，在市值最高的那些500强企业中，全球化公司的利润增幅只有12%，而同期本土企业却实现了30%的高增长，并且投资回报率也比跨国企业略有胜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发现，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回报率从2012年的8.1%下降到了2017年的6.7%。
为了提高经营效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反思其“一刀切”的全球化战略，而转向推行或考虑推行本地化策略——重新调整全球的商业计划，将企业价值定位与那些首选投资目的地的战略目标保持统一，甚至将集中式研发体系下放到区域或者将制造基地转移到更靠近消费者的地方。本土一体化企业在与当地的利益相关方关系处理上有更多自主权，更能融入当地社区，因为它们将自己视为所在国家和城市的公民。对于这种全球运营体系的转型，我们将其称之为“多元本地化”战略。
科尔尼今年年初发布的《第22期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2019）》显示，通对全球超过500名高管调研分析，显示“多元本地化”时代企业具有两大典型特点：
无论是“多元本地化”趋势，抑或是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都为城市提升其自主的竞争力提供了新的机遇窗口。而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将帮助领先城市打造全球经贸摩擦风暴中的“避风港”。
但这也对国内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其营商环境吸引和服务的企业机构，并非是一般规模的企业，而是具备全球布局能力的顶级跨国公司总部、国际专业服务企业和专门机构。对这类企业而言，新一轮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开拓新市场，更多的是在“多元本地化”时代经营压力下的转型选择——因此企业的投资决策，无疑将较之前更为谨慎和复杂，其决策门槛也会大大提高。简单的基于流程效率与成本的企业营商环境，只是其投资决策的“及格线”。更重要的在于城市能否提供有竞争力的综合要素，包括普惠政府服务、扩大开放准入、国际人才供给、完善的生产性服务供应等，从而让企业认可目的地城市的长期发展潜力，进而展开对当地的投资。
今年的《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凸显了全球领先城市之间对人力资本和企业投资的激烈竞争，新兴城市和地区正在与长期领先的传统国际城市和地区展开竞争。综合26个上榜中国城市（见文末），近年来人力资本维度得分平均上升5%，是推动中国城市排名上升的最核心动力——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上一个十年间，商业活动维度是中国城市排名上升的主要动力。这也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城市吸引综合要素的重要性。伴随中国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吸引国际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要素，正成为下一个十年维持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对于国内城市方兴未艾的营商环境建设，不同梯队的城市应该形成差异化的关注。对于国内大多数城市，立足于民营中小企业视角，推进政务服务执行与效率提升是应有之义；而对于有志于打造“全球城市”的国内一二线城市，则应当采取更高标准。对于这些领先城市，重要的是如何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因为与其争夺国际要素的，不仅仅是国内同类城市，而是东京、首尔、新加坡等亚太枢纽城市，乃至纽约、伦敦、洛杉矶等全球城市。我们建议国内领先城市，应该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视角入手，打造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进而在此基础上将营商要素普惠地延伸至其它类型企业。。
科尔尼认为，城市营商环境提升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程环境改善，即企业从开办到清算全流程是否经济高效；第二阶段是政策环境改善，即企业在政府服务、法治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和准入门槛等方面，做到普惠透明；第三阶段是要素环境改善，即在人才供给、资本供给、供应链配套和高端生产服务支持等方面，做到有效供给。而对一二线城市而言，政策环境和要素环境的改善，对于打造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吸引国际级企业机构，更为关键。
面向未来，中国的城市管理者需要采取更为广泛的视角审视营商环境，并真正站在企业视角，洞察其经营需求，才是从根本上提升全球层面城市商业竞争力的关键。
附：
备注：本文参考和引用的科尔尼公司相关报告包括《2019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科尔尼公司，2019.6）、《2019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科尔尼公司，2019..4）和《"多元本地化", 全球化的下一站？》（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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