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丈夫大概在基辅看了五一劳动节游行。他当时还不到两岁，自然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有没有关注到那些穿着乌克兰哥萨克服装的舞者在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底下旋转舞动。此时的基辅即将入夏，大道两旁的栗子树开出了粉色和白色的花蕾。在阳光、雨水、氮肥和磷的滋养下，三角叶杨树枝上长出了嫩芽。每一棵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野蛮生长、分裂，一切井井有条。然而在这一年，一片片叶子都染上了电离辐射。到了秋天，眼前这些春天的枝叶发黄枯萎，统统都会变成核辐射垃圾。

五一游行的一周前，距离基辅130公里以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技术人员决定关闭四号核反应堆以检测其中的一个安全协议。然而由于反应堆控制员开始测试的时间落后于原定计划，操作变得有些匆忙。这名工作人员是个新手，而值班的主工程师已经连续工作两天没合眼了。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切尔诺贝利的石墨水冷反应堆（RBMK）这时非常不稳定。在正常的情况下，碳化硼棒能够减少堆芯产生的连锁反应，防止能量失控释放。1984年4月26日凌晨时分，切尔诺贝利的工程师不小心造成了能量的失控释放。反应堆开始燃烧，由于中心是铀棒，反应堆的温度飙升，几乎达到太阳表面的温度。巨大的蒸汽爆炸顶起2000吨重的盖子，炸毁了核电站的屋顶，喷射出一个超过150米的紫色火柱，照亮了整个夜空。

亚当·希金博特姆（Adam Higginbotham）的新书《午夜切尔诺贝利》（Midnight in Chernobyl）引人入胜、谨慎而辩证，讲述了四号核反应堆的这次爆炸。这本书的前80页可以说是一段雅致之旅，重温苏联的民用核工程——笼罩在谜团和秘密之下、极易发生意外，它们对于巨大的规模和武器级放射性元素钚有着近乎迷信的追求。

希金博特姆对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同位素作用方式的描写一清二楚。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受损的反应堆释放出伽马射线是怎么一回事——“飞速穿过人类的身体，没有任何减速，如同诸葛连弩般不断射出的子弹粉碎了周围的每一个细胞”。我们也能了解，空气中的碎片粉尘也带有放射性同位素，比如说碘-131和锶-90，它们能从内部扭曲我们的器官。辐射有许多种形式，致死性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和冲进四号核反应堆的消防员相比，今天的读者知道许多他们当年不知道的东西：从他们接近核电站的那一刻起，就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在他们体内反弹冲撞。许多一线工作人员在蒸汽和闷烧的石墨燃料中摘掉了头盔、脱掉了防护服，结果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开始呕吐，皮肤变成了紫色，同时严重灼伤。大部分现场的消防员最终都出现在切尔诺贝利官方死亡名单上，其中28人死于急性放射疾病。

核爆的阴云逐渐让位于清晨的日光，一场手忙脚乱的疏散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政府却在不遗余力地掩盖事故，而希金博特姆一直站在人道的角度默默观察。直升机飞行员、医务人员工程师和城市规划者，在刻画诸如此类被迫卷进核反应堆巨胃中的人时，这位作者笔触富有同情。他们的形象不是每个人都英勇神武，但这个事件中真正的恶棍只有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正是他们隐瞒了核辐射的危害以及事故发生的频率，不仅是公众，连核电站工作者都被蒙在鼓里。基于多年的采访和深入研究，《午夜切尔诺贝利》展现了一幅人物众生相，面对着前无古人的毁坏，他们没有提前演练，也没有任何指导。他们面对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工程师乘坐直升机飞过炸毁的核反应堆上空，在这片残骸的深处，还跃动着一股光芒——还有东西在继续燃烧。直升机开始往残余的反应堆中心倾倒沙子和铅，试图中止继续反应。然而里面的温度持续攀升，另一次爆炸一触即发，而融化的燃料很可能会一路下渗，进入潜水面，污染关系到千百万人的饮用水，面对这样的危险，希金博特姆的叙述也步步紧逼。工程师在工厂地下打出一个隧道，造出一个控制区。核辐射一举让电子机器瘫痪，于是清理碎片的任务就落到了人的头上，他们轮班工作，一次只持续几分钟，因为稍微再待久一点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尽管有了上面这些勇敢的尝试，希金博特姆也明确说明，人类的聪明才智远不能避免进一步的灾难。闷烧的反应堆慢慢自己冷却下来，终于低到足以盖上一层巨大的混凝土石棺。然而在核电站外，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离开这片被核辐射污染的土地。

《午夜切尔诺贝利》的叙述紧锣密鼓：时间滴答，故事发酵；爆炸；努力控制反应堆；医院病房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最后迎来的是核电站高层的审判，整个诉讼程序几乎都充斥着斯大林式的华而不实。结果这个故事就像一部电影一样萦绕在读者心中。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残骸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它就像一个混合着融化的混凝土、铀、沙子和金属的怪物弗兰肯斯坦，会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无尽的危害。

希金博特姆提醒我们，核能绝不是什么过去式。美国有着一百多家核电站，中国的核工业正在蓬勃发展，而俄罗斯依然有石墨水冷反应堆在继续运营。不过这本书还是可以把四号核反应堆封存在苏联的忽视和衰退的石棺中，以此作结。正如历史学家谢尔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在他的巴美列·捷福奖（Baillie Gifford Prize）获奖作品《切尔诺贝利》中写道：“它越来越像一个谜了。”切尔诺贝利俨然成为一个令人战栗又远在天边的猛兽。

三十三年前，我的丈夫还是牙牙学步的年纪。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伽马射线渗入了沥青马路，又散发到空气中，我丈夫就是在这里迈出了人生最初的几步。他的祖母往家人喝的水里添加碘，以防止他们的甲状腺吸收碘-131，但这样一来，饮用水的辐射量也超过平时水平的几千倍。5月15日，儿童和孕妇被疏散，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切尔诺贝利污染的空气中呼吸了好几个星期，他们走的时候能带得了什么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些切尔诺贝利蒸汽粉尘流主要聚集的地方又是怎样一幅光景？是不是许多村庄都沐浴在放射性的“黑雨”中？

凯特·布朗（Kate Brown）的《生存手册》（Manual for Survival）在地理范围和时间跨度上，都可以说是《午夜切尔诺贝利》的巧妙补充——希金博特姆紧盯在四号核反应堆前线，而布朗则追踪着4月26日的阴云，穿梭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时间跨越了三十多年。

切尔诺贝利建在一片沼泽地里，这里土壤贫瘠，时刻准备着吸收放射性元素，并且滋养地上缺乏矿物质的植物组织。洪流将被核辐射污染的水带到田地里，其中的同位素给各种农作物和牲畜提供了营养。1986年夏天，50000头牲畜被送进屠宰场，但它们的尸体并没有像放射性废物那样被埋起来，而是运往了各地的香肠工厂和皮革制造厂。在乌克兰北部的一家羊毛加工厂里，女工的鼻子开始流血了，因为她们成天打交道的这些纤维具有高放射性。最终，工人们等来了指令，受污染的羊毛暂时被堆在一边，直到同位素放射性衰变。时间冲淡和混合稀释的手段在处理放射性肉制品的工序中同样受用——只要掺杂一定比例清洁卫生的肉，成品中的放射性就能低于官方许可的剂量；同理，受污染的奶只要和干净的奶混合在一起，放射量测定器就不会有反应。蔬菜也被制成罐头，这样就能让产品的保质期挺过同位素的半衰期。

切尔诺贝利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整个苏联，甚至更广大的地区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在希腊，30万吨受四号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污染的谷物与干净健康的小麦混合，作为粮食援助出口非洲和东德。2017年，美国国土安全局在加拿大边境拦截了一辆卡车，因为里面的“大量辐射物质”唤醒了放射性检测仪，当时人们的担心是，这些“污染炸弹”正是在切尔诺贝利周围的沼泽地采摘的蓝莓。

在布朗笔下，切尔诺贝利的后遗症是分散的，也是久治不愈的。虽然许多放射学理论认为，长期暴露在辐射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生存手册》却通过真实档案，以及在和当地居民、科学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找到了反证。这些科学家跟踪研究核辐射引起的种种综合征，从全身疲倦到呼吸道、消化系统问题，还包括各种自身免疫疾病，他们的研究结果为苏联医生安吉丽娜·古斯科娃（Angelina Guskova）所说的“慢性放射综合症”（chronic radiation syndrome）提供了铁证。然而这些诊断的命运和大多数苏联的核研究一样，一直被视作国家机密。尽管如此，后遗症存在的证据比比皆是，不言自明：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村庄，脖子上带有甲状腺癌治疗疤痕的孩子一抓一大把；流产和不孕的现象增加；物理学家纳塔利娅·洛齐茨卡（Natalia Lozytska）发现，基辅被铯-137和其他同位素污染，这里的儿童特别容易晕倒、流鼻血。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任何病症与切尔诺贝利之间的关联予以否认。1988年，洛齐茨卡伪装成清洁女工，试图窃取这种长期暴露在核污染之下引起的疾病的信息，交予全世界的专家研究，然而她还是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拦截了。另一方面，苏联安全部门也同时在清除白俄罗斯存下的这几年来的数据。

西方科学家对苏联一线医生以及各种症状的切身体验的傲慢态度也能在《生存手册》中找到其体现。在当时，慢性放射综合症在西方还不是一个得到认可的诊断，将来也不一定会得到医学界的背书。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这个地区，然而谈到电离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该代表团成员都在报告中轻描淡写，无一例外。布朗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为了安抚核大国，担心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这项研究会触动处于核武测试地区的公民，引来一轮诉讼。在这时，地球的另一边，美国内华达州已经被曝有大量放射性尘降物。基辅绝不是唯一一个伽马射线满街飞的城市。

然而，如果说国家想要的正是这种否认，那么他们已经如愿以偿：国际研究得出结论，暴露在长期放射性物质下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其他健康疾病的几率增加之间没有关联，甲状腺癌在儿童中的蔓延也被淡化了。相反，该代表团建议，应该大幅提高人类终生可摄入的辐射量安全线。后来的科学家和他们的观点一致，强调切尔诺贝利附近种植的大豆不携带任何基因突变，狼、熊和麋鹿也重新回到了田地周围的森林。核猛兽确实越走越远了。不过还有另一些科学家发现，林木无法分解放射性物质，松树的枝干扭曲变形，燕子被肿瘤拖得不堪重负。“这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核辐射科学家安德斯·穆勒（Anders Møller）问，“在辐射引起的基因突变上，我们是不是就跟燕子和大豆一样？”布朗确信，我们和燕子一样，更倾向于忍受，不情愿地参与到“释放在地球上几百万居里（辐射强度单位）的放射性核素的一片混乱中”。

面对这种所谓“低强度、长期暴露在核辐射中产生的慢性影响及危害就算没有完全被掩盖起来，也不需要小题大做”的论点，布朗希望国际专家能提出反对意见，而她的期待没有错。在推特上，关于《生存手册》的评论贴上了反对的标签，反对核科学家，反对任何支持核技术的人。结果引发了一场辩论——在摆脱化石燃料势在必行的当下，核能似乎是一个更健康的选择。

这些评论家同样也漏掉了布朗更重要、更激进的观点。核能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它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之间分布不均，更不只是因为这些危险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否认。切尔诺贝利只是战后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多亏了这种加速，化石燃料使用得越来越快，塑料产品堆积得越来越多，杀虫剂的生产、成千种化学制品的消费越来越快。这些速度都在我们身体内留下了印记，比其他所有东西都影响深远，带来了各种奇怪的新挑战。

布朗的的批评几乎情感分明，如果核辐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也就不必担心渗入我丈夫骨头里的同位素，他有没有及时搬离基辅也就没什么大碍了。整体上看，我们也就不必改变信念，把着眼点由技术解决方案转向环境问题。专家们确信，核电站实际上不会留下什么危害，人类有能力处理四号核反应堆的大量毒性物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继续前行，布朗对这种说法的反驳令我钦佩，《生存手册》表明，这种人造的安全事实上只是一个神话，她的说法叫人信服。说到底，那些采自切尔诺贝利的蓝莓已经漂洋过海，跨越了美国边境，其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已经足以让它成为一颗炸弹，然而这些食物又确乎在国际许可的安全范围内。核猛兽并不遥远，它就潜伏在我们中间。

本文作者Bathsheba Demuth是研究美俄的历史学家。她的第一本作品《漂浮的海岸：白令海峡环境史》将于今年8月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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