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成为顶尖学校与家长们的共同需求，“坑班”只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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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延缓“占坑班”的死亡？
是学校。顶尖中学深知，名师只是巧妇，生源才是稻米。靠坑班选拔，是他们保持领先的杀手锏。
是家长。没钱、没权的情况下，“坑班”竟是孩子公平考入名校的唯一解药。
是国家各部门之间的博弈。拥有坑班的各重点中学，背后站着许多部局级单位。各级教委也不敢轻举妄动。
最根本的是小升初那尴尬又必须的选拔属性。“九年义务教育”取消了小升初选拔的合理性，然而只要中考、高考还有选拔性在，各学校就会将对优秀生源的军备竞赛上溯到小升初，甚至是幼升小。
《博雅浮生绘》（公众号 ID：edumovies）察觉到，中国小升初正在经历一个左右为难的棋局。左手是70年代兴起的“重点中学”政策，右手则是80年代推行的《义务教育法》和配套的“就近入学”政策。
前者是为了效率，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倾斜。后者的前提却是教育资源的均衡，趋向于公平。
现在，在日益深重的阶层矛盾下，教育选拔的天平已经显著地在往公平游动。
可是小升初的选拔属性真的能就此一刀掐断吗？
并不会。我们看到，即便国家的政策剧烈收紧，名校们还是各自找回了斡旋的余地。
五一假期前后，各种新形式的推优选拔方案已经全面出炉，三到六年级的家长们务必关注。
很少有人知道，“坑班”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早在2010年1月就已发生。
那年，北京市教委“放出狠话”：寒假前，所有“占坑班”必须停办。
谁敢办，就直接办了它“示范校”的牌子。
这让大家拍手称快的宣言，从事实上看，却只起到了绝望的反作用。“坑班”的激烈程度再创高峰：该年度仅海淀七大名校就有100多个“坑班”，总招生人数超过5000人。
更令人语塞的是，这个池子里最终只有500人上岸，90%的孩子只能绝望地在河里蹬腿——他们的成绩单，招生官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他们不是天才，但却是很努力的普通人。
可怜父母带着他们，寒来暑往三四年，以及交通、饮食、配套辅导班等等花去的十几万辛苦钱。
可惜，学校从不会同情弱者，它只会筛到自己能要到的最好生源，接着毫不留情地紧闭大门。
然而，故事才刚刚开始。
两年后，“禁坑令”重演。这次，各坑班给了有关部门点面子，删掉了招生材料上“点招”、“坑班”等明晃晃的字眼，上课照旧。
101培训学校、西城老教协、新仁华学校、清华附龙班，周末依旧熙熙攘攘。
摘牌、处分，只是一阵新时代的京华烟云，来无影、去无踪。
去年、今年，龙班两次宣布停课，但是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论坛上，有家长戏言：“哪一年的小升初禁令最严？下一年。”还有家长将某位同行的话奉为圭臬：“禁坑班？谁信谁有病！”
种种质疑背后，是令人唏嘘的消息：
这场本应严肃的整顿，已然变成一场“狼来了”的游戏。
事实上，2019年，事情真的在起变化。
烟花三月，自主招生新政传来，人数减半，降分从降到一本线变为最多降20分，让无数押宝自招的家长欲哭无泪，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这群教育投机之人。
前两年，过去被认为牢不可破的小升初共建生、特长生计划，也已彻底从政策里消失。
从许多推优政策的变动上，我们能看到国家对于“选拔式招生”的打压力度，已经从行动（而非文件）上进入深水区。
背后的原因是，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日益浮上水面，教育作为中国阶层跃升传统中的底牌，其公平性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未来，各级考试就再也不选拔了？也不是。
面对复杂的情形，派爷我也不想粗暴地给各位家长一个结论。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讲讲团队花了超过100个小时阅读文献、与业内大咖深度讨论后才写完的，坑班简史。
读完，你就能理解“坑班”的过去与未来，从而明确：
在新的政策导向下，该如何为自己宝宝的升学“未雨绸缪”。
1986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喜事：崔健首次演唱了《一无所有》，国家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法》。
前者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食粮，后者则让无数小学生手舞足蹈——初中教育都是“义务性”了，怎么还能搞统一考试选拔呢？
于是，小升初统一考试被逐步取消，六年级的夏日，只有青草、蓝天和星光。
然而，孩子们的快乐，却等于校方的苦脸。不考试，怎么选拔尖子生？为了让好学生“暗度陈仓”，小升初选拔便披上了一层隐形的马甲——“坑班”。
“坑班”的运作逻辑是，将“违法”的小升初毕业考，转化成加入坑班后的若干次大考，通过监控小学生长达几年的学习数据，在毕业前就将尖子生招入麾下。
在国家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大势下，“坑班”早期尽管也被官方批评，却一直保持运作，甚至传出过不少佳话。
1989年，时任人大附中副校长的刘彭芝创办仁华学校（当时叫华罗庚数学学校），亲力亲为、悉心培养，在1994年培养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冠军——姚建刚。
依靠着“网红”姚冠军，人大附从“偏僻的市重点”鲤鱼跳龙门，一下变为“热门的市重点”。家长们争着抢着要把孩子送进仁华，也自这一年始。
刘彭芝和姚建刚“携手上热搜”的故事，让其他学校看着都眼红。这直接导致各中学纷纷开起自己的坑班。
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西城区教委在1997年直接下海，办起“西城区老教协”。凭借实验中学、八中等传统名校的点招路径，它迅速成为小升初的另一著名金坑。
艰难的是，即便是“金坑”，最终的录取率也非常低。当时，北京市重点初中的录取率不足1%。可是，越是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就越是让每个名额都无比珍贵。
只要这个坑班有10个确定的录取名额，也会吸引成百上千名家长前来拼杀。这种惨烈的形势，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那些年里，“坑班”属于绝对的“灰色政策地带”：政府知道，但不管；学校操作，也不声张。
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举国上下对于应试教育体制的反感，特别是对于一张试卷定终身的制度的不满，直接导致“学校招生自主权”成为那段时间的教育热点话题。
2003年，高校获得了自主招生的权利，各重点中学也获得了招生方案的设计权。
这项争论的本质是，为了培养能适应21世纪竞争型社会的顶尖人才，选拔在教育中的位置变得尤为重要。
对于小升初而言，“坑班”、“特长生”、“住宿生”将尖子筛选出来，而“共建生”、“条子生”、“票子生”则保证了名校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于尖子生群体。
“选拔优先”的目的，让“坑班”从一个尴尬的、灰色的法外潜规则，一跃成为2003年版小升初政策的重要且合理的一环：点招班。
如果说，之前一切只是小打小闹，那么在坑班合法之后，真正的腥风血雨，才刚刚开始。
从偏门转入正室后，坑班与小升初又经历了一段蜜月期。
2003年“选拔优先”的小升初政策一共诞生了十几种招生方式：特色实验班、住宿班、特长生、子弟生、共建生、点招生……
说来心酸，这些繁多的名称，大多都是家长将手里的政治资本（条子）和经济资本（票子）直接转化下一代的教育资本。
成人的世界，充满了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规则。
“特长生”听起来已经不太容易运作了吧？可是细细研究起来，某年录多少、录哪些方面“特长生”，都是学问。
有调查显示，2014年北京市某些名校小升初的特长生人数，甚至能达到总录取人数的20%。
有家长曾给出精妙的概括：录取有三招，条子、票子、卷子。
之所以大家会把宝压在“卷子”上，是因为前两者，普通人连下注的机会都没有。
必须要承认，靠“卷子”来选拔的坑班已经是所有“特权招生”中最透明、公平的一项，至少给几万人公开售卖参赛的门票：
不拼爹，靠智力，孩子也真可能上牛校。
狂热而绝望的家长，甚至厌恶媒体报道坑班的丑闻。如果坑班停办，不认识人、没钱打点的家庭，将只能回去派位。
然而，正如有家长愤怒地直言：“让我把孩子的命运归给冰冷的派位机器？门也没有！”
家长狂热，学校也乐见其成。这二者间，宛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牛校管理者不傻，条子生和票子生能换来短期的利好，可学校想要长远发展，还是要靠那些一张张高分卷子。
为了尽可能地招揽到英才，牛校坑班开始扩大规模疯狂招生，原本一个年级十来个班，后来动辄二十几个班，还要加上十几个网校。
这速度，就连高校的扩招速度也避之不及。
口口相传下，北京在2010年左右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金坑”排名。
海淀的仁华学校(人大附中的坑班)、龙校(清华附中的坑班)、101中学培训班，西城区老教协奥数班(主要针对实验中学，部分针对八中和三帆中学)及八中培训班，每到周末，能与王府井、天安门比一比红火。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坑班开始“摊上事儿”了。
贪心能使蛇吞象。为了选拔，各学校纷纷开始超常教学。孩子们跟不上，只好又在课外报一个为了坑班服务的培训班。
家长的时间更少了，钱包也更瘪了。
到这时，父母和孩子已经陷入了一场恶性循环。坑班考得差，培训班就要加量，孩子的压力就更大，学习兴趣进一步下降。
更别提一个家庭为此反复争吵而牺牲的和睦属性，以及一家人周末共度快乐时光的隐性成本。
然而，谁又敢退出呢？唐人有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家长们反用其意，固执地相信：
“既然一定有人会赢，那凭什么不是我？”
可是，许多家庭保底投入十几万现金、几年的周末，却只换来一个孩子注定陪跑的考试资格。
坑班在市重点的招生比例平均占10-15%左右，大体每个学校50人。
然而，全海淀区500个名额，却能引来超过5000人“刨坑”。
学校站在自己角度出发，一定是拿到越多学生的学习数据越好。万一有人六年级“开窍”，突然从16班跃升到1班1号呢？
很多家庭只能咬牙坚持。
2010年坑班最火时分，有调查显示，一个家庭要上2-3个坑班，年学费8000元；配套的培训机构，单科8000，三科24000；因为数学重要，不少家长会让小孩多上1-2个数学班，又多出一两万。这还不包括交通费、在外就餐费、家长陪同接送等人力成本。
结论是，正常来算，一个三年级孩子进入“占坑班”起，到六年级面临“小升初”，家长的实际花费起码超过10万元。
而根据2010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73元，按一家三口人计算，一个孩子就读“占坑班”的费用，约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到1/2。
身为父母，辛苦一年，收入分三份，一份还房贷，一份给教育，一份给医疗，拿什么消费？不消费，经济靠什么增长？
教育正在成为压垮为人父母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每一个靠教育挣钱的人都该反思：到底该从一个学生身上挣多少钱？能不能不要无限制攫取中国家庭的金钱与时间？
这样巨大的资源浪费，这样“宽进严出”、扰乱民心的骗局，若不惩治，家长们的苦何时才是个头？
在家长们不择手段也要在坑班拿名次、上名校的需求下，“坑班”对应的培训市场彻底被点燃了。这再次应验了我们《博雅浮生绘》在《自主招生变迁史》一文中提到的规律：
任何创新的、非标准化的选拔机制，都会被市场主体“消化”，而后变成一桩暴利的、彻底的金钱游戏。然后政策被逐利者推搡着，逐渐背离它的初衷。
培训机构怎么迅速提高坑班学生的分数？主要靠三招。
第一招，研究不同坑班的出题特点，“比拼题海”。
有招生官直言，小学这点奥赛题，就那么些类型，任何一个普通的四年级孩子只要愿意刷题，刷到六年级怎么也能稳拿高分。
唯一的区别是，家长舍不舍得让孩子日复一夜地刷。但是不舍得又能怎样？
谁不是一边想让孩子过得轻松，一边含泪逼着他做完一本又一本练习题？
第二招，直接把过去几年的出题人或者同事重金请来讲课。
这算不算变相透题？这种事不能细究。事实是，直到今天，家长们还在寻找那些出过题的“贵人们”攒班。
这一幕更是催泪：谁不是一边告诉孩子要遵守规则，一边在规则的边缘徘徊，只是为了他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第三招，靠“宽进严出”来忽悠。机构报名时跟家长说“很有希望”，到了六年级就改口称“非常遗憾”。
没有人知道，即便像学而思这种能招到优秀生源的机构，其坑班的学员能进入人大附中的比例不会超过10%。
而那些乱七八糟的小机构，为了招生，纷纷欺骗家长“我们和XX名校是绑定关系”。
2016年，一家名为“北京龙门尚学”的培训机构公开招生，称凡参加其委托班的学生，均有机会提前获得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直接签约机会，连中考成绩都可以免除。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样在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上“占坑”，挑战公共常识的嚣啸之词，置教育公平于何地？！
这些垃圾机构被家长们生动地起了一个与“金坑”相对的名字——粪坑。
但是更荒诞且值得深思的是：四中当时及时出面否认了，但依然有成群家长们赶着去培训机构交钱。
为了孩子，这些可能从不买彩票的父母，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赌博。
古人以发国难财为耻，今人却以发“家难财”为荣。
尽管打压坑班的计划一直没能彻底实施，但自2014年起，小升初政策的确在发生一个系统性的变化：
选拔优先的原则逐渐让位于公平优先。
具体政策包括：打压坑班点招，降低推优特长，取消共建；增加集团化办学，加大就近派位；实行“两次派位”、教师轮岗。
大家好奇的一定是下一步：难道真要全靠派位，进入“抛硬币时代”吗？选拔、推优机制，将从此断档吗？
是，也不是。
相信大家看过前面的分析都能看出，坑班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小升初“选拔”功能隐蔽化的过程：
从毕业统考，到坑班“提前考”，到坑班只考不讲、培训机构讲，再到坑班的形式都彻底消失……
但是，“坑班”死了，只是这个马甲被抛弃了。学校永远不可能放弃对于优质生源的选拔。
从今年五一的新政策来看，一些新的“马甲”已经生产完毕，等待上身：
1、“二次派位”中，第一次被称为“推优派位”。
这是在正常的全民“抛硬币”派位前，多设置一次派位。这里面想象空间很大，既是合法的派位程序，又是为了推优而存在。未来也不容小觑。
2、集团化后的内部择优。
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等名校纷纷开始“收编”一些周边甚至位于天通苑的学校。当一个名校集团内有了足够多的子学校后，其内部的择优机制也相当有想象空间。无论是筛选出最优班，还是优质教师派到各子学校的种子班授课，都有可能。
3、重点公办初中的民办化。
知名初中从来不怎么参加派位，这是家长们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目前有传闻称，海淀六所最强初中考虑集体民办化，脱离派位政策的管制区，获得更多选拔的操作空间。北大附中大量减少初中部生源，而让北达资源承担更多初中部的招生任务，便是一种鲜明的写照。
4、寄宿生。
这项一直与“点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招生制度，在今年的政策中并未消失。
非北京地区的学校，也大同小异。
其实，在坑班以前，特长生、共建生等“03系”制度确已销声匿迹。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点招班还能苟延残喘几年，已是无稽之谈。
然而，就算“03系”制度淡出历史舞台。“14系”小升初制度中仍然会有选拔的一席之地。
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基本事实：无论国家多么强调公平，选拔优质生源都是教育中必备的环节。
都知道北京四中是牛校。逢上文革时期，大家严格按照就近入学来分派生源，结果刚恢复高考那阵子，四中的高考成绩还不如旁边普通校。名师和学霸相比，到底哪个更重要？答案可见一斑。
就算坑班走远，选拔依旧吸睛。各位家长，你敢给你的孩子彻底“松绑”吗？
读到这里，相信你一定有这样一个疑问：在什么情况下，小升初可以彻底去选拔化？
一般的说法认为，只要优质初中教育资源达到均衡化就可以。
但我们《博雅浮生绘》认为，初中教育的均衡化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重点中学政策。
知名初中可以在学区内进行名师轮岗等制度，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底线：要把自己能接触的优质生源提供给对口高中。
是的，各个初中之所以卡优质生源，本质不是为自己服务，而是给自己所属的高中部服务的。
初高中都在同一所学校上课的学生，环境熟悉、朋友多。有些初三就签约，第二学期就学高一知识。这样的人才是每所高中的“自留人才”。
重点中学对高考人才的抢夺，从小升初就已开始布局。
如果想在小升初阶段去选拔化，根据K12教育的传导机制，就必须要对高中阶段的重点中学也去选拔化，或者让重点高中与对口初中彻底解绑。
可是，就目前来看，这两者都是不太可能的答案。高中并非义务教育阶段，选拔无可厚非。
而重点高中和对口初中的解绑说了很多年，也只能换来初中部门民办化这种“藕断丝连”的结局。
更别提，如果真的解绑，北京市中考会不会沦为人大附和四中收割全部尖子生的局面？那又会导致怎样混乱的状况？没人敢为此买单。
归纳地来说，重点中学是70年代开始实行的政策，这导致各个中学之间已经存在巨大的教育质量、教育资源投入量的差距。
然而，1986年《义务教育法》制定过程中，顶层已经明确提出了“就近入学”的目标。
两个政策，听谁的呢？
目前来看，似乎是后者占了上风，“坑班”这些不合理的选拔机制，看起来终于可以被斩草除根了，各个重点初中也只能辗转腾挪，寻找选拔空间。
然而，小升初的去选拔化依旧是一个遥远的美梦。单看海淀区几所牛校背后站着的无数“神仙”，就知道这势必是中国教育改革上一场攻坚克难之战。
在这个层面上，谁又能说，过去禁坑班的屡败屡战，不是某种深刻的政治智慧结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