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场追溯文学起源、回归文化传统的活动，于贾家庄而言，更像是顺应时代政策、寻求当地品牌重塑的一场试验；于贾樟柯个人而言，对“共识”不再抱有期望的他，回到了创作母体汾阳，试图在与电影相关的文学领域，更新创造力并保持对时代的关注。
文 | 三声 查沁君
编辑 | 申学舟
从北京到太原，列车一路往西南方向挺进，在无尽连绵的隧道间，渐次穿越太行山脉。一路上“巍巍太行，莽莽吕梁”之势初显。
太原并非我此行的终点站。在太原南站换乘中巴后的两个小时里，窗外的风景已由城市变为乡村。每隔数百米，都能看到田间矗立起的、约十米高的巨幅广告牌，上面的字眼清晰可见：吕梁文学季——从乡村出发的写作。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地——汾阳·贾家庄。
被媒体称作“山西第一村”的贾家庄，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吕梁山下。解放前，这里曾是出了名的一穷二白、盐碱沼泽的苦难之地。为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贾家庄从60年代开始实施农业机械化改革；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目前已形成6.5亿的集体资产，“共同富裕”的红色旗帜至今仍在当地飘扬。
图/查沁君
新世纪以来，瞅准风口的贾家庄踏上了文旅快车，与之相连结的是其得天独厚的文学基因与创作氛围。这里曾诞生山药蛋派作家马烽及其代表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人民艺术家乔羽在深入体验贾家庄生活后，创作出家喻户晓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在文学逐渐式微的当下，贾家庄正在寻求某种回归与重建。当渴望塑造历史文化品牌的乡村，遇上“希望回家乡做点事”的导演贾樟柯，奇妙的化学反应产生了——首届吕梁文学季成为个人与政府一拍即合下的产物。
这样一场追溯文学起源、回归文化传统的活动，于贾家庄而言，更像是顺应时代政策、寻求当地品牌重塑的一场试验；于贾樟柯个人而言，对“共识”不再抱有期望的他，回到了创作母体汾阳，试图在与电影相关的文学领域，更新创造力并保持对时代的关注。
然而更多人关心的问题是，这样一场从乡村出发的文学季活动，如何真正融入当地村民的生活，是否只是一种架空与摆设，平遥经验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移植”到贾家庄上。
在那生活的八天时间里，我隐约感受到了活动背后，由当地政府、企业、名人与村民等多方关系所构建成的乡村场域中，人与资源的互动与连结。这些文学艺术家们难以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但这件“有野心”的尝试，为物质并无忧虑的村民和“所谓的寂寞乡村”，埋下了新的种子。
这样一想，贾家庄看起来和平时又不一样了。
中巴在裕和花园酒店的大门口缓缓停下，眼前的这栋庞大建筑，让我生出“完全不像农村”的感慨：酒店占地总面积达三万平米，两侧是宽阔的停车场地，中间有常年奔涌的喷泉，室内设施足以和一线城市的酒店规格相媲美。
从酒店走到活动开幕的第一站——马烽纪念馆，约莫十分钟路程。这座于2012年开始筹建的纪念馆，曾获得山西省汾阳市政府的245万元投资，并在马烽故居的基础上建设而成，门匾的五个大字还是由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题写。
在贾家庄生活居住的数十年里，马烽被乡亲们亲切地喊作“老马”，他以村里人为原型创作了诸如《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多部作品，其中《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吕梁英雄传》更是被改编成影视内容，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照
某种意义上，马烽不仅仅是文学领域“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对于贾家庄而言，他提供了一种文学创作路径，使得乡村成为文学灵感来源的一部分。
就像一场冥冥中的安排，文学在历史与当下产生交汇。距离马烽纪念馆不远处，在一片喜庆的敲锣振鼓声中，贾家庄作家村诞生。当红色帘幕被揭开，人们穿过拱形石头门，可以窥得里面由奇石嶙峋、凉亭绿荫、小桥流水构成的惬意风景，这为当地以及远赴而来的作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写作环境。
“从现在开始，我们多了一个身份。当我们以作家、诗人的身份在贾家庄住过以后，在文化身份上，我们已成为贾家庄的人了。”此次活动的文学总监欧阳江河感慨道。
随着文学季各项活动的逐渐展开，奔赴在不同活动现场的贾樟柯抽空接受了我的采访。
他坐在斜对面的沙发上，依旧是“江湖大哥”式的一身标配：看不出品牌标识的黑色西装外套、黑T恤、黑西裤以及亚瑟士运动鞋。作为首届吕梁文学季的发起人，贾樟柯做这件事的原始动力，更多源自个人经验。
“当时我完全是怀着一个对于故乡的记忆来决策的。”他回忆起从出生懂事到初中高中成长的过程里，像伙伴一样的文学，给他带来的精神愉悦。
彼时正值朦胧诗刚兴起，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对“不确定性”感兴趣。在读完这些新诗后，班上二三十个男生聚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叫“沙派”的诗社，因为当时外面在刮沙尘暴，“男子汉觉得风沙是很浪漫、也很硬的东西。”每个人写了二十多首诗，用铁笔刻在蜡纸上装订成册，跑到汾阳的北大照相馆里，打印了六七十本，班里同学人手一本。
正是因为经历过那样一个文学极度高涨的年代，面对当下文学的式微，他能感受到这种落差：“我很怀念那种氛围，但是现在在公众范围内，大家普遍对文学的兴趣减弱了。”
这种“落差”还体现在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上。因为常年活动于北京与山西两地，贾樟柯能明显感受到两地在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他以零售商“梯级式”的开店思路作比，大城市卖不掉的库存被转到中型城市，依次递减，到了基层就是最差的、最滞销的货物。
他对此感到不忿，“为什么农村就不能有五星电影院呢？谁说农民看1.2K的电影就可以了？”
在他看来，文化项目不应该以商人思维来运作，乡村也不意味着可以将就和打折扣，“对于我们这种小城镇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我们首先自己去打破这种东西，把最好的东西带回来。”
当天新开张的种子影院，就是贾樟柯倾注心血、理想中的单体独栋电影院。他带回的“最好的东西”包括：清一色的进口高配版放映机、配备同步字幕机，3D放映效果媲美北京上海一流电影院。
他还专门请到莫言为种子影院的牌匾亲笔提名，由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英国AA建筑联盟学院的汾阳籍建筑师王施霂设计，其英文名Open Village意为落户村庄，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西里尼的影片《Rome, Open City》异曲同工。
贾樟柯、赵涛与嘉宾一起为种子影院揭幕。图/官方提供
贾樟柯赋予其一个美好愿望：期望种子影院能够成为一粒从村庄里破土而出、生根发芽的文化种子，最终让电影文化在基层枝繁叶茂，落地生根。
村党委书记邢万里在种子影院的揭幕式上说道：“3年前，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大哥，贾樟柯导演以他国际的情怀加上国际的气质，开始在贾家庄建设种子影院。没有他的支持，这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文化资源。”
就在种子影院的三楼会客厅里，我问贾导：“最一开始是如何与当地政府达成契合的？”我好奇的是，在这样一场以贾樟柯的个人品牌影响力主导下的文化活动，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参与度。
近十秒时间，我们处于极度的静默中。这间由废旧厂房改造的办公室略显昏暗，他快速而娴熟地划过一根火柴，火苗“咻”得一下明亮起来，雪茄顺势靠了过来，烟草味迅速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最主要的一个契合是，我想在基层做文化活动，政府也希望我们回来为山西做点事。那么，我在这片土地上做的事，政府必然会关心，除此之外，没有太深的合作。”
至少在外界看来，贾樟柯可能是山西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具有强烈个人品牌和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这种影响力甚至渗透到除电影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和商业关系中。所以我们好奇，他对于当地各方面的发展是否都起到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
“我个人觉得过高地估计了一个人的作用。当然，可能会有某种探索价值吧。”他坦言，山西转型确实存在困难，新项目较难吸引到更多人脉和资源，“因为我是山西人，我喜欢在这做事，我的优势在山西。最起码在汾阳，我语言相通，我同学发小一起长大的，容易办事。”
此刻，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自己的新片《一个村庄的文学》中选择朗读莫言的一句诗——“回到故乡，我如鱼得水。”
从裕和花园酒店到文学季主会场，一定会经过的地方是贾街。这是我在村里唯一一块能感受到旅游气息的商业街。
贾街是在180亩原村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包含四条仿古明清线路，由一个原点出发，像四条蜿蜒的小河流淌开去，终点是一片广阔的游乐场。这里汇聚着各地特色小吃、酒坊、油坊、醋坊等传统手工艺门店。
游乐场的摩天轮。图/查沁君
当我走到一家“汾州石头饼”的店铺前，一眼便认出我在活动首日就曾打过招呼的村民郭文进，他在马烽纪念馆隔壁也开了一家分店。店铺牌匾旁边挂着装裱精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证书。老郭守着摊位，里面摆放着今早刚做的石头饼，边说边递给我一块，“不买不要紧，只是尝尝土产的味道。”
郭文进做了十五年的石头饼，在此之前，他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穷书生，不挣钱”，而在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石头饼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体面礼品，瞅准机遇的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铺子，来往的邻村上下的村民都会光顾他的生意。依靠石头饼的买卖，他建起了楼房，把女儿送进大学。
他回忆起当年入驻贾街的情景，2015年下半年，贾街开始动工，“村里干部就拿着设计一边建设，一边招商。”并且提出商户免房租的优惠政策，只收取8%的营业额作为管理费。此外还有基本的物业费、水电费等。
在五一、国庆等节假日里，郭文进的店铺日营收可达五六千元，即使像日常的淡季，也能进账两三百。在物价相对较低的贾家庄，这样的日子算是“非常快活了”。
然而，要获得贾街的入驻资格并没有那么容易。已入驻的120家商户，每一家都需要提前申报资格，然后必须通过贾街管委会的试品尝，且在品类上与已有店铺相异，入选商家的所有食材均由村供销社统一提供。
图/查沁君
和郭文进不同的是，许斌经营的手工酸辣粉并非本地特产，但受到当地人以及游客的欢迎。为了学到地道的手工酸辣粉技艺，他在重庆的一家老字号免费打工，老师傅看到诚意才肯传授给他。在贾街开店的两年时间里，他每天早上从汾阳县城开车到村里上班，并对如今的生活表示很满意。
日常生活中，他喜欢看悬疑电影，在村里唯一一家电影院——影子影院开业前，他只能在汾阳市里看。谈起贾樟柯，他对我说道：“人导演厉害，不是一般人，我一看人家还和范冰冰、徐峥都合作过，他在这里也有一家店。”
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家厨几乎可以视为贾街的一块招牌。那些看过贾导电影的影迷慕名而来，同时也是游客打卡的必去地之一。贾樟柯对我说起开店缘起，“因为邢万里（村党委书记）找到我，说要不要开一家店。就是帮着贾街吆喝一下，所以就开了。”
店内装饰物具有强烈的贾樟柯印迹，其中包括《山河故人》的电影海报、贾樟柯获得的奖杯、以及与国际友人的合照，电视屏幕上轮流播放他的电影预告片，以及好友沃尔特·塞勒斯为他拍摄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
图/查沁君
当我在贾街的不同店面消费后，微信支付上显示的收款人均是贾家庄腾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村党委书记邢万里担任董事长，同时也是贾家庄集体经济的一部分。村宣传部主任司步升告诉我：“贾家庄村民能富裕起来，走集体经济是最主要的原因。”
村里随处都能看到“共同富裕”的标语，摩登洋气的咖啡店取了个“共同富裕”的名字；数米高的腾飞塔印着“贾家庄”三个大字，塔顶是一匹正在奔腾的骏马，近百米远的巨型水塔上刻着“翻身不忘共产党”。村史展览馆还打造了一塑毛主席的金身，“不当百万富翁，要建亿万富村”的口号成为全村人的共同信仰。
目前，贾家庄的集体经济由四大支柱产业构成，包括以恒鼎水泥制品为主的建材产业；以盛世酒类酿造加工开发为主的白酒产业，以种养殖、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的绿色农业，以乡村休闲旅游、拓展培训为主的旅游产业。2017年，贾家庄村集体固定资产近6亿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2万元。
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司步升谈起历史上的贾家庄，仅用两句民谣便可形容：“院里有水家里湿，坐在炕上能洗足”、“有女不嫁贾家庄，嫁到贾庄受恓惶”。新中国成立后，村党支部将村民组织起来“百把镢头闹革命”，再到农业机械化改革，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贾家庄再次推陈出新，踩准政策风口，结合当地特色，进行文旅融合发展。吕梁文学季首次落地贾家庄，也是该村在文旅探索上的一场新试验。但对于这样一场从乡村出发的文学季活动，它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当地村民在多大程度上能融入其中，从而真正实现从乡村出发，到再次回到乡村的良性循环。
文学季举办的第三天，诗人西川的演讲被安排在午后，他演讲的主题是《前现代诗歌写作与现代诗歌写作》。太阳直直地照在户外观众的脸上，但这片能容纳六百个人的场地，几乎座无虚席，其中一大半是当地村民。
我同旁边的大姐搭讪，她顶着帽子说道：“我也不太听得懂，只知道来了很多大作家，村里组织我们过来的，按大队分批来。”对于村民来说，这些信息传达的渠道无外乎是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开播的广播、口口相传或是微信这样的新媒体社交平台。
结束前的第二日，一场高规格的音乐会在艺术中心的空地上举行。待第一首大提琴曲演奏完毕，台下村民习惯性鼓起了掌，持续时间并不久。“按照国际惯例，观众应该一直鼓掌到演奏家们下台，这是对演奏家们的尊重。”中国雅歌的创始人范竞马严肃地对下面听众说道。
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当钢琴家王超演奏完经过他改编后的贝多芬的《月光曲》，欧阳江河、莫言纷纷起立鼓掌，后面是跟随而上的村民。“这是国际演奏的最高礼遇。”范竞马对在场所有人表示感谢。
“中国雅歌”演奏会现场。图/官方提供
这个场景反映了我们长久以来的质疑：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高雅艺术，如这场阳春白雪式的音乐会，抑或是这次为期八天、大家云集的文学季，与印象中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乡村，能否碰撞出火花？
我们无法苛求他们能对其中精髓心领神会，但这至少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方式和艺术熏陶。也许村民们难以意会《月光曲》中贝多芬的坎坷经历，但在跌宕起伏的音符中，他们的心绪或多或少都会被牵引、被撩拨。
“我也不能确定这些演讲和学术对话，对当地人的影响具体能有多少，它无法被量化，也许影响正在潜移默化中开始产生。”平遥电影展有限公司CEO梁嘉艳，也是这次文学季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在邮件中如是回复。
2017年3月，在《十三邀》中，贾樟柯对许知远说：“这几年，我觉得共识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疲惫、消耗创造力的过程，共识的形成是教育家的事，不是艺术家的事。”
他没有直接否认“共识”的重要性，但难以接受“共识”形成过程中的极端观点与暴力性，同时也对重复纠缠陈旧问题表现出倦怠。这解释了他为何在2016年底离开北京，回到故乡。他跃身到电影之外的公共领域，做更多的事情，更新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力。
在这诸多的事情中，贾樟柯始终围绕的一个核心是——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带到基层。尤其是建贾樟柯艺术中心、办平遥国际电影展和吕梁文学季，这三件事情被贾樟柯认为是“文化资源向小城市回流”的典型案例。
这些事情在思路和操作上呈现一定的相似性和承接性。某种意义上，“我们在用办电影节的方法做文学季。”如果说平遥国际电影展是一个电影广场，吕梁文学季则是一个文学广场，二者的功能都是汇聚精英思想成果，让不同的声音产生交汇与碰撞，转换成公众资源，传递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和人群中。
5月4日，贾樟柯接到一个通知，平遥获得年度电影城市的奖项，这个奖项是猫眼通过大数据评选出来的，数据显示，平遥2018年的全年电影票房相比同年增长了550%。这个53万人口的历史文化古城，展现出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观影热情。
“我们真的惊呆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开始看电影，但不知道增速是550%，这个增长是太可怕了。”他随即更正道，“不，是太可喜了。”
平遥电影宫。图/网络
平遥国际电影节的“相对成功”，证实了贾樟柯当初判断的正确性——中小城市其实也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渴望。这像一剂强心针给了他信心。“我有一种信念，就像我们3年前在平遥做国际电影展一样。”经过持之以恒的优秀项目、学术演讲、观众培育，吕梁文学季也应该能呈现同样的效应。
事实上，早在活动之前，团队就做过相关调查，发现了一个“吕梁作家群”。“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二三十个人，因为咱们是一个市县区，每个县三四个写作者，那就是四五十人。”贾樟柯说道。
但他发现自己错了，这个作家群的数字将近500人，而且这500个作者仍在持续写作、发表文章、从事频繁的文学活动。贾樟柯认为，这是吕梁文学季最重要的土壤跟条件。
在他的设想里，文学活动不应该成为一个集市，它更像是一场文学爱好者的聚会。来自天南海北的爱好者都能分享这一时刻。他向我讲起以前在厦门大学路演时遇到的一个汾阳年轻人，这次文学季向他发E-mail求助，信的内容大致是，他已经回到家乡了，但没有抢到票，能不能帮忙把他带进来。
贾樟柯回复他：“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票的问题，这个活动本身就是办给你的，你是主人。”
在活动具体的操作上，梁嘉艳指出两者的区别：电影展的日程是平行交错的，同一时间在不同场地有不同的活动，满足产业嘉宾和普通观众的不同需求；而文学季的日程，面向大众免费开放，尽量减少平行活动，让观众和读者都有机会参与全部内容，或亲临现场，或观看直播。
这样的设置体现了运营者对二者不同的定位。平遥国际电影节是一个和政府合作推动的项目，贾樟柯更为着重的是平遥国际电影展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市场化运营，政府在前三年给予的扶持将逐年递减，商业合作成为办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去年市场的比重已经达到总体费用的五分之四。
“我非常有信心到第四年的时候，商业合作进行影展的经费筹措，我觉得是不成问题的。“贾樟柯在去年平遥的影展答疑环节上说道。
“而贾樟柯艺术中心更像是一个公益机构。” 梁嘉艳说道，“这些设施都是自掏腰包，没有政府投资，我们的运营部门测算下来，三十年都收不回成本。”目前种子影院的前期投入就已经逾二千万，加上后续的常态化运营以及日常人工成本，预计每年将达数百万。
不过，此次文学季活动并没有太大资金压力。作为当地支柱型产业，汾阳六大白酒均成活动赞助商，活动期间还邀请贾樟柯、余华等其他作家前去参观汾酒集团。
汾酒集团位于贾家庄隔壁的杏花村，中巴行驶约20分钟，一路上能看到的店铺几乎全是白酒直销、以及为全国各地洽谈业务的商人们所配套的商务会所、酒楼等。进入汾酒集团大院，道路两旁枝叶硕大的法国梧桐为我们筑起阴凉。在集团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贾樟柯和欧阳江河拿着铁锹铲起了酒糠，学习其中的白酒制作工艺。在当天“汾酒行”的晚宴上，贾樟柯在台上吟诵了多首以酒为主题的诗句，并表达了对汾酒集团的感谢。
欧阳江河、贾樟柯在筛糠。图/官方提供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建伟在曾经的采访中表示：“贾导在电影中体现汾酒等这些故乡元素，其实是把这份情感根植到了骨子里，是无法磨灭的。特别希望，贾导的电影传播到世界的同时，把汾酒带向世界，让世界品味来自中国的清香。”
某种意义上，贾樟柯希望借助平遥国际电影展相对成功的经验，运用到吕梁文学季上来，如果这成为一种可以“复制”的方法论，它的意义将不仅仅局限在贾家庄这一个地方。贾樟柯说道，目前已经有来自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外省团队过来考察平遥国际影展，他们的说法是：“一个50多万人口城市都能做成，他们也想碰碰运气。”
采访到最后，贾樟柯手上的雪茄已经燃烧到一半。我问到他对于吕梁文学季未来的发展形态及预期。“我唯一的预期就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能够在中小城市，不一定是山西，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5月16日，活动最后一天。中巴行驶到汾阳中学门口骤然刹车，我们被数十位保安“拦”住了前进的路。穿着蓝灰校服的男女同学分列两排，中间留出一米宽的通道，从汾阳中学大门口一直到第二礼堂，整条队伍长达数百米。这个隆重的夹道欢迎礼是为莫言准备的，但也有人是为贾樟柯而来。
人潮熙攘中，我被人拉住胳膊，女孩看着我胸前的媒体证，恳切地问道：“姐姐，你能见到贾樟柯导演吗？你能帮我要个他的签名吗？”她怀抱着一本墨绿色书籍，不难辨认出这是《贾想》。贾樟柯早年的“故乡三部曲”，正在读高二的她全都看过，并且将自己未来的专业方向确定为影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