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香港

杨钊1947年出生于广东惠州，幼年受父亲经商的庇荫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杨家接连遭受私有经济没落及内地“文革”的重创，物质匮乏日益加剧，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为求生路，刚满19岁的杨钊被迫以身犯险，只身逃往香港。

那时，抱有相同理由逃往香港的人实在太多，尤其是与香港毗邻的广东，一批又一批人冒死偷渡。为了躲避香港边关的严防死守，杨钊先从惠州坐车到深圳下海，赤膊穿越深圳河抵港。

在香港流浪了一个多月，走投无路之时，经一位同乡的推荐，杨钊终于在一间制衣厂谋到一份当杂工的差事。虽然日薪只有6元港币，但已足够维持他在香港的生计，这让他倍加珍惜。

“即便是别人在闲聊的时候，我还在埋头干活。干活的时候，我每次总是在裤子上挂满传输带，而其他人都只挂三分之一。这种做法其实很吃力，但可以节省时间和电力。”这样工作到第十天，杨钊接到“调令”，厂里决定升他为熨衣工，工资升为日薪16港币。“这种待遇许多工友干了一两年都未必能得到，而我却只用了十天，”杨钊回忆说。

经过这次升任，他更加坚定，“香港是一个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世界。只要勤力，不会吃亏”。

成为裤王

不久后，杨钊又被工友推荐，“跳槽”到另一间设备更先进、管理更规范的制衣厂工作。仅用七年，他凭借认真踏实、好学好专的精神，从学徒一路做到领班、经理，直至厂长。尽管当时的杨钊已经是香港制衣界同时精通制衣业务和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但始终为别人“做嫁衣裳”的他还是有个期待，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制衣铺呢?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4年，香港经济正是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尤其制衣业，成百上千家制衣厂散布在港九各地，众多外贸公司获得欧美国家的服装配额订单后，统统转手交给这些制衣厂加工生产，制衣代工市场空间巨大。杨钊不愿放弃这个良机，拿出五万元积蓄，又找朋友借来五万元，自立门户，开设了一间小型制衣厂，取名“旭日”。

“我就是希望‘旭日’能够蓬蓬勃勃，前途光明。”杨钊回忆说。

事实上，制衣代工向来是个靠信誉靠走量发展的行业，旭日作为后起之秀，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里根本刮分不到一点油水。接不到订单，眼看工厂就要倒闭，焦急万分的杨钊四处打听谁手里还有干不完或者干不了的活。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杨钊：“我这儿有个200打的牛仔裤，你能不能干?”杨钊毫不犹豫的应承下来。等拿到样板一看，他几乎傻了眼。“这是什么裤子?从没见过。”原来，对方拿来的是当时正风靡美洲的方格牛仔裤，不仅裤料很厚，还需要在牛仔布上打出4英寸见方的格子，再经手工缝制。“朋友见我应承下来才又说，外贸公司把这裤子样板拿来香港，没有一家敢接，即便是资历最老的制衣厂工人，也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

“事到如今，只好硬着头皮赌一把。”接下订单后，杨钊立即带着工友反复研究，在安静的生产线外敲敲打打，终于研发出了一种能将格子固定住的小模具，“这当时也算业界一项颇具开创性的发明。”杨钊笑忆。依靠这项新发明，杨钊带领工人们全力以赴，不仅顺利交了第一批货，还逐渐加大规模，一年内便赢得10万打订单，工厂由600平方米扩大至超过1万平方米，工人从100人扩充到超过1000人。杨钊凭此一役在短短两年内共赚600万港币，旭日制衣厂更伴随格子牛仔裤风行世界而在一夜之间声名鹊起。

杨钊“牛仔裤大王”的美誉从此传遍四方。

国际大厂

杨钊的第一桶金还没捂热，香港的外贸配额制度又成为制肘“旭日”的新因素。

当时，香港企业出口纺织服装都需要购买配额，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配额价格一度被疯炒得很凶，从第一年的6元/打疯涨到第二年的126元/打，翻了20倍。“这样下去，赚不到钱不说，底子本来就薄的旭日还有可能被拖垮。”

这时，杨钊通过新闻了解到，在菲律宾，配额不需要买，只要企业有出口额，政府就给。因此，杨钊决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菲律宾。一年后，杨钊又发现印尼不仅不需要买配额，出口1元，政府还补贴5角。于是，他又搭上这趟顺风车，在印尼设立了生产基地。此后，杨钊的海外事业持续拓展，先后在孟加拉、柬埔寨等地建立了庞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在东南亚国家迅速竖起“旭日”大旗。

1978年，内地打开门户，推行改革开放。杨钊的建厂风向从东南亚转到中国内地。作为第一批进驻内地的投资港商，杨钊先于同行在广东顺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工厂——大进制衣厂。得益于旭日在东南亚办厂的经验，以及国内软硬投资环境的配合，大进制衣厂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工厂办得相当成功，为后来大批港商到内地投资设厂做出榜样。随后，时刻走在行业前端的旭日集团又第一个拿到中国制衣业ISO9002证书，并迅速在内地市场大干快上，加上其海外业务，到90年代，旭日年生产量可超过2000万件成衣制品，营业额高达4亿美元以上，成为全球港资企业中首屈一指的服装加工与出口商，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自创品牌

早在1980年代，杨钊就隐约感觉到，单靠别人给订单是不能保障企业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固性的，必须从服装代工向做品牌转移。而“真维斯品牌的‘牛仔’这个切入点以及休闲服饰的市场诉求，既是我们的刻意寻找，也是一次偶然的巧合。”杨钊说。

1990年，旭日集团联合当地进口商，合作收购澳大利亚本土服装品牌——拥有18年发展历史、主打牛仔系列的“JEANSWEST（真维斯）”，重新组建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由杨钊的弟弟杨勋出任董事长，全面负责推行品牌化经营道路。此后不到两年，在杨勋协助下，真维斯品牌影响力迅速蔓延至新西兰，分店数目超过200家，成为当地第二大服装品牌，同时也在中东建立起销售网络。

美国政界流行一句话叫作“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土政治”，其实商界也是如此。杨钊兄弟认定，把真维斯品牌真正做强大还是要从中国做起。1993年，真维斯的品牌战车，从海外市场回归内地，于5月28日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专卖店，并在品质、款式、价格等一系列方面全面贴近中国国情，力求创造中国自己的时尚名牌。

真维斯以对国内市场的深入分析，准确投放，到1994年底就相继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开了65间店，连同此前成立的大进投资公司所控制的服装店，总共在国内拥有超过100间的服装零售店，品牌的价值初步得到彰显。

市场攻势迅猛以外，真维斯还不断开拓新零售领域。2003年，真维斯先是与I.T公司合作，把日本品牌引入内地、澳门和台湾，同时拓展业务范围，把全球最畅销最流行的“板服”Quiksilver带入内地市场。2011年又在香港开设首家零售店铺，填补了集团在香港零售市场的空白。

直到目前，真维斯已在内地300多个城市开设超过2600家零售店铺，拥有最大的休闲服装服饰销售网络，以品牌大众化的经营理念，物超所值的市场策略，稳居内地休闲服装市场领导地位。

地产先知

在香港，杨钊不仅是人尽皆知的“裤王”，还有“地产先知”的美誉，甚至在业界留有一段佳话。

上世纪80年代，香港楼市接连遭遇了极度繁荣与大幅暴跌的“冰火两重天”，许多地产主还未来得及喘息，世界经济大衰退又雪上加霜，直接导致香港楼市全面崩溃。更让人没有料到的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同期访问北京，正式提出了香港前途问题，结果撒切尔夫人以主权换政的提议，遭到邓小平拒绝。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将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中英两国展开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多达22轮艰苦谈判。这一系列消息传到香港，更让不少人对香港回归出现信心危机。他们纷纷移民海外，早已疲惫不堪的股市、地产应声下跌。

得知这一消息的杨钊，立刻做出决定，宣布将拿出一半身家掷进香港地产。令众人大惑不解。杨钊说，“我不相信市场的低迷会持续，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香港，一定会使1981年的高价行情再次出现。”于是，他在其他地产主纷纷撤退的时候，反其道行之，以低价买下大片土地，大兴房产。果然，没过多久，香港楼市伴随政治形势的日渐明朗，逐渐复苏，杨钊一连攻下数城，为集团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更为香港回归重塑信心。这其中主要案例包括：

1985年，杨钊投资8000万港币买入香港九龙尖沙咀商业大厦之一的星光行，不到10年的时间，卖出12个亿；1986年，投进2000万港币购买钟意商场，后来以5个亿港币出售；1987年买下贸易广场地盘，两年后建成营业，投进1.6个亿，卖出15个亿。1997年，香港楼价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下再次一泄千里。第二年，杨钊又斥资12.4亿港币买下尖沙咀旁的北京道一号，然后花7亿元建成了香港新的标志性建筑，目前估价已经超过50亿元。除了香港，杨钊也在惠州市投资兴建了大型住宅项目“城市花园”，作为该市最大的发展规划之一，获得国家建设部颁发的全国优秀管理住宅小区奖。

现在，旭日集团仍拥有规模可观的地产业务，并已拓展成集自行策划、投地、兴建、销售、租务、管理等于一体的综合地产商，业务更从中国香港、内地，扩展至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每年仅物业收租收入就高达数亿港元之巨。

掌舵中总

2012年，不断刷新事业新高度的杨钊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香港中华总商会第48届会长。

成立至今已有113年历史的中华总商会，经历多年的发展，企业会员多达6000个，会员逾万人，为香港与内地关系最密切的商会组织，也是香港经济的代言人之一。

杨钊上任会长后表示，未来会务方针将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继续加强与内地、台湾、澳门的往来与合作，继续举办两年一度的“世界华商论坛”，以加强同东南亚等国家的经济交流。同时，为让中华总商会可持续发展，新一届会董会已落实年轻化，支持培育年轻新生代，推动企业发展薪火相传，积极参与香港经济建设，以此促进与内地和区域经济全方位合作，共建和谐社会。

近两年，他多次以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往来内地，为深化与内地经贸联系、促进香港经济稳定增长付出心力。他始终认为，“做好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和平台是香港重要的角色之一。”尤其今年两会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发展思路，杨钊认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优势互补又多了相当广阔的合作空间。他说，“香港本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的重要城市，拥有悠久的自由港和对外贸易历史，未来几年正是落实‘一带一路’的关键时期。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必将能在提供标准化的金融产品、构建新金融网络、投融资服务发挥重大作用。”

以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一职为起点，杨钊近年来正逐步转向服务社会事业发展，曾先后担任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议员、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会长、香港纺织商会会长、广东外商公会会长，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中国纺织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香港特区政府委任其为“太平绅士”，并于2004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

一心向善

纵横商界四十年，杨钊说他最迷茫的时候，不是生意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而是20多岁就坐拥2亿财富，却不知道该怎么花。

“人来到世上是否只为有三餐一宿的温饱生活？若是继续赚更多的财富，求取更大的名和利，真正能用到自己身上的又有多少？辛苦工作，劳心劳力又劳神的目的是什么？”他开始不断向自己发问，也试图从身边的亲友中寻求答案，亲友答不出，他干脆发起公开讨论。“虽然反馈者众多，但大家的答案无非就是发财了可以去环游世界，买漂亮房子、汽车，好好享受这些”，这些答案并不能让他满意。

随后他回家探望父亲，遇到了虔诚向佛的堂叔。堂叔送给他两本阐论佛教教义的专著——冯达庵所著的《佛教真面目》及《佛教要论》。这两本书影响杨钊颇深，使他顿开善的意义，“继续赚取更多的财富或许对自己并不需要，但还有许多人有需要，我可以更好地利用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既然我有助人的微力，何不以己之力帮助别人?”此后，杨钊便将渡人向善、助人即助己视为人生信仰，并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品牌的核心理念。

到如今，杨钊已累计在香港及内地捐出18亿港元，公益项目涉及支持佛教医院、敬老院，援建希望小学，设立大学生助学基金，实施“希望教师”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青年创业就业”计划及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活动等多个方面。

2013年4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杨钊经公众投票获颁“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奖杯。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同时荣获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企业”奖项，第五度将这项政府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收入囊中。

“人生有两种财富：一是物质财富，二是精神财富，前者让你有名利、有地位，后者让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没烦恼。人若要活得安乐，必须兼具精神和物质财富，失其一必无法平衡。”这就是杨钊的财富观。

至今，已近古稀之年的杨钊，仍然不肯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结局。他说追求，永远不应划上句号，毕竟，事业成功只是上半场，人生的下半场还在等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