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阿明是一位来自突尼斯东南部杰尔巴岛的小伙子，由于多年来参与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播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他对突尼斯各地的古代遗迹了如指掌，他曾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过迦太基时期朴素的红白色马赛克、逃避罗马人一神教改革的地下多神祭坛以及印在羊毛织物上的柏柏尔语字母。

距今3000多年以前，突尼斯一带的古代文明便已开始活跃，他们或从西部的山地兴起发展出人类的聚落，或从海上而来建立起伟大的城邦，努米底人、腓尼基人、柏柏尔人、罗马人等地中海先民的名字至今回响在本地不计其数的古代遗址之上。而在今天，突尼斯依然生活着阿拉伯人、犹太人、柏柏尔人等不同宗教、族群的群体，但却并不存在激烈的宗教冲突，人们和平相处，甚至允许家族间的通婚，阿明曾肯定地说起，“唯一能显示宗教差别的只有名字，除此之外，我们都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穆斯林向西方向的远征以及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印象中欧洲与非洲地区的分野，欧洲被西方概念包裹得严严实实，而非洲则被定义为黑色的、落后的和与现代文明无关的世界，与欧洲形成鲜明的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从古史叙事下的东与西悄然转换为民族国家范畴下的北与南，甚至有关地中海的讨论在近代修辞学上也已经告别了非洲大陆，今天我们更多地习惯于以“北非”的意象来书写历史，其似乎与地中海无关，而更有趣的是，北非往往也在广义的观察中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无关。这一来自于古代文明与近代历史构成的叙事张力困扰着我们对于地中海南岸地区的理解。

从突尼斯首都一路向南至中部地区，自然地理形貌由北部平原逐步变化为半干旱的沙漠草原过渡地带，从未被罗马人统治过的柏柏尔人的小型聚落若影若现于干裂的山岗之间，而恰恰在这里我听到了一首经过改编的阿拉伯语歌谣，“我们是朋友，我们是非洲人！”

事实上，这是极为鲜见地听到本地人提起非洲，这也表明距离海岸不足100公里的内地可能有着另一种文化生态，其流露出告别地中海-欧洲的原始冲动。有观察者根据此类基于考古的发现认为，非洲的地中海文明仅限于海岸地区，而终止于撒哈拉沙漠的北缘。

经由中部地区向南将深入至撒哈拉沙漠的腹地，朝东南方向前进便是利比亚，大部分国家都被撒哈拉沙漠所侵蚀的利比亚非常幸运地拥有着的黎波里，这里曾孕育出不亚于迦太基的古代城邦，在地中海的图景中的黎波里备受瞩目，而遗憾的是，也正因为如此，的黎波里成为了近代以来利比亚一切冲突的焦点，2011年至今仍未休止的利比亚内战浓缩为今日哈夫塔尔将军围困的黎波里的现实。

的黎波里临近突尼斯与利比亚的东部边界，这也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间，大批的利比亚人沿着古代延续下来的贸易通道跨越边界，向突尼斯东部的海岛与北部的海岸前进，突尼斯与利比亚之间宽松的签证管理也为此提供了便利。在2019年的头两个月，便有300余名利比亚难民逃亡突尼斯，尽管是为了避免暴力和战乱，但据本地NGO的观察，几乎没有人计划来到突尼斯，之所以来到这，只是出于利比亚糟糕的难民营现状以及日益飞涨的偷渡欧洲的费用。根据欧盟与利比亚的边界协定，利比亚政府有义务拦截非法移民的船只，并将其扣留在利比亚境内，这一方面降低了非法移民的到达数量以彰显边界拦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迫使利比亚人寻找新的路线，突尼斯首当其冲。

阿明在谈论古代文明和宗教和谐相处的同时，提及过相当重要的“下半句话”，“我们都一样，那是因为大家都不关心（宗教），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大量的移民来自不限于利比亚的广大非洲地区，但突尼斯始终是一个移民输出国（emigration state），而不是一个移民流入国。每一位到达突尼斯的利比亚人都有60天的申请缓冲期，可以在此期限内申请成为合法的避难寻求者，或选择自愿性遣返（voluntary return），如果避难申请被拒绝，同样拥有两个选择：非法滞留在突尼斯，或尝试偷渡欧洲。

“我们感谢突尼斯为我们提供了庇护所，但我们更想去欧洲。”一位利比亚人曾这样谈到，事实上，他也说出了突尼斯人的心声，近年来整个北非地区的经济由于地区动荡和经济危机皆陷入低谷，这也使得更多的人渴望前去欧洲。因此，在突尼斯，移民到达并选择留下的数量并不可观，而本国人流出的数量和方式则更为值得注意。

在古史中，不论是突尼斯的迦太基还是利比亚的的黎波里都是地中海航线中的重要站点，但近代以来的地中海文明撕裂并未影响到这些航线今天的重要性。欧洲在边界管理上的强化从未能成功阻挡非法移民的到来，对我而言多少有些难以启齿的偷渡行业在阿明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有不少朋友都在欧洲，坐船去的，他们不用什么签证。”我更加好奇地问道：“那他们不会被当地警察抓到吗？”阿明的回答别开生面，他谈到一方面欧洲的警察，例如在意大利，他们很少会查突尼斯人，突尼斯人只是在那里工作；另一方面，如果谁想回来了，他会自己去警察局，然后买机票回国，就像“假期”一样，过一段时间想过去了就再过去。

在突尼斯的整个沿海地区都存在这样的偷渡站点，较为集中的是在突尼斯北部的比赛大、中部的斯法克斯和南部的杰尔巴岛，而唯一和利比亚有所不同的是，突尼斯的偷渡船只大多为小艇，灵活且速度快，但乘坐人数较少，约10人；而利比亚的船只则是可装载百余人的大型船只，容易被发现。在安全性和价格上，显然突尼斯的偷渡方式要贵得多。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利比亚人是否以难民的身份前往突尼斯寻求庇护，而是他们都在通过各种办法试图进入欧洲，这种可能性早已蕴藏着古代先民对于海洋的丰厚知识之中。

自此，移民的现实处境与经济理性不仅将马格里布地区的古史叙事淡化，更重要的是，其将北非重新“带回”了地中海，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图景之下，这种“带回”很难基于古代文明而建构，而近代的撕裂与现代的漠视却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我们将迎来一条新的理解地中海的欧洲路径。

在这一路径之下，北非既无需告别地中海古史（站点与航道的利用），也不会与非洲大陆相分离（非洲移民的中转站），从而也使得新的边界命题产生，那就是，随着移民和新的边界问题的出现，北非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欧洲的南部边界。

在今天的突尼斯（突尼斯首都）老城，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市场的痕迹，衣服市场、药材市场、帽子市场等，其中也包括了奴隶市场，早在数百年前，这里便形成了欧洲与非洲、古代与近代的交汇，而新的问题将留待我们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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