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动脉网 李艳瑜

1636年成立至今，哈佛大学走出了超过158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名冠中外的常春藤联盟中，这所大学也是位于金字塔顶端般的存在。此外，哈佛大学的实验室还孕育出了一大批创新公司，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的Editas Medicine、Beam Therapeutics、Veritas、EGenesis......他们都是业界领先的存在，无论是融资还是IPO，这些企业都有不俗的表现。

2018年，哈佛大学研究创新收益已经达到了4.42亿美元，他们已然成为产业转化和创新过程中技术实力的象征。

艾萨克·科尔伯格是哈佛大学高级副教务长兼首席技术开发官，今年是他进入哈佛大学的第15个年头。过去5年间，科尔伯格所在的部门累计帮助哈佛大学的初创公司完成了150亿美元的融资。

科尔伯格认为，1981年开始的创新加速是促成美国当下技术转化创新环境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哈佛大学在创新上的优势，以及独特的创新环境让他们在这一场转化创新运动中走在前列。这里是顶尖的学术机构，更是产业转化的创新源泉。哈佛大学每年大约会产生500多个不同的创新项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产业转化，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与国内的产业转化现状存在很大差异。

在国内，由于学术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存在代沟，大量技术在实验室内无法转化。哈佛大学则将学术文化和商业文化进行了完美地融合，从基础研究过渡到产业转化，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们不禁好奇，哈佛大学的创新模式是如何构成的，他们的经验是否又能够帮助国内科研机构建立起同样具有特色的转化创新模式，为国内生物技术的商业化发展加速？在日前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天府国际生物医药商业化高端对话会上，动脉网带着这些问题找到了科尔伯格，以及PD-1抑制剂奠基人阿琳·夏普和诺贝尔奖得主弗理德·穆拉德等世界顶级科学家。通过与他们的对话，我们找到了关于哈佛创新模式的5条线索。

左一哈佛大学高级副教务长兼首席技术开发官艾萨克·科尔伯格，左二哈佛大学微生物和免疫学系的联席系主任阿琳·夏普

1、研究文化：从社会需求出发

在询问哈佛大学如何填补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之间的代沟时，哈佛大学微生物和免疫学系的联席系主任阿琳·夏普告诉动脉网，这样的代沟在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医学院）内部几乎是不存在的。她表示：“我们在做研究时，首先会想这样的研究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哈佛的文化。”

临床需求会促使产业界去寻找有潜在转化能力的技术，哈佛大学的研究文化为学校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提供了更多产业转化的机会。

“哈佛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学校的知识产权部门会找到哈佛的老师，问他们目前研究的有哪些项目，他们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这个部门把医药公司和大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在推进科研的同时也在推动产业研究。”科尔伯格表示。

知识产权部门好比是学校与产业界之间的沟通枢纽，当研究人员发现自己的基础研究可以应用到产业中时，他们会与学校和医药公司取得联系；反之，产业界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学校的研究人员。“这是一个双向的联系。”他继续说道。

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这些转化产品的市场空间得以被保障。而知识产权部门的存在则解决了企业与实验室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予了双方更多的合作机会。这是哈佛大学构建转化创新模式的第一步。

2、营造独具特色的资本环境

研究文化与产业的融合为技术的转化创新奠定了基础，使得新的技术在开始研发的阶段就萌生了对最终产品形态的思考。而资本的进入，则在为技术研发提供支持的同时，也鼓舞了更多的创新者参与。

科尔伯格提到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90年代初，以色列以政府名义建立了风投基金，在这些基金的支持下，以色列在过去30年间建立起了创新科技赖以生存的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对早期创业公司和风投机构的补贴不仅能够帮助创业公司更加安全的走过“幼苗期”，还能有效的推动早期风投机构在某些地区的投资与落地。

这个过程中，哈佛大学本身也会通过一些计划来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进一步与商业化发展结合。转化中心会将研究团队与现有的商业化公司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从而实现技术研究的商业化探索。除了研究成果转化机制以外，他们还会通过合作来筹集一些公募或者私募资金，来推动产品商业化项目的落地。例如哈佛大学医学院与夸克资本的合作，夸克资本投入了4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实验室在肿瘤免疫上的研究，该项目有两名世界级科学家参与其中。

“与私募基金的合作只是一种手段，让研究项目在早期阶段就有资金介入。”科尔伯格这样解释，“另外学校还设立了一些加速基金，大部分是学校和药企共同投资的。”这些基金一直秉承着教职工优先的原则。对哈佛大学来说，教职工代表着学校的研究潜力。

据了解，加速基金和与私募基金的合作项目主要针对初创企业。科尔伯格透露，未来学校会考虑院校研究和私募基金的结合。

不过，相比校外，学校内部的基金数量还只是少数。这些初创企业获得的融资中，更多的资金其实来自校外的风投机构。以东海岸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以及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各为中心，美国形成了东西双雄的创新局面。作为生物技术创新领域的明珠，波士顿吸引了Flagship Pioneering、Third Rock Ventures、 F-Prime Capital Partners、 Atlas Venture、Polaris Partners等一众顶级风投。这些机构将总部设立于此，并为实验室技术的商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他们会去寻找一些早期的技术。”科尔伯格介绍到。此外，大量的生物医药公司也在哈佛大学周边设立了总部或者办事处。

这些基金围绕哈佛大学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环境，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支持技术的产品转化，让更多的技术得以走出象牙塔。可以说，资本环境的构建成为了哈佛大学转化创新生态系统的第二层建筑。

3、研究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嫁接

风投机构与生物公司的加入，使得哈佛大学的创新生态注入了真正的商业元素。这为技术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渠道和方向。然而对于创新者和创业者而言，他们要与产业链中的角色交流，就必须要对他们的文化有进一步的理解。

创新转化的工作更需要的是商业思维和环境。为了搭建这样的环境，哈佛大学发起了诸多计划来吸引更多产业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企业家住校计划”。该计划按季度举行，主要目的是填补实验室与企业之间的代沟，通过这样的方式，催化企业家与科研机构的认识与融合。“这些人主要是风投机构合伙人和企业高管，我们会邀请他们来参与我们的科研项目。这样的方式更好地促进了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交流，明确了产业在研究上的具体需求。”他这样表示。

在创新转化过程中，创业者需要寻找的不仅仅是研究赞助和公司合作，研究团队或许还需要接受企业经营和知识产权相关的培训，为他们的研究项目筹集到资金，并通过这些资金将研究进一步往商业转化的方向推进。“这些是我们创新转化的基石。”科尔伯格如是说道。

他认为鼓励创新和参与创新具有根本性区别。在转化创新中，研究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嫁接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大学的文化是如何做研究，如何发表文章，以及如何让文章更可及。但商业文化则是聚焦能力做更强的研究，增加企业盈利和投资人的收益。”他这样解释。

除了前文提到的“企业家住校计划”，哈佛大学还在2019年5月份举办了一场叫做“启动营地”的活动。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创业者、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以及博士后都接受了一场商业发展的集中强化培训。科尔伯格透露，这场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创新者和创业者的商业化素质，学习怎样与企业进行接触。据了解，他们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分析会，讨论项目之间的差距，通过研讨的方式来探索风投基金注入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这是一场探讨，大家共同来分析基金和技术对产业的影响。”他继续说道。

如果说研究文化和资本环境构建分别是学校和资本环境对创新者的鼓励，那么研究文化与商业文化的融合，则是创新者在主动的向产业靠近。“创新者、学校、资本”是哈佛大学转化创新生态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创新者的主动参与，使得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可循环的三角，也使得创新转化能够良性循环。

4、专利所有权向机构转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专利体系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以色列议会在50多年前就开发并设计了专利体系，自此以后专利体系在创新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尔伯格提到，在1989年之前，整个美国基本没有什么大学在促进技术转化，那是当时的政策环境和专利体系所决定的。“那时候，美国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什么优势。”他这样回忆。1989年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了专利体系的改革，将创新的专利从创造者转移到大学，各大高校的专利申请数量开始出现强势增长。

拥有专利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技术的转移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也并非取得了专利就拥有了创新转化的环境。创新者们需要一个的驱动力，来促使他们将技术商业化或者产品转化。专利拥有权的转移使得大学的管理者们更加积极主动，让他们鼓励并推动技术向产业转化，为创新者打造一个更好的转化创新环境。

“科学先进的技术通过大学与企业进行结合，创新者和企业将针对技术研究展开合作，为产业界带来更多的成果转化。”科尔伯格这样表示。

5、聚集一群不怕失败的人

从创新环境到专利体系，哈佛大学的创新生态给研究人员营造了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除了风投机构、产业资源等优势，学校对创新转化的鼓励和引导也使得他们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然而创新生态的打造就能决定技术转化成功与否了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剥离表象深入到本质，可以发现这一切最终的推动因素其实还是在科学、在人。

“我们经常会讲到很多关于技术的话题，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一点，创新来自于人。”科尔伯格对此表示赞同，“一群敢于失败、有大梦想的人。”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吸引了科技公司和风投机构，为哈佛大学独具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打造奠定了基础。

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弗理德·穆拉德

“当我问到学生对未来的规划时，他们告诉我希望能做很多的实验，然后再实践练习，希望最后能拿到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弗理德·穆拉德对此表示，“但他们可能以后5年都还在坚持做同一个试验。”

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技术转化，其核心都是科学。科学是对未知的探索，无论是谁都有失败的风险。这些世界级的科学家们对此保持着平衡的心态。“不要去害怕或者羞于失败。”穆拉德补充道，“许多伟大的发现都存在巧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停的失败。”

寻求在中国的技术转化机会

让我们颇感意外是，在与多位学者的交流过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机会，这些顶级的科学家都非常希望在中国进行产业转化。“我本人在中国就有合作。”科尔伯格透露。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有丰富的患者资源。”当问及希望在中国进行技术转化的原因时，穆拉德这样表示。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庞大的医疗需求给医疗行业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另外，中国的患者资源和病种丰富程度也远超欧美国家。这些特点为疾病治疗方案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生命科学而言，临床验证是技术的商业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在欧美地区，患者入组需要一笔不小的预算。相比之下，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和研发的成本更低。

“中国正处于生物医药产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多中心临床数据共享为海外技术的中国落地提供了机会。”全球药物商业化中心（GDCC）首席营运官蒋琛光这样认为。他所供职的GDCC是夸克资本旗下的生物医药转化和商业化中心，致力于帮助科学家进行技术落地和商业化。2017年GDCC第一个海外中心落户成都，基于夸克资本与哈佛大学的合作，GDCC中国将利用自身的产业经验和产业资源帮助这些海外科学家将技术落地中国。“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都是空白的，这些技术的引进将丰富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蒋琛光补充道。

无疑，这些技术的落地将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再添动力。但动脉网认为，海外技术引进过程中更重要的其实是文化的相互影响。技术落地将促进海外技术与国内企业的互动，本土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将为双方带来更多的灵感，让更多符合中国特色的海外技术被引进，也让本土企业、本土科研机构从海外机构的研究和转化经验中得到学习和提升，促进本土技术转化创新生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