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风向标。近年来，日本文坛中“下流”作家次第乃至成群出现，构成令人瞩目的一大异色。这一作家“下流化”现象的背后似乎昭示了某种世道人心变迁的幾微，所引发的反响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更引起学者以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

所谓日本作家的“下流化”，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此需要稍作说明，否则望文生义，很容易被误读为描写不伦、色情的“官能文学”。“官能作家”在日本代有传人，如团鬼六、川上宗薰、富岛健夫、宇能鸿一郎、千草忠夫等，都是当今极负盛名的此道高手，虽不登主流文坛的大雅之堂，但自有市场。不过，本文题中所涉的“下流”作家，却与该领域无关，也无关作家人品道德，而特指某种社会身份。日语中的“下流”一词原是地质学术语，近乎死语，按照日文辞书《广辞苑》的解释，指的是江河下游的末端。后来，明治大学教授三浦展在《下流社会：新阶层群体的出现》一书中将这一词汇应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以“下流”指代从中流社会分化或坠落的下层群体。由于这本书道出了当今日本社会某种现实和变化趋势，“下流社会”一词也随之引起巨大反响，甚至一度成为被提交到国会讨论的热门话题。

二

所谓“中流化社会”的概念，出现于日本二十世五十年代中期。此前的日本也曾存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等级化社会构造，即由极少数掌握社会财富的人构成的上流社会和由占总人口大多数的贫困人群构成的下层社会。经过战后复兴重建，又因缘际会遇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所带来的“特需景气”，日本经济在该时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通过大力推动消费而开拓了大众消费市场，于是在国内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中流社会”。这一社会阶层主要由都市工薪阶层构成，虽未必十分富裕，但经济状况稳定：企业终生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保障薪酬随年龄逐年递增，国民年金制度也承诺了退休后稳定的生活，更有健康保险、雇佣保险等制度性保障。社会的“中流化”使得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再局限于固有的上流社会，而是相对均分，普通国民都可以享受到国家富裕的甜头。于是，当时的日本举国上下一同昂然奋进，人人相信自己是中流，相信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种想法在受薪族中上升为坚如磐石的普遍共识——这种时代氛围，曾经弥漫在整整一代人头上。

对那种氛围，我也不陌生。二十世纪末，我曾随波逐流东渡扶桑，当时虽然已是泡沫经济破绽初现端倪的“平成不况”，但持续近三十年的高速成长惯性犹在，整个社会到处莺歌燕舞一片，风光旖旎，俨然太平盛世。尤其令我大为惊诧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均质化，起码表面看来大多如此。亲眼所见，摩托车配件加工厂的社长、寿司店老板的生活水准与知名企业业主甚至与市政府里应卯如仪的勤勉官吏相比也不相伯仲；公司社长的月薪与刚入职的新人顶多相差四五倍；同时毕业进同一家企业的大学生，不论名门与否、才干功绩如何，待遇福利都差不多。但世事难料，曾几何时，持续二十年不景气堆积的恶果开始逐渐显现，那个所谓“无阶级差别”的滚圆橄榄一样的中间阶层开始分化。受益于改革的一小部分人开始上升，而大多数日本人顺流而下，百分之八十已经处于中流之下甚至更下，“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变成两头鼓囊、中间凹瘪的“M形”构造。而在中产“下流化”过程中，又因为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地加入令态势不断蔓延，使得“下流化”成为某种社会阶层的流动趋势。                      

对于“下流社会”，另一个容易出现的误读，是将其与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笔下挣扎在温饱生存底线的底层劳苦民众相对照。但三浦展所探讨的“下流”特指“中流而下”，也就是中产阶级中的下层或底层。概而言之，就是虽无饥寒交迫之虞，但与真正的中流阶层相比又有很多方面的差别。比如三浦开具的自我检测项目标准：年收不到年龄十倍；不考虑将来的事情；觉得人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事事嫌麻烦，不修边幅、生活不规整；喜欢一人独处；经常吃零食或快餐；待在家中一整天玩电脑游戏或上网而不会厌倦；未婚等。总计十二个项标准中，但凡超过一半符合的就属于“下流”阶层的一员。三浦展通过数以万计的实际问卷调查，在当今日本社会中不为人所注意的特定群体中，发现了一条清晰得触目惊心的曲线：日本社会从原先“一亿总中流”的状态正日益向“下流化”演进。

这条曲线的存在，也在官方公开的数据中得到证实。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公布的上年度“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显示，二〇一四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为五百二十九万日元，这一数据较一九九四年日本经济高峰值少了整整一百五十万日元；其中超过六成家庭处于平均收入以下，感觉生活困难，同样也创下了历史纪录。二〇一四年，享受“生活保护”（类似我国的低保）的日本家庭共一百六十余万户，相比一九九五年的八十八万户超出近一倍，为史上最高纪录。而在就业方面，当年正式雇佣与非正式雇佣人群的平均收入分别为四百七十三万和一百六十八万，两者相差三百万之巨。在年收三百万日元才能维持最起码生活的日本，中流阶层的普遍贫困化是不言而喻的了。这种状况连日本有良知的知识精英都看不下去了，致力于非正式雇佣劳动合法权益保护的小说家浅尾大辅说，如此状况，将对日式资本主义产生三重破坏，即生存、自豪感和对日本未来信心的破坏。

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得风气之先，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伴随经济不景气而来的还有世道人心的嬗变，社会上出现前所未有的“格差”（贫富悬殊）和“下流化”趋势，使得世风日下，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底色，这一切也在不断触动刺激作家敏感的心灵。文坛上集中涌现的来自“下流社会”的作家群，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变迁在文学上的某种呈现。

在上述背景下，前几年第一百四十四、第一百四十六两届芥川文学奖获得者的来历格外引人瞩目，两位作家均来自“下流社会”。以《苦役列车》获得第一百四十四届芥川奖的西村贤太是单亲家庭出身，学历只有初中毕业，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为生，而且还因为打架斗殴误伤警官进过牢门。凭中篇小说《相食》获得第一百四十六届芥川奖的田中慎弥，则中专毕业后未曾上过一天班，宅在家里写作，心安理得地当“啃老族”。按照三浦展的“检测标准”，两人无疑归于“下流”之列。芥川奖代表日本现代文坛纯文学奖项的桂冠，被两个来自所谓“下流社会”的年轻作家摘取，似乎为此前喧嚣一时的有关“下流社会”的讨论作了某种意味深长的注脚。

这两位不折不扣来自“下流社会”的芥川奖得主，一经亮相，便引发持久瞩目。出生于一九六七年的西村贤太没有正经上过多少学，小学三年级时偶然之中得知生父以强奸犯嫌疑入狱，内心几乎受到毁灭性打击，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由此开始一系列叛逆行为。私小说意味极浓的《苦役列车》，写的就是西村过早涉世的种种“青春残酷物语”：当过码头搬运工、酒馆服务生、公司保安，甚至一度在血腥淋漓的屠宰场上班。而且从社会常识的价值标准看，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流阶层“渣男”：怠工、赖账、斗殴、受过刑事处罚。生活一团糟，没有亲戚、朋友、同学，也没几个钱，与亲人也很少往来。每个月到工地打工，只要求赚到能维持简单生存的钱，也就是只要赚够饭钱、酒钱和风月钱即可，其余的时间则赖在宿舍里睡觉、发呆、看书，没有目标，没有奔头，颓废至极。

与草根的西村贤太相比，一九七二年出生的田中慎弥则代表“下流社会”的另一种类型——“御宅族”。被列入下流阶层的群体，不仅仅表现在出身低、学历低、收入低、没有工作与保障等生存状况，也表现在工作态度、学习意愿和消费欲望上的萎靡不振，具体表现就是总觉得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出人头地。不想结婚，喜欢独处，甚至当“家里蹲”“啃老族”。因此，以货真价实的“宅男”身份走上文坛的田中慎弥也是不折不扣的“下流”。田中慎弥出生在山口县下关市。四岁父亡，由母亲抚育成长。大学入学考试落第，进技工学校就读，毕业后不想找工作，甚至连一天正经的零工都不曾做过，宅在家里，靠在超市做收银的母亲养活，时间都用来看书。也没有朋友，熟悉的地方仅限于家门口的便利店，作品虽多涉及情爱但多为架空的想象，生活中熟悉的异性止于母亲和便利店里的女性店员。

在探讨“下流社会”现状时，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种类型，就是在从中流坠入下流的群体中，也存在着“自甘下流”这样一类人。也就是说，个人的下流化并非被社会淘汰或被生活激流冲刷的结果，而恰恰是基于自甘下流的选择——“就因为想活出另一个自我”！这个群体中，以“飞特族”最具代表性。所谓“飞特”(Freeter)，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出现的日式造语，根据英语“free”加后缀“ter”组合而成，意思大致为“自由职业者”。伴随泡沫经济破绽发生后，一些企业为了大幅度压缩用工成本，开始控制聘用正式雇佣劳动者，大量使用非正式雇佣劳动形态，因此零工、短工、计时工等“飞特族”应时而生，成为一大日常词汇，一九九一年被收入《广辞苑》（第四版）。“飞特族”一词的不胫而走，源于专门学校（专科学校）出身的青山七惠获得第一百三十六届芥川文学奖的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小说讲述一名打零工的女“飞特族”如何与家中长辈相处，同时寻找自我与独立的叙事，故事内容与情感心理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被誉为“一代飞特族的青春告白”。                       

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社会下流化现象的概念固然来自三浦展的调研发现，但它的产生却更为久远，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泡沫经济开始破绽之时。

二〇〇一年，有一个名叫松井计的作家，将此前自己沦为无家可归流浪汉的经历以私小说《流浪作家》出版，或可算得上二十一世纪日本“下流社会”文学的先声。只不过早了半拍，在当时的氛围中，还没有人将“下流社会”与文学表现联系起来，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如果说，青山七惠、西村贤太和田中慎弥等芥川赏作家代表了出身“下流社会”的作家类型，那么松井计则是属于那种虽非下流阶层，但在某种不可抗力因素作用下，从“中流”滑向“下流”的群体，他们的文学都属于“下流社会”的叙事，因而都各具典型意义。

一九五八年出生的松井计是四国的爱媛县人，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子弟。父亲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日本电信电话（NTT）公司的职员，该公司在改制前一度是日本最大的国营企业；母亲是优秀的公立小学教师；本人则是亚细亚大学经营学部毕业，爱读书，当过英语教师和自由撰稿人。这样的出身背景，即便不能算是社会精英，在日本人的常识里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下流”扯上关联。但造化弄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他也一度被甩出中流，沦为下流一员。他的叙事，从文学上对那种坠入过程作了最为生动的还原与注解。

松井上大学后不久母亲亡故，中途退学又复学，以至大学读了六年。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回到故乡。志在文学，但知道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要维持生计又不想耽误看书，就在老家开了一家旧书店。父母先后去世后，卖掉祖宅，感到乡下闭塞，又到东京寻找工作。东京居之不易，好在有一支好文笔，受聘到某“文笔俱乐部”当撰稿人。当时网络泡沫方兴，他以写虚拟战争游戏挣取收入，笔头快又加勤奋，约稿不断，最好的年景也有五百万版税，抵得上企业中坚白领的收入，日子逐渐滋润起来。这期间松井娶妻生子，渐入佳境，出版了一二十本书。但他毕竟对文学还心存敬畏，知道靠卖文谋生的作品只是权宜之计，所以发表出版作品一律用“松井永人”的笔名。

但好景不长，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也深刻影响了持续多年徘徊在不景气状况中的日本。松井的生活好像受到某种外力的冲击渐次陷于狂乱：先是稿件需求大量减少，又因为住宅方面的纠纷不得不两次搬家，生活中的突然变故使得患有先天性精神损伤的妻子旧病复发，不能担负家庭主妇职责和正常养育孩子。松井一人又要写稿赚钱，又要照顾幼儿病妻，每天睡眠严重不足，稿件屡屡违约，很多文笔俱乐部不再向他约稿，于是他收入骤减，养家难以为继。二〇〇〇年一月寒冬，他因连连拖欠房租被起诉。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想再熬三两天，因为他的一部新小说已经送交出版社，按约定到时可预支部分版税。可那家出版社偏巧就在这时也关门大吉，用版税支付账单的计划落空。最终，松井一家被房东扫地出门，他带病妻幼女投靠千叶县的亲戚家，也被亲戚回绝。因为没有积蓄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松井身上仅有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一家三口只好向新宿市政福利机构求助。日本的慈善机构只接受女性和儿童，在安顿了妻女后，松井一人走向寒夜中茫茫无边的街头，成了无家可归者（homeless）。

此后整整半年，松井计彻底沉入底层，与日本都市随处看见的无家可归者为伍，挣扎在饥寒交迫的边缘。这段经历体验后来成了私小说《流浪作家》的一大叙事来源，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赤裸裸的下流人生。

从下流坠入底层后，不得不直面一系列严峻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吃？在物质繁荣富足的日本，即便是对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吃也不是问题。但对他这样曾经处于中流的文笔业者来说，不要说乞讨，就是捡便利店过期食品或餐饮店的厨余也是不屑的，如何体面地吃，则大有学问，也是书中颇为有趣的“秘辛”：毕竟是出过几本书的作家，利用身份的便利，可以获得很多好吃好喝的机会，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打探业界活动消息，如新书发布庆祝会、新产品发布会、获奖酒会、同仁聚会等，然后大大咧咧前往参加，蹭吃蹭喝，但时间长了难免露馅，支支吾吾一走了之；要解决长期的吃，还得有收入渠道，凭着经营旧书店的经验，他频繁往来东京各个古旧书店低买高卖，赚个微薄差价，因为有的是上班族没有的自由时间，一日数百日元的收益也非难事，除去吃饭，偶尔还能买一罐廉价的清酒喝。此外还有超市里有各种试吃食品，这里尝尝，那里试试，数量一多，肚子基本安顿好了。

其次是如何解决住？印象中，所谓的无家可归，就是处处为家，居所不外乎车站、桥洞、街心公园长椅、泡沫板纸皮搭起的空间甚至是墓地。但松井计对住还是有讲究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努力给自己提供基本的居住条件，比如：倒腾旧书如果能多卖几个钱，那在扣除必要餐费后他就慰劳一下自己，到一晚两三百日元的胶囊旅馆去过夜；只要买得起一杯随便什么的饮料，就去可以消磨到天亮的深夜漫画咖啡馆里打盹。当然没有分文收入时，松井计就只能在一家又一家便利店驻足流连，转累了就只有到夜间开放的街心公园或都市墓地去歇息。但东京寒夜冷冻入骨，停久了全身会慢慢僵硬失去知觉甚至冻死，只能不停地来回踱步，维持体热，熬到天明图书馆开门再偷溜进去，找个僻静角落坐着打盹补觉。后者的日子也许更多。

生存状况决定精神状况，无家可归者如何维护安全与尊严？被甩出社会正常轨道的人，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在人们看不到的繁华都市的暗角，在逸出常规社会的地方，处处充满不可预知的危险，为了活下去，必须学会自我保护。无论何时何地，松本计严守着三大规则：不睡马路，避免被夜行汽车碾轧；不捡剩饭，避免食物引起的事故；不加入流浪者帮派，避免成为斗殴牺牲品。日本人注重外表，上班族个个衣冠楚楚，源于武士时代“衣冠邋遢是内心崩坏的开始”的古训。一般来说，上至破产的企业老板、退休的公务员，下至熟年离婚的男性，还有各行各业因为各种因素流落街头的人们，一旦沦为无家可归者，就没人把体面尊严当回事了。但松本计就如同那些饿着肚子，却拿牙签剔牙的“武士”，即便再怎么窘困，仍心存一份自尊，对个人卫生和衣装整洁的讲究甚至和正常人无二，比如他会定期到钱汤（公共澡堂）洗浴，省下钱到自动洗衣店洗熨衣服。不仅是因为出身中流阶层的虚荣或作家的教养，还因为“松井流”的生存哲学。他说，人世间都是以外表取人的，处境再不堪，外表过得去，就不会被打入另类，正常社会里的各种便利你就能堂而皇之均沾分享，比如超市里的各种试吃食品，比如天寒地冻你进入便利店、书店避寒，别人就会把你当作顾客而不会特别关注你。

不过说到自尊，这是存于内心的，是文学教养带来的底线，他时时不忘提醒自己：“我只是暂无居处的小说家，不是无家可归者！”这也是使他身心免于崩坏的最后动力。

回忆这段生活，他说：“无家可归的日子没什么了不起的，比起流浪的种种艰辛，最难对付的其实是恐惧感，那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像海底暗黑处水草一样牵连不断的恐惧感。”日本虽云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可一旦被甩出常轨，就犹如被抛到茫茫深海一样。他说：“当然也有饿死冻死的恐惧，但最大的恐惧是那种一眼看不到边界的遥遥无期的虚空。如果有个预期，那么多长时间总有个盼头吧。对于不知何处是终点的生活，只要想想恐怖就迎面袭来。”此外还有自己无力将病妻幼女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愧疚、自责和担忧。好几次都感觉挺不下去了，死的心都有，最后文学成了他自救的稻草：“自己究竟为了什么来到这世上的呢？迄今已经出过二十本书了，但何曾想过写写心底深处的东西与迎面袭来的人生呢？这样想来，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彻底清洗后留下的东西写出来再去死。”

松井计从特惠商品店铺买来原稿纸，开始写作。他以写遗书的心境检点自己的人生，写后再死。白天要“谋生”，写作只能在天黑以后，在深夜的漫画吃茶店写，用廉价的钢笔写在原稿纸上，半年后这部命名为《流浪作家》的长篇小说在茶馆里脱稿。此时，松井的第二个孩子也正好在慈善救济院里降生。苍天有眼，果真文学救了他——这部“遗书”被慧眼识珠的出版社看中并很快进入出版程序，短时间内就增刷重印，一下子为他带来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日元的版税，使他一举脱贫，一家四口终于回到了正常社会。

以这段经历写成的还有他近年出版的《不配做流浪者》和《连带保证人》，自话自说不脱传统私小说的痕迹，粗粝的笔触与残酷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有点泥沙俱下的芜杂感，但内容很接地气，令人回想起黑暗时代普罗作家的“底层”叙事，像他的知名公众号“干杯后再忏悔”一样如泣如诉，自有击中人心的冲击力，在“下流社会”中不乏心有戚戚的读者受众。 

五

社会生活是文学的主体。

一种超稳定被打破之后，中流阶层分崩离析，原来整齐划一的社会便呈现出五光十色的风貌。善于命名的日本社会炮制出五花八门的新名词来指代不同的划分，诸如“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即无学历、无职业、无接受培训等“三无”人员）、“穷忙族”（Working Poor，即无论如何奔忙也摆脱不了贫困的群体）、“飞特族”（Freeter）、“御宅族”（Otakuzoku）……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名词背后，所代表的是新出现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挣扎与奋斗、挫败与昂扬，上升意志和下降感觉等等，他们的叙事无疑将会成为日本文学中的一大表现内容，从而给长久以来近乎死水的日本文坛带来波澜。

面对社会阶层的异变和固化，“下流社会”中的人群如何实现咸鱼翻身？作为严肃的社会学家，三浦展、大前研一等都开出了各自的药方，见仁见智，总归是社会学著作中三段论范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仅就个人阅读兴趣而言，我更关注的还是其中所呈现的文学现象，这也是我写这篇读书札记的出发点与动力所在。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注意到，在探讨日本社会的“下流化”及其出路的时候，具体到文学领域“下流作家”这一语境，不难发现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凭借各自的文学叙事近乎完美地实现了突围和逆袭，这让我联想到日本文学史，似乎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学传承。

杜少陵诗云：“文章憎命达。”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没有什么不幸的经历是多余的。这曾是个古老的命题，却在当今日本下流作家身上，体现得更加雄辩。在日本，很多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作家，他们在成名前大都经历过一段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如藤斋绿雨、萩原朔太郎、藤泽清造、林芙美子、水上勉、松本清张、森敦、胜目梓等等，不胜枚举。我在读到西村、田中和松井等“下流作家”的文字时，书页之间不时晃动着这长长的一串名字和他们的身影。让人不由感叹，无论时势人心如何变迁，文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这些被强大的外力甩出常轨的作家各有一部百味杂陈的生活史与心灵史，但在从文学书写中获得救赎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西村贤太的《苦役列车》是用私小说笔法写自己的青春自传，小说的结尾写道：贯多因为在工地上打架而被开除，因滞纳房租，他再次被迫搬迁。后来从母亲那里弄来一些钱，重新租房后找了份新的工作，从那时起他开始读藤泽清造的小说。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既将自身处境与大正时代穷愁潦倒的小说家的遭遇建立关联，也暗示了坠入人生“苦役”的卑微者得到文学之神的救济。借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只对私小说感兴趣，因为我自身得到了私小说的救助。”西村以藤泽清造隔代私淑弟子自居，后来文学获得成功后慨然出重资为藤泽出版全集。田中慎弥早年失怙，亡父遗产唯有满架的文学名著，母亲鼓励他继承父志，更为其购置《大文学全集》。田中中学时代起开始亲近父亲藏书，从司马辽太郎一直读到松本清张，尤喜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和三岛由纪夫，二十岁起开始尝试写小说，励志以笔谋生。青山七惠从专门学校毕业后当导游，兴趣却全在写作上。松井计原来就喜欢读书，为了谋生当过网络写手，在经历颠沛流离中顿悟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正如他所说的：“对我而言，写作和生存都是一回事，所以不拼命努力不行。”支撑松井坚持下来的，除了早日恢复和家人一起正常生活的企盼，更大的动力还是文学在暗无天日的残酷处境中给他的生存下去的能量。

不入地狱，何来涅槃。对一个胸怀文学梦想的写作者来说，不管生活如何变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或许，行到水穷处，文学之花就绚烂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