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仲伟民

中英战争爆发后，中国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强敌，当时很多人感叹他们遇到了“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强夷”。这些强夷不仅有强大的武力，而且还有高度的文明，此乃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实含义。这当然是站在我们自己立场上，即站在传统中华文明立场上所发的感慨。

此时全世界正在大变——实际上，全球化早在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就开始了；而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则要到19世纪。也就是说，世界早在发生巨大变化，是我们自己依然故我，没有变化。尤其在世界历史突飞猛进的17-18世纪，满族统治下的中国依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我们在被动而真正接触西方时才被惊到了。

其实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南亚及东南亚地区，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已经开始大肆扩张，并经常波及到我国东南沿海。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小货栈，1602年、1639年西班牙人两次在南亚屠杀华人（总计被杀华人在4万以上），但除郑成功1660年驱逐在台湾的荷兰人之外，明清两个王朝几乎对家门口的列强没有任何知觉。所以唐德刚先生感慨说：“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1405-1433）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250年之‘马尼拉邮船’（Man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纪律，酣睡之沉，亦可惊矣！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400年（1433-1839），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在清代所有的皇帝中，人们普遍认为最值得尊敬的是康熙，因为只有他对外来文化还能持某种自信和开放的心态，能够接受外来文化，并善待西人。康熙的这种做法给很多人极深的印象，以至于有人认为：17世纪西学的东传，既有自明末以来的惯性，更有康熙皇帝的助推，势头非常好；甚至提出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西方科技发明很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但这种看法实在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验证。因为康熙所接触的西学仅仅是科学的一点皮毛，比如他学习数学和测量，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证中西历法的优劣；制造红衣大炮是为了镇压三藩之乱。除此而外他对西学再无兴趣，更没有推广的愿望。所以康熙之后，传教士在中国越来越难立足，西学东渐趋于式微。

就在康熙驾崩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即位的第一年（1723），这位新皇帝就立即颁布了禁教令。禁教令宣布：所有的西洋人，除了少数在在京效力的人员以外，一律遣送澳门，各地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祠庙或义学。

关于雍正禁教，一般的说法是认为起源于福建的一起教案。雍正刚刚即位，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个生员教徒就声称弃教，并向官府告状，告洋教士借修建教堂之机，大肆敛财；更关键的是，这个生员还状告教堂里男女混杂，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有违传统礼教。雍正闻此大为恼怒，遂下驱逐令。

但根据研究，雍正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因罗马教皇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发布禁令，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引起康熙震怒，在此后的礼仪之争中，已经有不少教徒被驱逐或被惩罚。雍正作为康熙的继承人，更为严厉地执行了对抗罗马教廷的政策；二因在康熙晚年，宫廷内部曾发生一场皇位争夺战，部分传教士卷入这场争斗，有的传教士站在了雍正的竞争对手一边，这可能是雍正即位伊始就大肆驱逐传教士的一个直接原因。

乾隆继承了父皇的衣钵，对西洋传教士的管制变本加厉，不仅限制增多，甚至干脆禁止西洋人来华，执行了一种坚决的排外政策。乾隆有一首诗暴露了他的这种极端排外倾向：“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俱增哉。” 乾隆年间，甚至有外国教士被处死。

澳门教案是乾隆时期影响最大的教案之一。澳门在16-18世纪的中西交流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澳门不仅是中西贸易的港口，更是天主教在东亚地区的传教中心，当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就是从澳门进入内地。礼仪之争发生后，澳门对于天主教来说，地位更加重要。因为此后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禁教法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只能通过澳门潜入内地。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四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澳门悄悄进入广州，为了不被清朝官府发现，试图由内地各省教民以接力的方式再进入内地各省。然而，这几名传教士在行至湖北襄阳时被清军抓获。湖广总督特成额立即上奏朝廷，乾隆闻奏大怒，下令严厉惩处，教案遂由此而发，参与护送的教徒纷纷被捕。除直接涉事的广东、湖广等地，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四川各省也查出多名教徒，前后有数百名中国教民和18名外国传教士被捕入狱。随后，乾隆对各地禁教不力的官员进行惩处。尽管次年8月乾隆释放了外国传教士，但在这一年多的羁押时间里，至少已有6名传教士惨死狱中。此次事件不仅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击很大，而且对澳门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清朝政府对澳门的管控更加严格，并大大限制了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往来。

到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内地的传教士人数已经非常之少，在清廷任职的西洋人越来越少，最后连钦天监内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也就是说，自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开始，就基本断绝了与西洋的各种往来，即使算到1840年，也有了117年的时间；算上乾隆在位的60余年，将近20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清王朝基本闭关锁国，甚至到了闭目塞听的程度。终至于在鸦片战争期间，大清很多朝野人士不知西洋为何物。

五口通商之前，中西交流的主要途径由传教士完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交流，有人可能会说，当时中西交流还有贸易的途径。的确如此，但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实际情况是，1840年之前清朝基本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中外贸易往来只留了一个小小的孔道，即广州十三行。

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早在顺治、康熙年间就定下了基调，并非始自乾隆，这个基调对清朝此后的历代皇帝的心理产生的极大影响：清朝人谈海既怕，因此禁海实乃必然。

顺治初年，清朝沿袭明朝成规，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只能在澳门交易，不许进入广州。尤其因为东南海郑成功对清朝有严重威胁，因此清廷在 1655年(顺治十二年）出台了非常严厉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 1661年（顺治十八年），更是下令强行将鲁、江、浙、闽、粤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这个政策给沿海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令下之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途”，“火焚两月，惨不可言”  。“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失去家园，谋生无路，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沿海土地荒芜。

当然，禁海期间东南沿海居民想方设法进行走私贸易。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间，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30艘左右。三藩被平定后，福建巡抚吴兴祚奏请开放海洋贸易，以便增加税收；当时派往广东处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则奏请留用尚子信部下经营海外贸易的130位商人沈尚达、周文远等130人。这些建议都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但廷议时遭到满洲大学士明珠和内阁学士李光地的反对。康熙帝考虑到台湾郑氏尚未降附，因此下旨暂停此议。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康熙帝即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废除闭关政策本是好事，但清廷对出洋贸易仍极为担心，主要是怕这些商人勾结海外反清势力，因此对海上贸易作了若干具体规定：

1、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只允许装载500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出海前必须在官府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

2、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4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

3、不许将硫磺、武器等私载出洋贸易，违者严惩。

顺治至康熙初年，来自欧洲的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带有贡市性质的贸易关系。当然，清朝没有人知道这些国家到底来自哪里，他们也不想知道。1656年，准荷兰每八年可来一次“朝贡”；1663年，改为可以二年来贸易一次，1666年又规定此后不许再来。1668年准许英法等国的朝贡贸易，1686年又允许荷兰五年一次。上述国家来华朝贡贸易，只准许广东福建两省进行。

代表康乾盛世期间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典型机构是公行制度的设立。

1684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廷首先在厦门设立“洋行”。次年，粤海关开关。1686年清廷在广州设立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货行，即政府允许的牙行，这是后来广州十三行的雏形。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此后洋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清朝财政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准许海外贸易以后，沿海各省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但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乾隆朝对海外贸易的规定越来越严厉。为了整肃浙省海防，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外国船只“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也就是说，此后外国商人将只允许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并且只能通过十三行进行交易。颇为吊诡的是，1856年，（咸丰六年)，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不多不少，整整100年。

广州十三行实际是清政府的贸易垄断制度。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政府的特许商人。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1、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2、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3、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4、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5、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表面上看是对对外贸易严加管理，但实际则标志新一轮闭关政策再次成为制度。1809年（嘉庆十四年），清廷颁布《民夷交易章程》；1831年（道光十一年），又制订《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还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止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

不难看出，清朝实行贸易垄断制度的目的非常单纯，即遏制中外贸易往来，表面上是维护天朝“尊严”，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发生反清起义，预防洋人和汉人联合反清。比如《防范外夷条规》明确规定：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许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金等。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上述政策是清朝落后体制与观念的折射。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广东十三行就是这种体制的特产。十三行的总商和行商充当两个重要角色：在贸易中，他们是中外商人的中介；在外交上，他们又是政府与夷商之间的中介。或者说，他们既是外国商人的贸易对手，又是外国商人在华期间的保人和管制人。对于清政府来说，十三行维护了天朝的尊严和规制；对西方商人来说，十三行却阻断了他们同清国民间与官方的联系。在中西发生激烈冲突之前，中国人没有质疑过这种制度设计。

直到五口通商、几个大门被同时打开，此前清政府一直实行的是这种对外夷严防死守的消极防卫政策。后来的马戛尔尼和阿美斯德使华，实际是英国人打破广州体制的非武力尝试，表面上体现为礼仪的冲突，实际却是制度和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人对世界的冷漠。事实证明，清朝这种消极的自卫措施是导致百余年来中国人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鸦片战争，所谓南京条约，这些都只是结果。如果目光过于集中于此，且受民族主义情绪误导，则隐没了许多历史真相。此前100多年的所作所为，才是导致这一系列结果出现的原因，简单说，这是消极防御以及关闭大门的恶果。鸦片战争前100年，以及18、19世纪之交，这个时期太重要了。只有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才有可能真正理解19世纪的中国，才有可能了解19世纪以来中国遭受耻辱的原因。

作为康乾盛世标志物之一的《四库全书》，实际目的是为了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从其编纂者的眼界和言行可以看出。如关于《职方外纪》，“四库提要”就对书中的新知识持怀疑和鄙视态度：

所纪皆绝域风尘，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其说分天下为五大洲……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纠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职方外纪》是明代来华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地理书，1623年出版，是继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之后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最为详实的中文文献。此书首次在中国介绍了欧洲的方域、列国、风俗、饮食、衣服、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刑、武备等方面的知识。在同一时期，其他著名传教士还有毕方济（1582-1649）、金尼阁（1577-1629）、南怀仁（1623-1688）、汤若望（1592-1666）等，他们同时也是科学家，带来了很多关于天文、地理、航海等方面的新知识，金尼阁还带来了欧洲图书七千余册。

西学在明末知识界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并改变了他们的部分知识体系。如李之藻（1565—1630）在读完《职方外纪》后说：

种种咸出椒诡，可惜可愕，令人闻所未闻。然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

瞿式耜（1590-1650）在阅读了这些新知识后，甚至想通过新的世界地理观改变中国人陈陈相因的华夷秩序，他说：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者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蛮貘，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河（音河）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通。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同舛）矣。且夷夏亦何尝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汨汨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以地律人，以华夏律地，而轻为訾詆哉！

明人持此种意见者不一定多，但毕竟有，而在清朝却很长时间难觅这样有见识的学者了。因此，我们不难看到，至少从世界知识的积累与了解方面，清朝是大大退步了。

直至中英已经发生了严重冲突，我们的读书人以及高级官员还在不着边际，隔靴搔痒，典型议论如：“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已于中国，非中国不获已于外夷”，如果“绝茶与大黄不使出”，则可使夷人屈服。 这些在今天看来让人贻笑大方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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