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真宗皇帝在位长达二十六年，自诩为明君，其实在大多数时间游走于底线上下，就此成为史上同类帝王的典型。
按：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循规蹈矩、谨慎勤政，希望有所作为，但他在位久了，就变成了求仙访道、任用佞幸的庸君，他走过了专制时代君主颇为常见的轨迹。宋真宗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又有哪些共性？陈峰出入正史，为宋真宗画了一幅帝王“肖像”。
文 | 陈峰
（《读书》2019年6期新刊）
自古及今，凡做事都要有个底线，也就是起码的规矩，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历史上，要保持统治秩序运行，就需要一套规矩，其中的底线是朝野皆知的界限，如果突破就属于乱政。清醒的帝王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把持，而平庸之主不时会踩破底线，至于昏君、暴君则往往无视底线的存在，恣意妄为。宋朝的真宗皇帝在位长达二十六年，自诩为明君，其实在大多数时间游走于底线上下，就此成为史上同类帝王的典型。
宋真宗在太宗诸子中排行第三，本与皇位无缘，只因长兄发疯被废，次兄暴病死于储君位上，才在数年后意外获得立储的机会，当时他已二十七岁。由此看来，真宗原非理想的继位人选，只是太宗晚年无奈下的选择。换句话说，一直在刚愎自用的父皇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真宗，虽然自小受过正统教育，并接受了三年多的皇储培养，但所熟悉的不过是观念化、抽象化的儒家经籍知识，而缺乏残酷复杂的现实历练，这就决定了他魄力不足的性格。
咸平年间（九九八至一〇〇三），是真宗在位的初期，也大致属于其帝王轨迹的见习阶段。从有关史料记载不难发现，他因欠缺政治经验，自信明显不足，大事只能倚重辅臣做主。在此期间，最受信赖的人是东宫师傅出身的宰相李沆，前后辅政近六年时光，直到他病死任上。这便告别了此前君主专断、臣僚陪位的局面，标志着文官士大夫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列。李沆作为已然崛起的科举士人领袖，为政的最大特点是“持重”，也就是为了确保朝政平稳发展，尽可能引导真宗树立规矩意识，远离急功近利的诱惑。据史籍反映，他曾对关系密切的同年、参知政事王旦深谈过自己的远虑：边防形势紧张固然不好，但对君臣倒有警示之效，一旦没了外部压力，恐怕人君就会渐生奢侈之心。故李沆每日都将各地的灾害、盗贼之类消息奏报真宗。王旦认为不必事事烦劳天子，李沆则告诫说：皇帝年轻，应该知晓治国的艰难，否则即便不留意声色犬马，也会热衷土木、兵甲、鬼神之类的事。日后，王旦身居相位才感叹这位前任的先见之明。
正是在李沆等人的监护与鼓励下，真宗认真履行起帝王的职守。据记载：真宗勤于政务，每日早朝都在前殿接受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以及上奏官员的汇报，结束后才用餐。随即又到后殿检阅禁军操练，直至午后方罢。晚上则召见侍读、侍讲学士，继续询问政事，甚至时常至深夜才就寝，表现出一副循规蹈矩的守成样子。对于日益严峻的边患，真宗同样不敢懈怠，经常听取各种奏报、议论，可谓宵衣旰食。咸平二年（九九九）九月，当辽军大举南侵，宋军接连遭到惨败后，真宗还下诏出京亲征，以示与前线将士同甘共苦。所幸辽军行动的目标有限，不过满足于抢掠子女玉帛，这才让真宗虚惊一场。然而，景德元年（一〇〇四）爆发的一场决战，却使真宗体验到大厦将倾的感受，几乎失去了九五之尊应有的矜持。
当年秋天，辽太后与辽圣宗亲率二十万铁骑大举南进，一路攻打到黄河北岸，大有入主中原之势。面对如此危局，庙堂上出现意见分歧，多数人希望皇帝南下避祸，以新任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派则主张抗战，并提议亲征。失去主心骨李沆的辅佐，真宗不免六神无主，内心虽倾向南下，但又惧怕遭到非议，可以说在恐惧与道义之间犹豫不决。最终他还是顾及皇帝的形象及责任，被迫接受了亲征的建议。接下来的进程可以概括为：辽朝进攻受挫后，释放出议和的信息，真宗遂抓住机会，顾不得君王的颜面以及寇准的异议，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就此化解了北疆的敌对局面。随之，再与党项新首领李德明议和，缓和了西北的边防压力。如此一来，最为严峻、困扰的边患难题暂时化解，真宗的见习期也同时宣告结束。
“澶渊之盟”后，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内部宰辅新旧交替的完成，经过七八年磨炼的宋真宗，已完全熟悉起自己的角色，并掌握了帝王术。不过，李沆曾经忧虑的情形也随之出现，真宗开始释放自我，热衷于各种相关活动，从此其帝王生涯日渐发生变化。
宋代官私史籍都一致告诉后世，原本真宗对达成的议和结果甚感满意，但王钦若却利用真宗好面子的弱点，私下献言：“澶渊之盟”乃属城下之盟，春秋时小国犹以为耻；寇准将皇帝作为“孤注”，付诸冒险亲征，不过是为个人博取功名的一场赌局。这番话无疑戳到痛处，既令真宗自尊心受损，也对寇准产生怨气，就此疏远寇准，接受了王钦若的一套“天书”歪理邪说，沉溺于各种虚幻的神道活动。可见真宗的转变由宠臣王钦若一手促成，而王钦若之所以如此，又缘于他与政敌寇准的宿怨。这种记述仍不脱君子小人之争的传统认识，虽表面上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其实骨子里却在为帝王洗脱罪责。纵观真宗的前后变化，不难发现王钦若的说辞是一个节点，也成为一个契机，让真宗找到了转身的借口，可以乘机摆脱大臣的左右，在朝政上实现自己的意愿。于是，真宗来个班子大换血，将好刚使气并自恃有功的寇准打发到地方，换上温和的王旦主持朝堂，再任用善于逢迎的执政大臣王钦若、陈尧叟以及丁谓等一批官僚，营造出唯我独尊的氛围。从此，他开启了自己的转型期。
真宗的转变动机，当然不会告诉臣子们，也不会记录于史官笔下，不过其后的种种行为，却多少暴露了他的心迹所在。一方面，当李沆、毕士安先后辞世，寇准离朝之后，继任的王旦缺乏魄力，王钦若、丁谓等一批投机政客但知迎合，这就使真宗摆脱了压力，可以不受传统规则约束；另一方面，真宗在位久了，不免厌烦循规蹈矩的生活，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不再神秘，自然对日复一日扮演帝王角色逐渐失去热情，于是，他开始更关注自己的感受与身心满足，常常选择性地遗忘传统的君道守则，这正是专制时代君王常见的轨迹，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往昔秦皇、汉武以及唐明皇等等帝王，又有哪个不是如此？作为皇帝，世间的权力与享乐早已失去魅力，但凡人生老病死的问题却无法回避，真宗与以往一众帝王无异，也期盼不仅能健康长寿，而且幻想长生不老，故道教的养生术、神仙说以及一切神奇的可能，自然最能打动他。这大致就是真宗热衷神道活动的隐秘动机。至于维护赵宋王朝神圣法理、与辽朝争夺正统性，固然亦需要造神运动相助，却只能算是最初的出发点，不可过度解读，否则就难以解释这样的运动为何持续不断并且泛滥。总之，真宗经历了从犹豫不决，到日渐心安理得的过程，一步步越过了规矩界限。这大概属于人性弱点的暴露，无异于偷尝禁果，意欲从中寻求意外的欢愉，不过是有别于常人而已。
宋真宗到底是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熟读经史，并非不知道以往帝王荒诞行为的危害，特别是劳民伤财造成的后果。在位初期，他也一直努力遵循为君之道，避免非分之想。然而，随着他的转型，欲望终究难以遏制，并战胜了理性，为此甚至不惜让社稷、百姓付出代价。
值得关注的是，在最初接受“天书”策划时，真宗没有像前朝暴君那样专断推行，他还是有些犹豫，需要找理由和支持。他先寻求宰臣王旦的理解，并以重金封口，然后再向儒臣咨询理论依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某日晚间，真宗在秘阁碰到一位老儒，便问“河出图，洛出书”是否属实。老儒不明其意，便随口答道：此为先圣所造教化百姓的神道之法。这就解决了理论依据。真宗也考虑过财力负担的问题，曾就此询问掌管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早已参与了这场预谋，自然肯定地回答称：朝廷财计充裕有余。真宗这才心安理得，打消了顾虑，启动了“天书”降临的活动。随后，他亲自大举东封西祀，各地官员则不断上奏祥瑞呈现，于是乎举国欢庆，喜迎“祥和盛世”到来。如果说到此为止，多少还能理解其用意——转移国人对“澶渊之盟”屈辱的注意力，但接下来的一切就纯属为一己之私考虑。在京城兴修玉清昭应宫，以便他就近感应上天；在各地大兴土木建造宫观，以祈求上苍福佑自己。犯规多了，真宗有时不免感到心虚，如筹建玉清昭应宫时，有官员劝谏，真宗担心留下骂名，就思忖找个正当理由。丁谓为他出谋划策：陛下拥天下之富，修一座供奉天帝的宫观又有何妨？况且也可借此祈祷早生皇子。当时真宗一直未得子嗣，正是一大心病，丁谓的说辞正中下怀。果然，当王旦密奏规劝时，真宗便以此相告，王旦竟哑口无言，其他朝臣也不再敢提出异议。于是，耗费资财就情有可原，算不得无道，真宗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平复了内心深处的不安。
发生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这场造神运动，前后持续了十五年之久，演绎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荒诞闹剧。对此虚妄性，当年不仅局内人大都心知肚明，有时连真宗自己也觉得过分。如大中祥符年间的一天，某宠臣入宫晋献新造的天书法物，一时飞过十余只预先准备好的仙鹤。天书扶侍使丁谓立即上奏称仙鹤降临，“飞舞良久”。这种当面的阿谀奉承，意在表示天帝感应，不承想却露出明显破绽。次日，真宗对丁谓说：虽然亲眼看到仙鹤，但若说仙鹤在天书上飞舞很久，妙则虽妙，只是恐怕不实，还是重新修改一下奏文为好。即使如此，真宗仍旧痴迷至深，直到最终死去。这就值得深究，真宗既然明了众人帮着造假，却执迷不悟，自然有其道理。缘由大概主要在于，不仅通过神道享受顶礼膜拜的满足，冥冥之间似乎还领受到天人相通的感觉，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幻象的不断重复常能使人陶醉。特别是到了晚年，长期纵欲的真宗已深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时常神志不清，祈福的意愿就更为强烈。明知生命难以超越凡间界域，却总期待奇迹发生，这应该是他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的根源所在，是否劳民伤财，又是否违规，对他而言已不重要。
真宗在位期间，除了造神和劳民伤财等罪过之外，还因重用逢迎之人及其追随者，导致官场投机之风盛行，从而损害了朝政秩序。当时大批官僚的积极参与，虽各自动机及手法不尽相同，但为了引起君主的注意，以达到邀功请赏的目的，却是别无二致。王钦若、丁谓之流投机政客所为，已无须多言，就连号称刚直的寇准也不能免俗。可以说在这个大势之下，离朝多年的寇准不甘寂寞，为了东山再起，竟无奈地采用迎合的手段，于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年）指使人在终南山伪造“天书”。据说，寇准发现天书的消息传到开封城后，人多不信。有臣僚对真宗说，寇准最不信天书，如今天书降到他的辖区，若让他公开献上天书，则天下百姓必然信服。于是三个月后，遭贬多年的寇准被召入京师，重登相位。寇准此举固然可悲，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其实也说明彼时官场投机之风盛行，已达到令人难以抗拒的地步。此外，因真宗安于议和现状，忽视边防建设，也为以后边患的加剧埋下祸根。这一点虽然属于宋朝大多数帝王的通病，但仍不得不提及。
客观地说，宋真宗的犯规行为，尚未泛滥到更多的领域。他在位期间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政策具有包容性，文教建设得以持续发展，社会经济也没有遭受大的干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真宗在用人上还没完全糊涂，虽提拔投机者满足自己的需要，却注意用正统派掌控庙堂，以防止朝政失去最后的底线。正因如此，持重的王旦始终深受信任，前后任宰臣长达十二年，并且在开始的六年时间里独自为相。之后，同样属于稳健派的向敏中升任为次相，而投机取巧的王钦若等人长期被阻挡在中书之外。直到天禧元年（一〇一七）七月王旦病死任上以后，王钦若才有机会从枢密使转任次相。然而不到两年，真宗又将王钦若投闲置散，再度起用寇准接替其职。至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向敏中死去，寇准被罢免，枢密使丁谓虽终于登上首相之位，但参知政事李迪、枢密使冯拯先后被委任为次相，用以牵制丁谓。不过，此时的真宗已经病重，时常昏迷不醒，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在古代世界，帝王是天下的主宰，一举一动关乎万众的安危，这就决定了其好恶已非纯粹个人的事情。真宗还不至于忘却一切规矩，他做事有所顾忌，尚不敢像以往历代暴君那样，以九五之尊震慑天下，为所欲为。他在维护赵宋社稷利益与个人欲望之间，一直企图寻求平衡，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在摇摆中踩破了底线，就此难逃庸主的帝位轨迹。后世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虚妄的造神运动上，如元代史家在修《宋史》时所总结：“真宗英晤之主”，但屡造天书、祥瑞，有封禅之举，“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其实因此引起的后果不止于此，其害流播亦甚远，如后世嗣君徽宗继之效仿，也就不足为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