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在华经营模式的转变，正促使时尚品牌的商标诉讼案件显著增多。
Polo Ralph Lauren AW2016图片来源：men's styling
记者 | 周卓然
王原远已经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买POLO衫了。他不算重度时尚消费者，但也知道竖起衣领、穿上胸口绣着马球标的POLO衫是中国男性们最常想到的时髦选择。
将这款服饰和马球标志发扬光大的人正是美国设计师Ralph Lauren，去年，其同名品牌刚在全球范围内举办完50周年庆典。出生于劳工家庭的Ralph Lauren将小作坊发展成包含高端服饰、家居、童装等多元产品线的奢侈品王国，堪称美国梦的代表。而自该品牌在1990年代于上海开出第一家店后，它所承载的美式高端生活方式也进而在中国发酵。
然而，伴随着无数中国男性在20年间竖起衣领，中国也成为了山寨POLO的重灾区。为对抗商标抢注、假货等知识产权问题，Ralph Lauren走上了漫漫诉讼之路。
2018年下半年，Ralph Lauren在一起商标争议案件的一审中败诉。Ralph Lauren的全资子公司波罗/劳伦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一审行政判决的判决书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了原告波罗/劳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广州爱驰皮件有限公司关于“POLO SPORT”及图形商标等系列商标的注册。
广州爱驰皮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5日，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颐顺街。据界面时尚查阅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发现，该公司旗下包括POLO SPORT、POLO CLUB、POLO WORLD、POLO、 POLO GOLF等数个品牌，拥有实体门店过百家，其中不乏有品牌的注册商标与Ralph Lauren的马球图案十分相近，仅在打马球时的手、人物的弯腰程度等细节处存在不同。
微博上也有消费者分享自己的购衣经历。一位名叫星空的网友写道：“今天买了件衣服，以为这是美国拉夫劳伦斯的POLO SPORT系列，我还是太年轻。”另一位则说：“不是所有无印良品都是MUJI，不是所有乔丹都是乔丹，POLO SPORT 更不是RALPH LAUREN。”
因不服判决结果，波罗/劳伦有限公司很快继续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据知情人向界面时尚表示，Ralph Lauren态度坚决，因有多次败诉、最终在最高院取得胜利的“乔丹案”的先例，品牌方如今对于自己在高院翻案也报以极大的期待。
事实上，这场商标争端至今已持续了3年。2015年年底，一些中国本土零售商开始使用POLO SPORT文字商标在上海开辟门店，该品牌产品上的马球标识、门店装潢的风格等引起了Ralph Lauren方面的注意。
2016年6月，Ralph Lauren正式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商标侵权、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诉讼，被告为美国波罗公司及其中国的被许可人和分销商，如牵扯进相关案件的公司就有广州爱驰皮件有限公司、上海睿发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千盛服装有限公司、广州波罗沃皮具有限公司、清远市华豪芝柏皮具服饰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华豪实业有限公司等数十家。
美国波罗公司的创始人系李金良，他同时在广州爱驰皮件有限公司中持股78%。据了解该案件的知情人向界面时尚表示，Ralph Lauren方面在上诉书中举证，李金良在2011年解散了空壳美国波罗公司，并在2016年将美国波罗公司旗下商标均转让给了广州爱驰公司。
3年来，Ralph Lauren的法律团队主要为维权制定了三个策略。第一类案件是起诉李金良名下企业及各级分销商，主张商标侵权、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目前该案还未做出一审判决；第二类为走商标法行政程序，主张商标局撤销争议商标；第三类则是应对抢注商标持有方对自己的诉讼。
第二类案件最近也有了新进展。2019月3月6日10点30分，广州爱驰皮件有限公司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一审进行了庭审。在庭审现场，界面时尚注意到广州爱驰皮件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指出了旗下品牌虽使用了马球商标，但与案件第三人——美国品牌Ralph Lauren及其子品牌单词组合不同（Ralph Lauren为Polo，广州爱驰为Polo Sport）、发音不近似、马球运动图案具有普遍性、且经过多年经营已具有消费者识别性，故不与Ralph Lauren及其子品牌构成近似商标等情况。
这些辩护陈述曾在两者过去的数个案件中多次出现，也是判定两方争议商标是否近似的主要焦点。
说实话，天下没有爱打官司的商人。但近年来，和Ralph Lauren一样的外资生活方式品牌正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中。
2018年10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意大利奢侈品牌Ermenegildo Zegna与中国品牌Yves Zegnoa之间长达5年的侵权争议作出了最终判决，判定后者对该注册商标的恶意使用，确实侵犯了Ermenegildo Zegna的知识产权。
该案被《女装日报》评价为“非中国公司首次在中国境内获得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胜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由于商标侵权案很难鉴定，此前中国对于该类案件的判决最多也仅仅是承认两个品牌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可是没过几天，日本生活方式品牌无印良品又爆出因商标侵权案败诉。
据相关案件判决书描述，争议商标在于覆盖棉织品、毛巾、床单、枕套和被罩等产品的24类，在中国，日本“无印良品”被注册的24类商标最早由海南南华实业贸易公司注册，有效期至2021年4月27日，后被转至此次相关诉讼的原告方——在2000年成立的北京棉田纺织品公司手中。
2019年3月，来自意大利的“山寨”Supreme也在上海高调开店，美国潮牌Supreme也正式宣布向中国官方寻求行政保护。在此前的采访中，已有不少人表示无法辨别本次在上海开设店铺的品牌Supreme Italia和诞生于美国的潮牌SUPREME存在不同。
而意大利版Supreme与三星的乌龙合作，则进一步证明了商标侵权问题正在极大干扰中国零售产业的商业秩序。
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每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商标侵权案件的数量就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近日和界面时尚的采访中，霍金路伟国际律所知识产权合伙人冯臻表示，这背后的驱动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法层面， 2013年《商标法》的修改加大了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司法层面，各级法院也在不断探究如何在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下加强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尤其是通过合理认定侵权赔偿数额以充分补偿权利人受到的损失，以及通过惩罚性赔偿来打击恶意侵权人。这些来自立法、司法层面的积极信号让权利人更有意愿去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另一方面，服装品牌的相关公众更加广泛，经营服饰比一些行业（如经营医疗器械、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低，因此，服饰行业的品牌更容易成为被抢注的目标，商标抢注案件也比较“吸睛”。对于一些忽然爆红的品牌，如果品牌方在品牌成长的过程中尚未采取比较全方面的商标注册政策，就有可能觉得幸福来得太快，对突然增长的商标抢注有些措手不及。
好在随着知名外国服饰品牌和奢侈品牌已经把经销模式转为直营模式，它们现在能够更直接地感知到假冒产品、其他类型的商标侵权产品对其销售业绩以及商誉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也有更多的动力去打击商标侵权。
冯臻说：“自我表达是服饰行业或者奢侈行业消费的趋势，这些行业个人主义色彩比较强，我个人认为这种行业文化或者特质也会使得这个行业相对其他行业（如食品、贸易等）更愿意在与商标有关的案件上花费法律费用。”
的确，如果回看Ralph Lauren的案件，会发现它发起诉讼的时间正好与调整全球经营策略的时间吻合。2010年1月1日以前，POLO Ralph Lauren和Ralph Lauren的商标和商品均是借由香港迪生创建公司进行分销，得以迅速在中国各大城市开店。
但是，过于重视销售数字的代理商绝不会和品牌自己一样爱惜羽毛，他们几乎不会投入精力去保护品牌价值，而更擅长通过大量占领渠道和打折抢夺市场份额。
早年间，一些一线城市的社区型百货和二三线城市的商业地产在招商时并不会对品牌资质进行严格审核，进一步促使了POLO SPORT等品牌进入了万达广场等多个商场，对如今Ralph Lauren证明自己商标的驰名性、市场是否存在令消费者混淆的品牌等问题造成了困难。据了解，Supreme也发现在中国遇到了类似问题。
正如波罗/劳伦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一审行政判决的判决书中写道：“诉争商标自申请注册后已经过了广泛大量的使用，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且在服装市场上实际存有一定数量的以马球运动图形作为商标的同业经营者，因此相关公众在遇到此类图形商标时往往会施以更高的注意力，即便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亦尚可被相关公众所区分。”
回过神来的Ralph Lauren为了收回代理权，于2009年和迪生创建宣告分手。2013年，Ralph Lauren要彻底在中国重新来过，他们把内地第一家直营店放在了上海半岛酒店中，紧邻Chanel和Prada，战略重心从Polo转向了高端主线和更奢侈品的子品牌Purple & Black Label，并将中国区公司注册名从“保罗拉尔夫劳伦（上海）有限公司”改为“拉尔夫劳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这是因为直营模式需要建立更明确和专属的品牌形象，因此对商标使用等权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和市面上泛滥的近似产品与马球图案切割，诉讼成为了必行之路。
“中国时尚到了不得不直面知识产权沉疴旧疾的时候。假货让原创者吃不饱，行业还怎么发展下去？”一位本土服装设计师对界面时尚说。
而随着近年来IP经济的爆发，品牌价值更是在联名和跨界中能得以体现。前阵子，CHANEL进一步强调其商标在文字上的表现形式，全为大写字母。ZARA、BURBERRY等品牌也相继调整Logo，这对于肃清积累的假货问题有一定帮助。
毕竟奢侈品因稀有而昂贵，时尚因能引领而非跟随潮流而存在，每多一个仿造品，都在大大贬损原所有权人的利益空间。这也是Supreme还未进入中国、却已经打上了官司的原因。
当中国在国际零售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提高，大家都在尽量争取当地消费者的注意，相应地，海外品牌在中国的野蛮生长时代也宣告了终结。
不过，经营企业是个复杂的过程，管理者的视角有时并不会完全和法律从业者一致。因此，除了对抗外部侵权者，时尚产业也要平衡内部不同职能之间的考量。
举一个例子，意大利奢侈品Bottega Veneta是个在产品上没有Logo的品牌，它的商标曾在意大利遭遇起诉，被宣告了无效。站在维权角度，法律顾问当然会建议品牌设立自己的Logo，以方便在未来保护自己的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加强商标的显著性。但出于对艺术和品牌历史的尊重，这个建议却令以“无Logo”为傲的创意部门为难。
另一方面，跨国企业还涉及更长的管理流程和信赖问题。几年前，当欧美品牌要在中国打官司时，它们往往会更倾向于信赖外资律所。即使外国律师不能直接在中国代理诉讼和出庭，许多品牌也喜欢找外资律所作为品牌和中国律所之间的桥梁，来协调和配合作战。
不过现在，随着国际化人才的增多、本土律所福利待遇的提高，致使人才从外所向内所流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美国、日本、德国企业直接寻找本土顶级律所代理案件的情况。欧美企业也有多种途径来选择在中国的代理律师，可以选择在本国信任的律所品牌在中国的办公室，也可以是本国律师推荐的中国律师，还可以通过网络检索选择律师。它们通常会选择几家候选律所，然后进行比较。根据每个律所的不同专长以及客户的具体需求，会最终确定最适合他们的律所。
“如今，是否有外资背景并不是客户选择律所最核心的因素，但是如果品牌方和外资律所的文化背景、语言背景有契合，那么有助于与品牌方建立信赖和长久的服务关系。一些外资所对知识产权前沿性的问题研究较多，这个专业优势是他们受到头部品牌青睐的原因。”冯臻向界面时尚表示。
因此，内外阻力往往令品牌的诉讼要历经极长的年月。从Ermenegildo Zegna、MUJI到Ralph Lauren，多个知名海外品牌所涉及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均显示出了维权事件长、案情反复、一审二审失败率较高等问题。一些律师也表示，有时基层法院声称保护民族品牌而做出的判决，可能也参杂了受贿问题，造成诉讼难度增加。
在过去，为了争取开拓市场的时间，法律顾问有时也会建议企业绕过诉讼，通过购买抢注商标、更换公司注册名和商标形态的方式抢夺新兴市场的先发优势，但这样做，无疑成为了放纵侵权行为的帮凶。
“就知识产权案件来说，一个判决平均耗时18个月到24个月，且这个时间还是适用于案子比较多的法院，比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或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述案件知情人向界面时尚表示，“中国繁忙的法院审判时间会越长，但品牌们还是比较喜欢在北上广起诉，因为这些地区的法官相对更有经验。”
综合利弊，维权道阻且长，贪图短期利润还是投资长远，是每个时尚品牌的经营者都需要掂量的事。但对于那些正在战斗的品牌来说，每一次行动都有可能为后继者打好地基。
许多品牌如今的维权态度都更加坚定。例如良品计画和北京棉田有限公司的商标争端还在继续，据良品计画此前向界面时尚提供的资料称，该公司为了取回24类商标权曾与北京棉田方面展开长期诉讼。相关诉讼在2012年曾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但目前两方关于“3年不使用商标即可撤销其使用权”的行政诉讼仍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良品计画称注意到中国市场内出现近30家使用MUJI红色和字体“无印良品”门头的店铺，在调查后发现这些店铺虽然经营实体不一，但均为得到北京棉田方及其子公司北京无印公司许可的店铺，因此已开展法律维权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品牌还应该正确认知诉讼挫折。正如前文所说，高院翻案的情况不在少数，例如Guess公司依据其在服装等商品上驰名的“Guess” 商标对第三人在避孕套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的“Guess” 商标提出了异议，最终在2017年底最高院的再审程序中胜诉。
2018年，Dunhill在起诉平价男装品牌Danhuoli 的案件中胜诉并获得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额赔偿金，也是头部品牌打击仿冒者的一个经典案例。
“Dunhill在商标侵权诉讼中通过扎实的证据工作获得了远超过商标侵权案件平均赔偿额的高额赔偿金。这两个案子给零售行业品牌商的启示是，法律该有的已经有了，只要品牌人进行了认真、扎实的案件准备工作，就会收获良好的结果。”冯臻说。
她同时也建议，同类品牌之间应该建立同盟关系，以帮助行业在知识产权上形成更高的行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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