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撰文 | 《东方历史评论》张守涛
1916年，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时年35岁，任教育部佥事。
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推荐人是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裳。鲁迅和许寿裳乃同乡同学，1902年秋，许考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两人在东京同吃同住，一起听章太炎先生的课，一起逛旧书店，一起剪辫子，甚至一起学德语。许寿裳吃面包不喜欢吃皮，常将皮撕掉。鲁迅见了觉得有些浪费，便说自己喜欢吃皮。于是许寿裳后来总是将面包片撕给鲁迅吃。
1909年4月，许寿裳回国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邀请同年6月回国的鲁迅来校任教。两人一起倡导科学，与监督夏震武等人坚决斗争。民国成立后，许寿裳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筹建教育部，并推荐了鲁迅来教育部任职。
初到北京，鲁迅干劲十足，也希望有所作为，积极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和钱稻孙、许寿裳等同事一起设计国徽……很快，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但须总统钦定（当年晋谒过袁世凯），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忙得不亦乐乎。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第二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忙了一天，不禁“头脑涔涔然”。
在教育部的收入还可以，刚开始是220元，1925年8月月薪已达360元。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3.3万元，主要是银元，占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40元人民币来算，平均鲁迅年薪约计11万元人民币。而那时，每斤大米价格才大约折合人民币一元。
但在体制内鲁迅并非如鱼得水。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汤化龙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召见鲁迅。然而后者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视督办，很快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
共和之后，人人“咸与维新”，可旧思想、旧传统仍一波波地袭来。范源濂任教育总长后，甚至提出“祭孔读经”。鲁迅坚决反对，联名同事写信驳斥。结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鲁迅因为身在重要岗位而幸于免于外放。
社会如此，反抗如此无力，于是鲁迅逃到他的古籍里去。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夜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心中深埋的“立人”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这应是鲁迅一生最寂寞无望的时期，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业未兴，爱无踪，家残缺。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的爆发始于《新青年》杂志。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而“立人”。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更名”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原是他幼时乳名。《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了一些杂文，并于1919年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五四”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共发表文章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
“五四运动”爆发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但当天他仔细询问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孙伏园，“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虽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五四运动”，但无疑鲁迅的文章对当时青年学生很有影响，如孙伏园所言：“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其后，鲁迅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使得白话文创作得以真正立足，并深刻揭露了国民性和社会的诸多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阿Q正传》，擅长“精神胜利法”的阿Q从此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国民的典型。到1921年8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新青年》成为鲁迅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逐渐从“奉命”敲敲边鼓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教育部、《新青年》之外，鲁迅也直接成为青年学生“导师”。1920年8月他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北京8所学校讲课。
鲁迅主讲中国小说史，很受学生欢迎，在北大讲课时教室总是人满为患，没有座位的学生甚至站在门边、走道、窗台上听。鲁迅上课即兴发挥很多，和学生亦师亦友，鼓励大胆思考，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冯至回忆听鲁迅课道：“我们在听他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简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应时任女师大校长许寿裳之邀，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由此参加了女师大学潮，并结识了许广平。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部分女师大学生受江浙战争影响未能按时返校，新任校长杨荫榆遂以此为由，勒令国文系3名平时对她有不满言论的学生退学。但哲学系预科也有两名学生同样未能按时返校，却未受到相同惩罚。国文系学生提出抗议，女师大学潮由此爆发。鲁迅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这边，代女师大学生草拟了《呈教育部文》，历陈杨荫榆罪行，坚决提出“迅予撤换”要求。后鲁迅又与钱玄同、周作人等七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许广平等被开除的六人打抱不平。女师大学潮后来愈演愈烈，教育总长章士钊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停办女师大的命令颁布后引发社会巨大反对。鲁迅也于8月13日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准备与女师大共进退。
不料第二天，在教育部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四年的鲁迅忽然被章士钊罢了职。被罢职后，鲁迅和章士钊撕破了脸，他一方面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免职令“程序违法”。因为贵为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太急于打击鲁迅，“乃竞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经过几轮答辩，平政院的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
在打胜“科长告赢部长”官司的同时，鲁迅还在另一战线为被停办的女师大战斗。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在家中收留了几名被赶学生，并不顾自己肺病发作，和其他委员一起开辟新校址，设临时办事处，募捐经费……1925年11月2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数万人上街大游行，明确提出推翻段祺瑞政府，并抄了章士钊等人的家，被称为“首都革命”。受“首都革命”鼓舞，第二天鲁迅率领女师大学生“复课闹革命”。师生们打着写有“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字的小旗，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随即闯进校门。次日，女师大举行复校招待会，鲁迅出席会议并讲话。
鲁迅斥责章士钊为“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章士钊创办的《甲寅》周刊封面是只老虎，因此章士钊被人称之为“老虎总长”。辞任教育总长后章成了“死老虎”，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认为应对事不对人，当放过“死老虎”。鲁迅随之写出名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主张应该穷追猛打章士钊等“落水狗”。除了与章士钊论战，鲁迅还与说“闲话”杨荫榆辩护的“现代评论”派主将陈源展开持久的骂架。鲁迅的《华盖集》有一半的内容、《华盖集续编》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献”给了陈源。陈源可谓鲁迅最憎恨的一个人，因为陈源曾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积极参与女师大学潮，还促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早在1925年3月11日，鲁迅就收到了“小学生许广平”写来的请求指导人生的信，很快两人开始经常通信。鲁迅在信中称许广平为“广平仁兄”，许广平则称比自己大18岁的老师为“嫩棣棣”。但两人毕竟年龄相差巨大，且鲁迅已有家室，所以两人只能一直暗通款曲，不敢捅破那层纸。
正是女师大学潮的爆发，杨荫榆、章士钊对许广平等学生领袖的开除，让鲁迅参与进了学潮，并在并肩战斗中和许广平升华了“革命友谊”。在被巡警赶出学校后，许广平曾住在鲁迅家中几天，此后更是有空便来帮鲁迅誊写稿子。1926年3月18日，正是要帮鲁迅抄写稿子，许广平才躲过了“三.一八惨案”。经学潮一役，志同道合的鲁迅和许广平基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报纸上互相发文暗秀恩爱。许广平在《风子是我的爱……》一文中大胆写道：“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但这段时间鲁迅也有不少遗憾，最大的一个遗憾应该是他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周氏兄弟的失和是20世纪文坛最大的疑案之一。
失和后两人都未透露原因。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五天后，周作人托人送给鲁迅一封信，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鲁迅看完信后，想请周作人来问个明白，但周作人没来。
等了一周，周作人还是“不至”，鲁迅准备搬家。7月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7月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事情并没有就这样轻易结束，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从此，鲁迅与周作人决裂，老死不相往来。而之前，鲁迅与周作人被世人并称“周氏兄弟”风靡天下。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在北大任教，同在《新青年》发力。两人协同作战，珠联璧合，互供弹药，很多文章相互配合，甚至互用对方笔名，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周作人编的，而周作人则为鲁迅一手提携。
但失和对鲁迅也有利好的一面，即鲁迅开始重新选择生活，毅然决然地和许广平私奔，经济上也更加宽裕自主。而没有了引导、鞭策的周作人自顾自地 “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吃苦茶”，选择了“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人生道路，最终从“老人”滑向了“汉奸”。
鲁迅与《新青年》同仁也逐渐分道扬镳。“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为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被捕入狱，《新青年》随之停刊。等陈独秀很快出狱后，《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内容也随陈一起越来越“色彩过于鲜明”，因此引发了与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等人的矛盾。胡适等人主张《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而陈独秀还是自行其是，鲁迅则主张“索性任他分裂”，于是《新青年》便不可避免地解体了。
从此，曾经并肩作战的《新青年》同仁们便有了各自的道路，如后来鲁迅所言：“五四运动的风暴已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自己则继续前行、战斗，像他文章《过客》中的“过客”一样勇往直前，像他文章《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一样不断地举起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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