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投靠美国的俄罗斯间谍有个新名字叫Janosh Neumann。

7年前，他和同样身为前FSB（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的妻子Victorya离开俄罗斯，投靠美国，幻想着美好的新生活，却没料到梦想会离他们越来越远。初到美国时，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接见，高档的旅馆和不菲的报酬几乎让他以为美梦成真。然而如今，7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政府文件，没有钱，住在一个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Janosh的情报世家

Janosh Neumann出生在俄罗斯的情报世家，他的父母均在情报机关任职，祖父是二战时期斯大林情报机关的陆军上校。

Janosh说：“我父母两边的家庭都是军人或者是秘密警察，在情报机关任职就像是‘家族事业’。在我小的时候，甚至我的保姆都是一个士兵。”Janosh从小就受到来自这样家庭的压力，童年时的家庭关系也不甚和谐，以至于此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加入FSB都很大程度收到了父辈的影响。13岁那年，他为了“更好地了解敌人”而到过美国。但这次美国之旅却他爱上了这个让他感觉到“自由”的国家。

后来，Janosh获得了刑法硕士的学位，主要研究反间谍行动。毕业后他被派往俄罗斯的金融犯罪部，负责侦查金融有关的犯罪，并且暗中监视国外商人的行动。他的父亲曾希望他能够进入对外情报机关工作，但在他和来自非情报界的第一任妻子结婚后，父亲的这个打算就再也没有被提上台面过。

相反地，Janosh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路。当他在FSB金融犯罪部工作时，他接受了银行家的贿赂，利益的诱惑促使他辞了现有工作，进入到莫斯科一家银行的安全部门任职。他通过银行间的洗钱体系谋利，并表示“在一次洗钱中银行能够获得总金额的20%作为报酬，其中的一部分会分给了他们的小组，他们主要负责做一些程序性的工作。”他和FSB的联系也让他能够提前知道哪些银行会受到调查，为他的活动提供安全保障，一些FSB的工作人员甚至还帮助银行运送现金。

“有时我们甚至用政府的车去运送现金，”Janosh说道，“我们向各个部门行贿，可以清楚地知道莫斯科的哪类银行正在接受调查，下一个被调查的目标是谁。”

Janosh说，这是他的过错，是他经不住诱惑，但他同时也提到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几乎每个人都行贿受贿，这让他的忏悔少了几分真诚。

这一“副业”为他带给了巨大的财富，他自己也变得自大傲慢，对抽成的要求越来越高，几近贪婪，迫使整个洗钱链条的人都背弃了他，源源不断的威胁和麻烦纷至沓来。

直至后来他的父亲劝他自杀，说，即使Janosh自己不这么做，其他人也迟早有一天会来取他的命。不过Janosh怀疑父亲是不是真想让他这样做。之后，Janosh和妻子Victorya决定出逃。

逃离俄罗斯

2008年5月的一个夜晚，Janosh和妻子带着两个手提箱和1.5万美元的现金降落在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土地上。

他们原本只打算从原来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多明尼加孤立无援，他们的选择相当有限。如果俄罗斯当局开始寻找俩人的下落，他们就不可能默默无闻地在岛上待太长的时间，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寻求和美国的合作。

一周之后，他们走进了多明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哥的美国大使馆，要求见情报官员，之后Janosh呈上了FSB员工证明和一封提前写好的信。

第一次的见面，两个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先是询问了他们是否知道危急美国人生命安全的情报，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之后，又确认了他们的动机以及精神状况，并且询问了他们可以提供哪些情报。Janosh表示，可以提供俄罗斯黑手党在美国的活动、俄罗斯一系列洗钱活动的运作机制等内容，一位工作人员了解后给了他2500美元现金。第二次会面时，一位讲俄语的情报人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为莫斯科效力的美国间谍，这次Janosh得到了2000美元的报酬。

在之后的6周里Janosh和中央情报局(CIA)的人员共进行了8次会面，CIA为他们设计了假的身份和背景，他们摇身变成了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Andrey 和Maria Bogden。

每一次的会面伴随着越来越具体的问题，而Janosh和妻子的未来却仍没有着落。Janosh希望可以得到一笔钱和一个去瑞典的合法身份，但是CIA推荐了加拿大。Janosh说CIA口头承诺了180万美元的报酬，但从来没有落到字面上。当年7月中，他们忽然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称出于安全考虑，要把他们转移到美国东部的波多黎各。当时飓风刚刚过去，加勒比海仍然波涛汹涌，他们在船上几乎一路都在晕船、浑身湿透。中午，他们抵达了波多黎各，但这远不是旅程的终点。他们立刻被带到机场坐上一架小型飞机，甚至没有时间换下他们被海水弄得湿淋淋的衣服。

直到在飞机上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去美国的路上。

他们最后降落在弗吉尼亚。第一晚，一位会说俄语的CIA特工带他们出去吃了饭，夫妻俩都喝醉了，Janosh讲着俄罗斯笑话，没人谈情报的事情。一轮又一轮的会面开始了。这个过程中，Janosh的妻子Victorya和事件负责人、俄罗斯黑手党研究专家Karen的关系日益密切，同时一个又一个关于美好未来的承诺接踵而来。Janosh说：“FBI承诺了护照、社保卡、驾照和工作的机会，并且说如果保持合作最快可以在一年内得到绿卡。

但事与愿违，FBI首先违背180万美元报酬的承诺，变成他们能一次性取得30万美元的报酬，并且在他们协助询问期间每个月能拿到3500美元的报酬。

几个月之后，他们又被转移到费城，又过了3个月，Karen让夫妻两人转移到盐湖城并且变换自己的名字，Janosh的名字由此而来：Janosh来自罗马一位面对过去与未来的双面神，Neumanns则寓意新的人（new man）。之后Karen又把他们转移到波特兰，这个他们之前闻所未闻的地方。

在转移到波特兰后，虽然FBI每年会更新他们的合同，但是却从来没有涉及护照等内容，这让他们的生活陷入窘境。Janosh开始不停追问FBI什么时候能获得这些文件，与此同时他们和FBI的关系出现恶化。FBI开始说他们不合作。此外Janosh也有自己的原则，他坚持不向FBI透露有关FSB合法活动的详情，只提供违法的活动内容，这也加剧了二者的矛盾。

同时，FBI也对于Janosh所阐述的事件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因为他的阐述和FBI长久以来的认知相违背，FBI又无法立刻证明事件的真实性，这让关系变得更糟糕。FBI认为Janosh高傲、好斗，而且难以合作。

合作的结束和梦想的破碎

在这样的五年之后，FBI没做任何解释就停止了和Neumanns夫妇的合作。这意味着他们的相关签证即将到期，并将失去工作许可，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经济来源。

虽然合作停止了，Victorya和Karen的关系还是依然亲密，Victorya曾经发短信给Karen说FBI还拖欠他们7000美元的最终款项，但是Karen方面只是回复说正在努力中。他们为了支付房租已经卖掉了汽车，但仍不得不搬出来，因为下个月的房租毫无着落。他们说，现在他们只能靠时不时的兼职和向朋友们借钱维持生活开销。

此前CIA和FBI支付的高昂费用已经被Neumanns夫妇奢侈的生活消耗殆尽，而且压力之下Victorya健康状况一落千丈，这些钱还贡献给了美国昂贵的医疗系统。

失去了签证的二人转而寻求政治避难，但是政府在几个月后驳回了请求，原因是Janosh作为一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申请政治避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Janosh在给Karen的短信中承认曾“因为政治信仰问题伤害他人”，不过Janosh坚决否认，说是英语表达上的不准确造成了误解。此后，Janosh放弃了和FBI漫无尽头的沟通，雇佣了Judy Snyder作为他们的律师来起诉FBI、CIA、美国移民局等部门，他们同时得到了个别移民局工作人员的支持，但是一切仍然悬而未决。FBI的探员写信给Snyder说明了诉讼的难度，Kare也警告说诉讼可能会公开Victorya的病史，让她更难找工作。

困境中的Janosh不顾FBI要求其保持低调的警告，在波特兰接了一些影视配角的工作。他曾经在美剧《格林》中有演出。

FBI以不能对具体的一位情报提供人的现状做出回应为由拒绝评论此事，目前一些私人组织仍在帮助Neumanns夫妇进行斗争。Janosh说：“当初最大的错误是相信了美国政府，他们的专业水平远远在我的预期之下。”Victorya甚至开始怀疑在这些年中间Karen是否真的想要帮助他们还是只是在敷衍。

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他们不可能像预计的那样用新的身份来到某个欧洲国家，不可能拥有充足的现金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相反地，他们只能像很多的美国人一样，挣扎着维持生计，担心着移民局哪一天会重重砸响他们的家门。

（译者：汤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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