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方博物馆和图书馆中保存的大量文物是通过征服和殖民攫取的。人类学家、策展人和私人收藏家对非洲文物的掠夺既发生在战争时期，也发生在和平时期。这被认为是一种慈善的行为——拯救垂死的知识。

一些博物馆已经开始承认他们的收藏品有着与殖民暴力相关的让人不悦的历史。尽管如此，英国的长期政策并非放弃对掠夺而来的珍宝的所有权。正如当时的首相大卫·卡梅伦在谈到希腊埃尔金大理石雕和印度的Koh-i-Noor钻石时所说：

不，和过去一样，我当然不相信“归还论”。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

反对“归还论”的辩护，就和博物馆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作的辩护一样：它们是人类文化和自然财富的看守者和保护人。

这似乎是一项英勇的事业。但这实质上就表示埃塞俄比亚人、印度人或希腊人不受信任，认为他们不能保管好自己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为什么要求归还的呼吁日益增加。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收藏品保持和固化了欧洲人过去——且持续到现在——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

众多博物馆收藏的成千上万部文献并没有与它们的原始历史为伴。展出的物品是经欧洲人选择、组织、贴上标签或标识的。选择、命名以及决定这些物品意义的权力让欧洲人成了非洲历史的作者。

遗产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将每年的5月18日定为国际博物馆日，他们称博物馆是：

交流文化、丰富文化以及增强相互理解、合作和人类和平的重要手段。博物馆和图书馆以文化保护的名义保存工艺品和手稿，以便未来的子孙后代能够欣赏它们。

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是，西方博物馆展示的艺术品并不符合这些崇高理想。

它们包括动物、文物，以及人类遗骸。这些遗骸收藏品包括数千个非洲人的头盖骨。这些非洲遗骸的收藏提醒人们关注科学种族主义以及创建人类动物园事件，这起事件发生在1958年，当时来自刚果的活人还被拉到世界博览会的舞台上进行展出。

他们没有像国际博物馆理事会所说的那样，诉说非洲的文化历史，或者为“文化交流或相互理解”提供任何手段。到遥远的地方旅行的欧洲人会带回一些有趣的物品，用来吸引他们的宾客，这就是后来的“好奇柜”，一种展示未知地点和生命的流行方式，博物馆正是这种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

好奇柜演变成了现代的博物馆。今天，有人试图让非洲展览更具文化敏感性。例如，比利时非洲博物馆进行了翻新，目的是消除其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叙事。

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于殖民叙事的逆转。它们只能让博物馆看起来有所进步，迎合当今社会。

这些博物馆和图书馆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声称它们通过将手稿和文件数字化，把这些文件开放给全人类。但是这些资料只对说欧洲语言的人开放，它们用欧洲语言来编目，只有这些人连接到网络。如果图书没有被数字化，获取它们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图书馆并获得读者或研究人员通行证——显然超出了很多人的能力。

在几个保存殖民物品的西方人种学博物馆中，非洲人继续被描述成战士部落，具有迷信信仰以及同质且不变的文化。即使当博物馆试图提供对某些艺术品的原始目的和意义的洞察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视角。

归还的理由

归还似乎是解决博物馆造成的历史性非正义的唯一方法。这对于恢复非洲人作为自己的历史生产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对于如何处理西方博物馆中保存的包括人类遗骸在内的大量自然、文化和知识产品的问题，保存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归还之后，非洲人会决定这些收藏品的价值和地点。并非所有的艺术品都需要保存和展览。它们是知识、崇拜对象以及生命表达的鲜活原始材料。例如，人类遗骸，包括非洲祖先的头骨，可能会按照当地传统埋葬入土。文物可以成为知识和故事叙述的原材料。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1868年马卡达拉（Maqdala）战役中，英国军队带走了大量吉兹手稿（Geez manuscripts）和超过15个塔波特（Tabots）——约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的神圣复制品。塔波特是全球所有埃塞俄比亚犹太教Tewahido教堂使用的神圣宗教物品。只有牧师才能触摸它们，它们不能用作奇观物品或遗迹来进行展览。

埃塞俄比亚手稿也并非文物。它们是重要的文稿，可以作为埃塞俄比亚数千所传统学校的教科书。

通过剥夺人们的文物、书籍以及重要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你就剥夺了他们的知识、历史和哲学。这具有非常具体的现实世界含义。而今，拥有大量非洲文化资源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正像其殖民先祖一样，继承这种剥夺行为的遗产。

（翻译：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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