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无忌 无锈钵

5月6日，伴随着“鲁迅语录搜索引擎”的迅速火爆，让这个时代关于话语的一些规则重新得到了显露。

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下了一个很古怪的命令：

所有的臣子，每个人都要找一块山头，然后带上自己全部的家当住过去。

从此以后，这位国王每次传令，都只要出门喊上两声，附近山上的臣子就可以通过语言接力的方式，将他的政令传递到国家的各个角落。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能动地使用话语的最早一批案例。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除了感慨波斯古国的山头之多外，不禁也要为这位国王的智慧点赞。

纵观整个自然的历史，除了人类之外，还不曾有哪个物种拥有着如此丰富而繁杂的语言系统。

《圣经》里讲，这些语言系统甚至让上帝也感到害怕，为此他不得不通过建造巴别塔的方式异化人类的语言，从而达到分散人类族群的效果，然而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话语之间的隔离正在日渐趋近于无。

而与此同时的今天，话语以及围绕它所构建的诸多体系，都在人类的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一部文明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信息交流的历史，也正是在这种信息的交流之中，人们得以完成对于一些事物的传承、融合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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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领域，人类传播活动的最早两个阶段，被定义为口头传播阶段和文字传播阶段，这意味着，同现代的智人相比，我们那些生活在树枝上的古老前辈们，他们之间的交流效率是简单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仿佛天生就能能熟练的掌握语言，那些还处在婴儿时期的个体，就可以通过呀呀学语来模仿成年人的表达，而孩童嘴里的第一句关于父母的称谓，尽管可能是无意识间的，却也能成为为人父母者一生中最幸福的几个时刻。

另一方面，人类从可以自由的说话、交谈，到意识到他们具备说话和交谈的能力之间，还有着一段时间的过渡。

早在《礼记·礼运》中，先贤们就已经归纳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六种欲望，分别是：生、死、耳、目、口、鼻。

但以当时的认知水平来说，六欲中的“口”这一项，更多可能只是对《吕氏春秋》中味欲的一种延展。

换句话说，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即使他们可以做到和街坊邻居之间日常的串门聊天，但在他们的意识里，嘴巴这个器官的功能，更主要的还是用来品尝佳肴。（吃货基因由来已久，笑）

直到后来，佛教学说的兴盛，南北朝的梁武帝帮助老祖宗们管严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他们才一脸懵圈的意识到，原来除了吃肉之外，嘴巴还有其他的用途。

直到隋朝，一位名叫智者大师的僧人在他的著作《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真难写啊）中，系统的归纳整理了人的情欲之后，言语声音欲才作为话语的书面形式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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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基础之上，话语一直是一种难以定义的形式。

一方面，除了书面的文字，单纯的话语本身是没有任何的保存手段的，对此，大部分人能做到的只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另一方面，关于话语的种种实在是太深入日常生活了，以至于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它作为一种最司空见惯的存在，已经彻底的被形而上学所抛弃了。

这种情况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对于后来的人们来说，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汇集一代代人的智慧所建构的文明和经济的大厦，竟然是奠基在一个他们全然未知的领域之上的。

所幸，这种情况在漫长的后世得到了改观。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闪耀在人类历史上的三位大神学者的帮助。

他们分别是来自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来自前苏联的文艺学家巴赫金，以及来自法兰西的浪漫天才米歇尔·福柯。

鉴于三位大神的学说都过于冗长与深奥，我们不便展开细讲，不过简单来说，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索绪尔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换句话说，在索大神的眼里，如果你是一个语言学家，那你就老老实实研究“的地得三者之间的区别”和“Be动词后面为什么要加ing”的问题，不要扯什么社会历史政治的东西。

对此，巴赫金老师实名表达了反对，他认为，语言的“真正生命”根本就不在副词到底要不要加在动词前面这种关系上，而是应当在于话里的人和生活。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可以被归结成一种话语关系”，换而言之，也就是“存在即是交际”。

沿着巴赫金老师的学说体系，福柯同学更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话语，他表示，从古至今，话语中都在渗透着权力的因素，与此同时，权力的概念也在不断建构着新的话语。

“话语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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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学者的理论都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举个例子，如果你去学一门外语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师是从词汇、语法、句式等方面着手教你的时候，你就要感谢索绪尔的贡献。

如果你在书店的书架上翻到一些诸如《完美沟通的十个小技巧》这样的书，那你就该明白，这是巴赫金老师的学说体现。

如果你喜欢阅读历史，或者上网没事水个帖子，那你就要知道，福柯老师的学说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很多人其实还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大放异彩的互联网经济，其实本质上只是话语经济的一种体现。

换而言之，对于每一个参与互联网世界的人来说，话语的权力，是他们能从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所能得到的唯一权力。

我知道这样的一种表述可能会有些耸人听闻。

但请你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互联网上所有的用户都失去了表达的权力，这个世界还会剩下一些什么？

再想象一下，当你打开微博和抖音，发现自己的账号被禁言了，你要怎么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是频繁更换头像和签名？还是默默地投诉每一条视频和留言？

再深入地想一想，换头像换签名和投诉，本质上是否仍然还是表达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它仍然可以被归类为“话语”这一范畴之中。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互联网的实质，是由信息和话语所构建的一个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一切权力的游戏，本质上都是对话语权力的一种争夺。

当然，伴随着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到来，话语权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分支体现，比如狂热的粉丝，比如火爆的流量。

也正是在这之中，人们对于话语权的渴望，开始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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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有一个长期困扰着国人的问题：“鲁迅和马云到底说了什么？”

在社交媒体里，随手一搜，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鲁迅语录表情包，它们中的大部分出自网友的一种解构式的娱乐倾向，而对于剩下来的那部分来说，它们更多所反映的是互联网时代话语权力的一种失衡现象。

表面上，便捷的互联网给予了每一个用户表达自我的权利和机会，然而事实上他们所拥有的，也只停留于机会这一简单的层面上。

借助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现代的互联网世界就好比是一个人声鼎沸的巨大会议室，每个人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力，但话筒只有那么寥寥几个。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那些腼腆于声嘶力竭叫喊的人来说，借助于鲁迅、白岩松、马云这些人的话筒，他们可以使自己的意见更富有表达的效果，也就是更有“话语力”。

比如说上面的这段话，其实并不是克尔凯郭尔说的，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比喻。

这种现象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自古有之，儒家喜欢“法天王”，孔子动不动就“言必称尧舜”，在此基础上，先贤还为它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托古。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托古现象可谓是层出不穷，有的“假冒”的名人名言，甚至一度以假乱真，比如伏尔泰的那句著名的：

“我不同意你说过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由于不堪忍受这种虚假名人名言的愚弄，国外的网友还一起建立了一个名为quote investigator 的网站，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负责查证一些话究竟出自于谁。

另一边，大洋彼岸的中国，一个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建立的“鲁迅语录搜索引擎”也迅速地火了起来。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在和鲁迅相关的文集之中进行检索，从而判断出鲁迅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这带来的结果是，仅仅5月7日的上半天，该系统的点击访问量就已经达到了870多万次，以至于系统一度崩溃了十多次。

这种对于名人名言的趋之若鹜，本质上反应了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的圣人情结。

一方面，在阅读时间愈发碎片化的今天，浓缩的金句代替了冗长的文字，成为了更受人们青睐的一种阅读模式，另一方面，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些名人，并认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价值的。

关于这一点，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描述的更为尖刻：“偌大的一笔财产给葛朗台老头的行为都镀了一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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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名人话语的崇拜也深深的影响着社交媒体。

两年前的8月，今日头条挖走知乎300大V，引起知乎强烈反应。再往前倒些日子，2012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微博低潮期的背后，是一批批大V的出走。

社交媒体的用户粘性和属性，很大程度也取决于这之中意见领袖的层级。

所以深知此道的微博，早在十年前刚刚面试之初，就曾广泛拉拢明星、牛人、高端人群的入驻。

而在知乎建设的初期，投资人李开复也曾亲自下场参与社区建设，为其拉拢人气。

可以说，大V们成就了这些社交媒体，然而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强化了大V的话语赋权。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的研究发现：在各个社交媒体之中，消息传播的核心轴都是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的大V群体。如不能激活他们，事件就无法被深入推进。

这一现状带来的思考是，伴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话语权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被广泛分发到每一个个体手中，话语权之间的阶级构成，依然如金字塔一般层层递进、壁垒森严。

另一边，伴随着名人崇拜这一效应中，“名人”这一群体身份的不断变迁，人们也相应地发出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当话语权逐渐由学者、知识分子群体，向娱乐明星和资本宠儿过渡的时候，这种交接过程真的是有利的吗？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厨子做菜做的极其出色，人们是不是会由此争相追捧他关于全球经济局势的见解？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推崇一个演技出色的演员对于在他主业之外领域的看法？”

在此基础之上，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完美的话语权世界的设想：不受财富、地位、权势等因素的干扰，每个人得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决定这些观点的传播效果的，只有观点本身所具备的价值，而不是说话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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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观点有着一定的思考意义，但相应的，也有着局限。

这种局限性就在于，它默认话语权其实应当是一种“被隐藏的权力”，然而事实是，所谓的互联网世界，本身就只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延申，它并不可能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

换句话说，从贝尔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开始，关于传播和话语领域的种种技术进步所指向的，就并不是一个话语权绝对平等的世界。

因为对于话语来说，绝对的平等几乎就意味着必然的失焦。

举个例子，你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在群聊里和朋友讨论的那些话题，经常说着说着就不知不觉跑偏了？

这种话题的跑偏就是一种话语失焦的体现，它源自权力平等的话语之间的相互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在开小差，整个话语的箭头就无法达成准确的指向。

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个群聊扩展一百人，一万人，乃至一百万人，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只有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才能明白意见领袖的重要性。

而对于整个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话语体系的升级并不在于其核心话语权力的平均分配，而在于持有话语权力的意见领袖这一群体的分化。

换句话说，在未来，意见领袖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垂直，就像无穷多个发送着讯息的广播电台一样，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串联起来一小部分群体，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串联，将构筑起整个话语的世界。

而这一场景所带来的，也将是话语体系的完善和话语权力的充分使用。

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的功能将从拉拢意见领袖变成创造意见领袖，那些人们所持有的话语权力，将变成点点滴滴的流量和选票，创造出几百、几千乃至十万加体量的全新领袖。

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和意见领袖之间的距离，无疑也将得到拉近。

你并不能直接和一个古代国家的君王实时对话，如果你打开微博询问姚晨和邓超今天的生活状态，多半也并不会得到回答，因为你们之间的话语层级的对应并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发生。

但是伴随着话语体系的进步，我们都相信，能改变的，将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