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超

2015年6月26日，为期两天的“2015陆家嘴论坛”在上海拉开序幕，本届论坛主题为“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与扩大开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出席下午进行的“改革系列论坛一：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论坛活动并发言。周其仁指出，金融为经济服务什么时候讲都不会错，为中小企业服务、为创新服务都没有错，但需要进行甄别。

周其仁认为，要把金融体制的改革作为金融服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汇率、利率机制更大跨度的改革，实现目标的代价会很大。

他还认为，我们对改革的风险估计偏高，对改革推进以后的收益估计偏低。高估风险的结果是改革者很容易变成所谓改革的风险厌恶者，于是改革进度就变慢。但改革推进以后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受益，这个主体现在还没有上场。他指出，改革拖拖拉拉、走一步退一步的代价会越来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拖泥带水的成本也不低。

以下是周其仁的演讲实录：

谢谢主持人，我就这个题目谈几点理解。

一是，我们一边强调金融要为经济服务，同时又有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关系到底怎么样。我想金融为经济服务什么时候讲都不会错，为中小企业服务、为创新服务都没有错。问题怎么做到？怎么做好？金融自己的体制如果不进一步改，能不能很好的完成改进工作。比如说实体经济要服务，到底是什么服务？是不是所有的实体经济融资都要给他们钱，给一样多？还是中小企业就要给钱？这样的话，能服务好吗？所以，如果没有金融体制自己的改革，我们看这些年的经验，刚才李扬先生讲到了这些问题，汇率机制，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我们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们出口导向很大程度是跟汇率联系起来的，很大的成就是支持了高速度、支持了用工转移，但也带来了过度依赖的弊端。遇到国际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冲击波就带到国内经济来，汇率机制不灵活就要让央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外汇放在这里没有其他主体来买，其他主体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不是我们理想的汇率，所以就要央行起作用。基础货币大量出去以后，央行要维持货币环境的稳定，就要采取对冲的措施，包括极高的、法定的准备金率。

这个问题是一串套起来的，如果汇率机制的改革，处在跟全球经济联系的经济体，所谓金融为经济服务很可能里面要打很大的问号。再看利率的问题，利率机制当然有很多的讨论，但看结果，当时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金融的作用呢？把关了吗？筛选了吗？甄别了吗？那么多地方债务，这些都是储户的钱啊。这些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仅仅说金融为经济服务，一定要把金融体制的改革作为金融服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汇率、利率机制更大跨度的改革，我们良好的目标做起来代价也是很大的。这是第一点我对今天讨论问题的了解。

第二点理解，汇率、利率大的范畴就是价格改革，它实际上是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那么，价格改革和别的改革是什么关系呢？把资本向下、对外开放放到一起，因为没有资本向下、对外开放什么叫做汇率改革、什么叫做价格改革到位。这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一直在讨论，什么叫做价格改革、什么叫做产权改革。现在看来这些东西不是对立的、是一体的。你说什么是价格机制灵活呢？刚才李扬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市场主体有权出价、有权讨价还价，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价格机制。我手里的东西什么价格卖，你接还是不接，决定于整个供求关系，不是任何人设计，事先演算的，是很多主体争啊、斗啊的结果，前提是这个主体要出来。金融改革可以说的非常复杂，因为专业性非常强，但本质很简单。本质就是中国所有人，他在中国创造的收入可以放到哪里去呢？如果今天不花，要投资，可以放到哪里呢？反过来市场上任何金融机构看到那里有一块钱，能不能把钱吸引过来。所以，价格机制、汇率、利率讲到底是财产的权利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家庭、企业，这种主体到底有权干什么事？这就是价格机制的本质。原来讨论价格改革还是产权改革，好像是两个改革，现在看来经过这么多年应该融汇打通，价格问题就是产权问题，离开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特别是转让权、契约权，充分的自由，没有市场。

这里就要讨论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改呢？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把这个事情解释的蛮清楚了。全球文化和技术进步很多未来的事情是不知道的，今天还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看得清，可以集中起来做的，但大量事情是看不见的，事先看不清的。那怎么对付呢？就要分权决策，让更多的主体消化不同的信息、做决定。你说让分权做决定，可能也出错的。你看我们股民是可能出错的，企业也可能出错，投资公司也可能出错的，哪个私人老板都可能出错。但是分散决策错了对全体影响不大，第二分权主要是分到财产权，就有了制约权。你再胡来本赔完就没了。一个国家把资源集中起来，是所有人的资源，纠错机制往往不如分权的纠错机制好。所以，我们国家到今天看得清的事情，就是还可以利用所谓的大国效应来做。但对未来看不清的事情，应该更多的利用分权机制。而所谓汇率、利率市场化，它是分权体制的一个表达，我想刚才李扬讲的很清楚。所以，我的第二点理解，汇率、利率和开放、和准入、跟其他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一体的。

第三，你看我们金融改革，很多问题讨论了几十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意见，就是做的时候很难、很慢、很不容易。我想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对改革的风险估计偏高，对改革推进以后的收益估计偏低。这里还有一个误差，因为发言权大的是在现在就要负责任的。现在负责任，他就想一旦改了，出了问题要负责任，就很容易变成所谓改革的风险厌恶者，希望不要改得那么快。但改革推进以后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受益，这个主体现在还没有上场。我们只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后，发现拖拖拉拉、走一步退一步的代价越来越大。你看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高，拖泥带水的成本也不低啊，再看留下的问题，可能现在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敢讲汇率加快改革、利率加快改革就没有风险，但看来看去没有对付不了的风险。为什么我们开放就对付不了呢？会有风险，但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教训，中国也培养了这么多人，应该说，没有对付不了的风险。如果说现在再讨论，已经讨论了这么多年，现在说2020年前能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体制基本落下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可能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如果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进一步改革会有对付不了的危险。那我的看法就是另外找一些能对付得了的人来搞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