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普里皮亚季市（Pripyat）是专为位于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人建造的一座城市。市中心矗立着一座普罗米修斯的铜像，他张开手臂，紧握着一个燃烧的火把，这座铜像的意义在于象征了人类发挥独创性在驯服和驾驭自然力量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尤其是将被禁锢在原子核内的“火”以可控制的方式从放射性铀中释放出来，用于发电。

现在这座雕像具有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普里皮亚季似乎也因为妄自尊大地擅自窃取了“圣火”而受到了惩罚。这座城市如今已经成了一座鬼城，杂草丛生，满目荒凉，30多年前被突然疏散的居民慌忙撤离时留下的物品，仍然凌乱地散落在房间各处。周围都是隔离区，那场灾难造成的核辐射水平仍然过高，不适合人类居住。参加官方安排的旅游项目前来游览的游客会发现，这里完全就是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l Tarkovsky）的邪典电影《跟踪者》中的场景。静寂无人的游乐场上，铁锈正在慢慢地爬上秋千架，写着“肉”和“奶酪”的牌子仍然挂在空荡荡的超市里。随身携带盖革氏计数器（Geiger counters，辐射探测器的一种，用于测量放射性程度——译注）的导游警告游客，这里的一些地段仍然留有大量的放射性污染物，不能随便进入。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的爆炸，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的古老格言在这里发出回响，特别令人不寒而栗。但我们究竟应该从这次事故中学到些什么呢？本文介绍的三本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书都尝试在这方面寻找答案。但是，不出人们所料，答案非常复杂。

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俄罗斯乌克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瑟希利·普洛基（Serhii Plokhy）和英国出生、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亚当·希金博瑟姆（Adam Higginbotham）的看法是一致的。事故发生后，苏联当局将事故的责任归咎于人为失误：原本应该通过例行的关机来运行对安全系统的基本检测，但是夜班的操作人员做出了错误操作。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领导的公开化改革时期（glasnost and perestroika），这个已经境况不佳的国家进行了最后的几次公开审判，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有关人员被送进了监狱。当时核电站的负责人维克托·布鲁卡诺夫（Viktor Bryukhanov）被判处了最严厉的刑罚（十年徒刑），而且被指控“作为一名领导者，道德败坏”。

但是历史证明，当时那几位被告在陈词中的说法是正确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设计非常糟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可能会导致反应堆不稳定和失控。而这一点是他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都无法预见的。就是这一个设计上的微小错误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如果当时当局承认了这一点，将会意味着事故的责任应该由苏联核计划中的某位有权有势的个人来承担，而且也等于向全世界承认苏联的科学和工程水平未达到合格的标准，同时也承认了当时苏联及其卫星国正在运作的其他同类核反应堆都存在着类似的危险（后来那些核反应堆都悄悄地进行了改良）。

在这一方面，切尔诺贝利事故是苏联社会存在的长期痼疾的一个例证。在苏联体制下，不可实现的目标往往都是通过强权和威胁来加以确定和实施的，很多事情都采取走捷径的方式，公民被蒙在鼓里，有时还会面临巨大的危险。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莫斯科对这次事故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危险和苦难采取了满不在乎的傲慢态度。辐射水平一再被降至最低或根本不予理会，有关普里皮亚季及其周边地区以及邻近基辅市的儿童的撤离决定，更多地是基于做表面工作和各种不便而做出的，并非出于考虑居民的安全。如果从这次事故中能够得出结论，其中的一点肯定是：一个依赖于对权威和训斥的恐惧，并且严格按照专业知识链条来分配知识的政治体系，是极有可能发生这类灾难的。而这类毛病也不仅存在于权力至上的专制国家。

尽管如此，四号反应堆爆炸后人们产生了一些或混乱或冷漠的情绪，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灾难：反应堆和容纳它的大厅实际上已经被完全炸毁，爆炸后的碎片仍然散落在整个场地上，炽热的内核就赤裸地暴露在大气中。关于那种超自然奇异场景的描述让人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希金博瑟姆这样写道：“飘渺颤动的蓝白色光形成一道虚幻闪烁的光柱，向上一直冲向夜空，最后消失在无垠之中。”因为来自反应堆的强辐射流已经使大气本身发生了电离。高级官员在现场神情茫然地来回踱步，用脚把那些来自反应堆堆芯的具有极强放射性的爆炸碎片踢到一边，嘴里不停抱怨着这场他们自认为是常规故障的事故。现场存在的核辐射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官员们的想象能力和理解能力。与此同时，在核反应堆爆炸后的一天半时间里，普里皮亚季的生活照常进行着，孩子仍然在温暖的春日阳光下尽情玩耍。拍摄这次事件的电影胶片被幽灵般闪烁的强光和天空中出现的白色条状闪电完全破坏了：那些是自己冲入影片中的存在于核爆地点周围的强烈辐射。

其中一个最令人心生恐惧的现象是，现场暴露于强辐射之下的工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抵受不住辐射的影响。那些奋战于反应堆屋顶上、试图扑灭火焰的消防员，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也都纷纷支持不住，他们大多数人出现了呕吐、恶心、头痛和头晕等症状。“这时候的每一秒钟都非常关键。”普洛基这样写道。在短短数小时内，受到辐射侵害的人“全身变肿，甚至膨胀起来”。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辐射造成的伤害应该是缓慢出现、慢慢累积的，但是切尔诺贝利这场核爆之后，极高水平的核辐射造成的伤害是立刻出现的，即使刚开始时并没有明显的外伤迹象，不用多久，受到辐射灼伤的皮肤就会变成紫色和黑色，继而像用旧的纸张一样一层层地脱落下来。

希金博瑟姆在书中引用了一张题为《大象之足》（Elephant's Foot）的照片，这是一堆（被扔到反应堆顶上，试图用它们来将火焰闷熄的）铀燃料、钢材、混凝土和沙子，当它们熔化时，就像熔岩一样从反应堆大厅流入了地下室。“这些物质仍然具有极强的放射性，站在这些物质旁边不用五分钟，就足以导致极其痛苦的死亡。”他说。

尽管这场灾难性事故中包含着诸如戏剧性、阴谋以及恐怖等元素，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今年5月初，天空电视台（Sky）新拍摄的剧集《切尔诺贝利》才第一次将这次事件搬上了银幕。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叙事之中并不承认任何英雄的存在，除非你算上那些几乎是采取自杀式行动的勇敢的“清理者”（liquidators），他们押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在事故现场奋力排险，避免了更严重的再次爆炸和反应堆的彻底熔毁。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整个第聂伯河（Dnieper）流域甚至更远的区域都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毁灭性污染。认真追究这场巨大灾难的责任，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没有一位领导人可以完全脱离干系。

普洛基的书去年获得了英国的贝利·吉福德奖（Baillie Gifford Prize），是叙述切尔诺贝利的三本书中描写得最细致入微的一本。作者在书中保持了一种深思熟虑的观察口吻，既不会过于超脱于事件之外，又不会对某个特定的事项过分关注。但是这本书的缺点在于叙事平淡乏味，读起来有时令人感觉像在读一个笨拙的翻译文本，其间充满各种陈词滥调（例如“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这类句子），或者像是一些令人几乎无法理解的逐字音译的文字。希金博瑟姆则显得才华横溢，他笔下的故事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对书中涉及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也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普洛基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在政治上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更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他认为这次事故在后来苏联的解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距离遥远的莫斯科感到越来越失望，他们担心那边一时兴起就制定政策的政党政治会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这场灾难刺激了环境保护行动主义的出现，也在苏联各地激发了很多对于改革以及言论自由的呼声：发生了如此规模的严重灾难之后，过去那些习惯性的掩饰、推诿责任和寻找替罪羊的做法已经是不能容忍的。

为这次事故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后来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戈尔巴乔夫被迫交出了他所倡导的改革（perestroika，包括重组和调整经济制度的政策或实践，最初旨在提高自动化程度和劳动效率，但是后来却导致了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束——译注）。但是，当苏联的各个成员地区不得不在经济上自力更生时，这种独立就使他们的核政策面临了一些艰难的选择。1994年当选乌克兰总统的前火箭科学家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因为财政困难缺乏资金，感到有必要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其他反应堆继续运转，这就意味着将迫使工人在高度污染的环境中继续工作，尽管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坚持主张应该将整个核电站封存关闭。

作为一个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有过专业兴趣的人，我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印象：对于位于事故发生地乌克兰的一些地区以及那些被迫永远离开家园的人们来说，这次事故的影响绝对是灾难性的，但是对于健康的长期影响却表现为十分有限，令人惊讶——据联合国机构认可的官方数据显示，直接死于这场事故和由此引发的各种核辐射疾病的人最多只有54人。在放射性尘埃引起癌症的发病率方面人们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估计，但总而言之，就像传统的说法，情况本可能更糟。

凯特·布朗（Kate Brown）是一位研究苏联以及核技术的美国历史学家，她对以上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她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各式官员感到困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使核能的风险妖魔化的长期斗争。她花了数年时间，试图揭开被隐藏的真相。为了完成这项使命，她走访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多地区，与当地的村民、官员、医务工作者、科学家和档案保管员交谈，也对一些来自西方的专家和目击者进行了访谈。她获得了一些似乎以前从来没有被人阅读过的文件和相关记录，其中包括一些显然有人希望将之与被污染的切尔诺贝利废料一起掩埋起来的资料。她辛苦调研的结果最后成就了一本不同凡响而且十分重要的（尽管也具有争议性的）著作。

如果说布朗的这本书填补了普洛基和希金博瑟姆留下的空白，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成就：我认为布朗的书让世人看清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对个人和社区的影响。这本书暴露了这个事件背后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东西。

在所有这些讲述苏联官员、领导人和科学家的欺骗与隐瞒行径的书中，我们所读到的都是各种丑闻，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惊讶的了。但布朗认为，沉默中的阴谋所涉及的层面更加广泛。人们可能会认为，因为苏联是冷战时期的对手，1980和1990年代美国的核技术和核辐射危害方面的专家肯定会大肆渲染这场灾难的后果，而且苏联人也确实经常因此而指责他们。但布朗认为，事实上，核辐射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被有计划地刻意低估了。首先，如果向世人公布暴露在核爆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中对健康造成影响的真实情况，势必引发一些针对美国在1950和1960年代进行的核弹试验的令人难以作答的问题。希金博瑟姆也认为，目前拥有的有关相对低剂量的辐射对人类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的数据严重不足。

在布朗看来，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对人类造成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这种传统看法，源自苏联人习惯性的期盼、选择性的失忆、对事件糟糕的处理方法以及对信息的彻底压制等因素。现在似乎已经清楚的事实是：在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的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中，癌症的发病率，特别是甲状腺癌和其他使人逐渐衰竭的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了。布朗估计，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健康问题而过早死亡的人数，仅在乌克兰就有至少3.5万至15万人，这个数字与乌克兰当局声称的一致。但是这个数字以及布朗提出的人们在对低剂量辐射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上存在错误和不充分理解的说法，都受到了一些辐射流行病学专家的强烈而且尖锐的批评，专家认为如果把这些观点当作确定的结论，将是不明智的。然而，尽管人类为这次事故真正付出了多少健康的代价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布朗所做的调查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切尔诺贝利并没有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在发展核能的道路上将不可避免遇到的未来前景，2011年日本海啸之后发生的福岛核事故也是如此。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国际核事故分级标准（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福岛核事故是又一个被评为最高级别的 “重大事故”。这两起严重事故反映出了几十年前这个行业普遍存在的极其糟糕的规划、工程和管理状况：就苏联而言，正如希金博希姆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有着注重保密和自满自大的文化，对待工作的态度傲慢又疏忽，加上劣质的设计和低等的施工标准”。希金博希姆对继续投资发展核能的理由给出了一个较为平衡的解释：化石燃料发电站同样造成死亡事故和环境退化，业界在核反应堆的设计、安全和效率方面已经并将会做出实质性的改进。要说核能技术自1986年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非天真的乐观。

但是，如果实际上并不能证明核电非常安全，我们就必须及时叫停那些宣称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桩小事的垃圾科学（junk science）。正如美国白血病专家罗伯特·盖尔（Robert Gale）所说的（他为切尔诺贝利受害者进行的骨髓移植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从医学上讲，“这个事件没有什么影响”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严重的灾难，其影响至今仍能清楚感觉到，我们有责任使全世界诚实地面对这一事实。

本文作者Philip Ball是一名作家，作品包括《真是怪了》(Beyond Weird) 。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