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有一个颇为巨大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这一群人对于自身的国籍选择，显示出这一族群的复杂性，以及处在日本社会中的尴尬。
撰文：蔡钰淩
在日本有一个颇为巨大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而这一群人对于自身的国籍选择，不管是舍弃韩国籍、归化日本，作一个“新日本人”，或是在大韩民国或北朝鲜（编者注：为了与历史上的朝鲜作出区分，本文将1948年建立的国家称为“北朝鲜”）中择一，都显示出这一族群的复杂性，以及处在日本社会中的尴尬。
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除了足球强队峰回路转的比赛过程，和知名球星的高超竞技之外，有支参赛队伍特别吸引大众的目光，那就是已经四十四年未打入世界杯的北朝鲜队。整个赛程中，新闻媒体不断报导这支特殊的球队，其中也有不少耸动的新闻，比如若是输球，球员们回北朝鲜之后，会被发配去当矿工等等。也因此，在网路上出现了许多嘲讽北朝鲜的言论。然而，在6月15日这天，北朝鲜与巴西两队开赛之前，当北朝鲜的国旗飘扬于赛场，现场奏起北朝鲜的国歌之际，一名北朝鲜球员热泪盈眶的画面被拍摄了下来， 这个球员名叫郑大世。相较之下，其他北朝鲜球员就显得冷静许多。
郑大世热泪盈眶的画面，不仅让世界记住了北朝鲜队，并且，郑大世原本为在日韩国人一事，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网路上亦出现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不少报导都从民族意识的角度出发，解读郑大世的眼泪。对此，郑大世在接受中国媒体“体坛网”的访问时，做出了如下说明：
不知不觉地流出来的，很难对眼泪进行什么说明。但是，这不是第一次在(正式比赛场上) 流泪了。在2008年东亚杯赛时，我终于成为了朝鲜国家队的代表，在同日本比赛的现场演奏国歌时我也是泪流满面。目标达成眼看要实现的想法溢满我的内心。同巴西的比赛中流泪正是这件事情的延续。作为足球选手能在世界杯中同世界最强的队伍一较高下，那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原来眼泪能更多地表现我的心境。
郑大世将眼泪归结于足球员对足球最高殿堂的兴奋与崇敬，可说是纠正了之前媒体对此的民族性解读。然而，同篇报导中，当采访者询问他：“祖国是韩国还是朝鲜？祖国又意味着什么？”时，他的回答却非常耐人寻味。他表示：
我认为祖国如同我的母亲。我知道朝鲜在世界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但是无论讨厌也好、喜欢也罢，母亲都是无法取代的。因为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念朝鲜学校，所以我一次也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祖国是其他的国家。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我随着爸爸的国籍成为了韩国国籍，但那不是我的选择。
郑大世的回答不只显示出他个人较为特殊的国族／民族意识，更显示出在日韩国‧朝鲜人的特殊处境和身份认同问题。
除了郑大世，2007年2月正式归化日籍的足球选手李忠成这一个案，则可说明在日韩国‧朝鲜人／在日新世代归化之后的结果。李忠成于1985年在东京出生，是在日韩国人四世。与郑大世不同，他原本在小学时曾就读东京朝鲜第九初级学校，但很快地转学到日本一般小学。因此，李忠成可说是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在日韩国人，并且，几乎不会说韩语。当他在2003年入选韩国U19青年队时，就因为语言不通，遭到同队队友的排挤，队友们甚至把他视为“半日本人”。 最终，失望地回到日本的李忠成，不顾家人的反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足球预选赛前六天，完成归化手续，正式加入日本足球国家代表队。
当李忠成入选日本国家队后，韩国媒体也像当年没能拢络住郑大世一样，对此进行了反思。其中，《韩国体育网》尖锐地提出一个关于“忠诚”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在决赛韩国和日本相遇的话，身穿‘三足鸟’日本足协徽章球衣的李忠成攻破韩国的球门的话，韩国的舆论将会做何反应呢？这将是亚洲杯上日本和韩国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至于日本方面，虽然多数人以日本能够吸引人才自豪，但右翼人士对此事抱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质疑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叛徒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在2011年1月底亚洲杯的决赛中，苦坐冷板凳的李忠成终有机会替补上场，并踢进致胜的一球，让日本队第四度拿下亚洲杯的冠军后，两国的舆论哗然。不少韩国球迷批评他是“韩奸”，甚至连日本球迷也不太领情地表示，日本不需要“外国人”的帮忙。针对这些质疑，李忠成在亚洲杯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希望大家叫我做足球人。” 同时，他在博客上亦写道：“对我来说，祖国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而今日选择了日本国籍，并获选日本国家代表队，我将会以亚洲的顶点为目标，努力成为球队的力量。” 针对与韩国对战的问题，他于同则发文中表示，将会作为一个尊重韩国的足球选手与韩国队较量。 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时，他更表示：“我是带着在日同胞的自豪感进行比赛的。现在隐藏在日同胞事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李忠成称自己是“新日本人”。
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因为生活不便，而使用过日本名字“大山忠成”的李忠成，归化时却出人意表地以本名李忠成（り‧ただなり，Lee Tadanari）入籍，姓氏“李”的发音从韩文的Ri改成日文的Lee，保留了“李”这个姓氏，而名字“忠成”则采用日语发音，读作Tadanari。对此，他表示这除了是因为爷爷即使在歧视中也一直坚持韩国国籍，因此他曾在爷爷坟前承诺会坚守李姓这一理由之外， 他亦提出了身为“在日”的矛盾：
入籍时还很苦恼到底用不用李氏姓。100名韩国人中有100名韩国人都不理解我入籍日本。不过这样的矛盾正是在日韩国人所要面对的问题。郑大世也是在日同胞，他选择了朝鲜国家队，而我选择了日本国家队。在日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希望原本的自我可以被认可。我认为这是作为在日足球球员的我所应该走的路。
针对这个问题，李忠成的父亲李哲泰也语重心长地表示：
忠成的爷爷是朝鲜国籍，我是韩国国籍，而忠成是日本国籍。我觉得三代人有三个国籍，能够真实地体现我们家是在日同胞的真实情况。
同一采访中，李哲泰亦提到：“虽然上一辈人来到了韩国，但我们是made in Japan的韩国人，虽然怀着感恩祖辈的心情和充满对故国的思念，但是我们最后要回的地方是日本。” 根据上述，不管是李忠成或是李哲泰的发言，都可让我们感受到迥异于郑大世的思考，亦可让我们重新思索在日韩国‧朝鲜人的民族／个人认同危机，以及两面都不讨好的窘境。
除了上述提及的两个个案之外，因为在Twitter上针对竹岛问题（韩国称为独岛）发言，而引起日韩两国媒体关注的前柔道选手秋成勋（日本名字：秋山成勋） ，亦是一个例子。在日本接受了完整日本教育的秋成勋，于大学毕业后返回韩国，希望能以韩国代表队的名义，参加奥运。然而，在训练的过程中，却因“侨胞”这一身份，备受同队队员的歧视。最终，他只好放弃代表韩国出赛这一愿望，于2001年9月归化日籍，并在隔年于釜山的亚洲大赛上，击败韩国选手，获得该组别的冠军。赛后，秋成勋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为了柔道事业加入日本国籍，不过，我永远是韩国人，对支持我的同胞们表示感谢。”然而，秋成勋这一段热情拥抱韩国的言论，却反而让他成为韩国媒体批判的对象。在此次的竹岛事件中，秋成勋以“竹岛是大家的”一说，回复网友在其Twitter上的提问，同样引起日韩两国媒体和网友们的挞伐。
若把郑大世、李忠成、秋成勋三个人的特殊经历，当成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们不免会产生出许多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郑大世放弃原本在日韩国人的身份，变更国籍为在日朝鲜人？ 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从小在名古屋出生长大的郑大世认同的祖国是北朝鲜？反之，对舍弃韩国籍、归化日籍的李忠成和秋成勋而言，对于作为民族／国族符码的韩国，以及成长养成所在的日本，究竟抱持着什么样的情感？而李忠成“新日本人”一说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民族／国族认同的纠葛？若我们进一步扩大视角，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日韩国‧朝鲜人这一群体，处于如此尴尬的处境、混乱的认同，并拥有复数的名字？同时，对这一群体来说，“名字／国籍／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一百周年的2010年，郑大世的眼泪似乎不只是一个偶然。而由他们三个人所延伸出来的，关于日本、韩国和北朝鲜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似乎也在提醒我们应该要重新思考和检讨此一问题，以便迎接一个东亚新时代的到来。
根据2009年日本法务部的调查统计显示，在日韩国‧朝鲜人的人口大约占日本外国人口总数的26.6%。 若再加上已经归化日籍者，和祖父母、父母一方为朝鲜人的人数，许多研究者初估在日韩国‧朝鲜人可能已经高达百万人之谱， 俨然已在日本形成一个巨大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会出现这么一个庞大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得涉及到日朝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殖民历史，和矛盾的经济共生关系。
1897年，日本佐贺县的“长者碳矿”，为了应付因工资飞涨而导致矿工不足的情况，开始雇用朝鲜人，这是目前日本雇用朝鲜人的最早纪录。 在当时人力极度缺乏的日本，雇用工资比日本人低上许多的朝鲜工人，无疑是最一本万利的解决方式。 不过，由于日本人蔑视朝鲜工人，除了以“ヨボ（Yobo）”这种歧视性的字眼，嘲笑朝鲜工人外，还时不时出现日本老板虐待朝鲜工人的新闻报导，并且产生了不少劳资问题。
1910年8月，由于《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政府透过土地调查事业（1910-1918）、产米增值计画（1920-1934）等殖民政策，大规模掠夺朝鲜的土地和农业经济，致使许多朝鲜农民生活困难，这更促进了破产的农民开始往中国东北、苏联和日本迁徙，以谋求生路。 这些人到日本之后，由于工时长、工资低，又愿意承担重度劳力，因此，急速地取代了日本工人的位置，在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朝鲜人劳动阶层和众多的朝鲜人聚集区。 据此，我们可说从第一世界大战开始，在日朝鲜人为日本提供了近代化所需的劳动资源，甚至到战后依然如此。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人在日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备受歧视和虐待， 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甚至发生了导致四千多名朝鲜人死亡的集体虐杀事件。
虐杀朝鲜人事件的起因，除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之外，朝鲜的廉价劳工取代了日本劳工更是重要的导火线。 但讽刺的是，关东大地震之后，由于重建京滨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虽然虐杀事件让朝鲜人胆战心惊，但为了生存，却反而出现了新一波朝鲜人渡日的高潮。 而另一波高潮，则是因为日本需要更多的劳力来应对战时体制，因此从1931年起，在日朝鲜人赴日的人口，每年皆以六七万人之数增加。到了1939年，日本进入更严峻的战争期，由于太平洋战争战线的扩大和拉长，日本的青壮年男性多数被强制征兵，这更使得日本企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该年在日朝鲜人赴日的人口更是爆增，此后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万人左右。 而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日本的战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时，滞留在日本的朝鲜人总数，已经高达两百万人之谱。到了1950年6月韩战爆发前，由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GHQ）遣返或自行归国的朝鲜人，约有一百七十多万人。直至1950年日本停止遣返工作时，滞留在日本的朝鲜人尚有六十万人左右。 而这批滞留者，就是现今日本社会中，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的基盘。
这六十万人到底为何选择留在日本呢？理由有两个。首先，在战争刚结束时，GHQ规定准备回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在回去时，限带货币一千日圆和两百五十磅行李， 这个严厉的规定，让一些在朝鲜已无恒产和生活基础的朝鲜人，只能选择留在日本。其次，由于世界性冷战体制导致朝鲜于1948年分裂，同年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北朝鲜）分别成立。南北分断体制让在日朝鲜人陷入极度尴尬的处境，不管是在现实层面的国籍问题，或是在精神层面的民族认同上，“究竟该选择韩国还是北朝鲜？”这一疑惑，深深困扰着这批人。
1948年的南北分断是朝鲜半岛人永远的痛。但是，对在日朝鲜人来说，杀伤力可能更大，特别是在国籍的问题上。根据1910年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剥夺了朝鲜人的国籍，迫使他们冠上了日本国籍。尔后以此为由，以强制移民、征兵征用等方式，将大批的朝鲜人送到日本本土，成为日本近代化、殖民扩张的劳动力。然而，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却于1952年4月19日发布了《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表示从《旧金山合约》生效之日开始，在日朝鲜人将失去日本国籍。 据此，在日朝鲜人被取消了日本国籍，瞬间变成外国人。同时，根据1947年5月公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他们不仅须向当地政府机关登记，还被要求须随身携带登录证， 而1952年4月28日公布的《新外国人登录法》，更增添了按压指纹的规定。 由此可知，1948年的南北分断，不仅让这群在日朝鲜人得面对重新选择国籍的窘迫，还得承受日本的歧视待遇。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和北朝鲜于1948年和1963年相继制定了国籍法。由于双方皆采用血统主义原则，因此双方都将在日朝鲜人认定为自己的国民，这导致在日朝鲜人被赋予了双重国籍。而这个双重国籍的问题，直到1965年《韩日关系基本条约》缔结之后，才获得初步的解决。简单来说，日本政府接受韩国的主张，把在“在日大韩民国民团”（简称：民团） 成员的国籍，订为大韩民国，把“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 成员的国籍，订为“朝鲜”。然而，在此必须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朝鲜”不是与大韩民国对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日本与北朝鲜并无建交，因此不承认北朝鲜的合法性。 就此，在日朝鲜人内部产生了“在日韩国人”、“在日朝鲜人”的分别和差异，而民团和朝总联的成立和对立，也意味着在日朝鲜人于日本内部，亦划出了一条三十八度线。而在1965年6月，日本和韩国结为邦交国后，日本赋予了在日韩国人协定永住权。此协定生效之后，不少在日朝鲜人为了得到永住资格，将国籍更改为韩国籍。
国籍问题之外，教育分面也反映了在日朝鲜人的困境。六十年代，在日朝鲜人为了将来的归国，和重振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被压制的民族文化，朝总联和民团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教育系统。 朝总联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而民团亦拥有自己的教育体制，但民团系统的学校只有四所。必须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朝鲜学校或是韩国学校，除了民团的白头学院和金刚学园之外，全部都属于《日本学校教育法》第八十三条 范畴的学校，这表示办学的经费需要自筹。也就是说，一般日本公立学校免收学费，而韩国学校和朝鲜学校则需要收取学费以筹得办学资金。这一规定，造成了儿女就学于此两系统的学生之家长沉重的经济负担，进而导致了两校学生的严重流失。
不过，民团系统学校和朝总联系统学校的学生严重流失的原因，除了学费问题之外，更核心的原因其实是升学问题。由于民族文化教育体系的学校只有一所大学，因此高中毕业后若想要继续升学，只能进入日本国公私立大学的体制。然而到1994年底为止，同意招收朝鲜学校高中毕业生的，却只有十七所公立大学、一百六十二所私立大学，国立大学则一所都没有。到了1995年5月，同意招收朝鲜大学毕业生的研究所，只有九所公私立学校，国立大学依然一所都没有。 此外，民族学校的教学内容亦是一个问题。由于过于强调民族教育，内容完全无法应付日本的大学考试，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升学和未来的就业，也因此更加剧了生员的流失。这些对原本在就业问题上，就已经比一般日本人更为艰辛的在日韩国‧朝鲜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由于国籍的规定，使得在日韩国‧朝鲜人是“外国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无法与日本公民享有同样的权益，却得和日本公民尽同样的义务。比如，他们得和日本公民一样纳税，却无法享受与日本公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在住宅、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录用、公立学校教员国籍条款、地方自治团体参政权、民族教育等方面，也都受到差别待遇。然而，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在日韩国‧朝鲜人发起的一连串废除差异、争取权益的抗争运动之催促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改相关法律政策，除了给予在日韩国‧朝鲜人永久居住权之外，亦废止了按压指纹制度，并且，对他们开放了公务员和教员的录用资格。
在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努力抗争之下，虽然已经矫正了一些不平等的政策，但对部分在日韩国‧朝鲜人而言，为了让下一代能站在一个更好的起跑点上，“归化日籍”成为一种不得已、甚至是不得不的选择。然而，在归化这一艰难的选择背后，却乘载着更多的烦恼和痛苦。尽管归化的手续繁琐，还需要“创氏改名” ，并得背负背叛民族的谴责和自责，但即便如此，每年还是平均有五千人选择归化日籍。直到2008年为止，归化日籍的总人数已有296168人。 而伴随着归化所产生的问题，则是在日韩国‧朝鲜人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当归化成为一种权宜性质的选择，而非民族／国族身份时，“我是哪国人？”“我是谁？”就成了在日韩国‧朝鲜人始终无法停止追问自身的困惑，特别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在日新世代 。同时，如何与日本／日本人“共生” ，亦成为此一世代无法回避的生存课题。
（本文原载《人间思想》第三期，台北：人间出版社，2013年。本次发表在文字部分有修改和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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