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四兄妹自杀事件持续发酵 留守儿童困局仍难解

贵州省毕节市发生的一起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杀身亡事件持续发酵。6月12日,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批示后,当地政府已经对事件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多年以来,留守儿童之痛一直困扰整个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仍然看不到答案。

 |  苏惟楚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片来源:新华网

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田坎乡,一家兄妹4人在家服用农药身亡。经公安机关调查,均为口服敌敌畏中毒死亡,排除他人所为。如今几天过去,四兄妹自杀事件持续发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事件发生后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

6月12日下午,当地政府通报称,七星关区政府网对多名在该事件中负有相关责任的负责人进行处理。其中,七星关区副区长、教育局长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被停职检查;田坎乡党 委书记和乡长被免职。同时,当地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将视情节对七星关区田坎乡分管教育的领导、4兄妹所在小学校长及结对 帮扶教师等作出相应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陈日发12日表示,民政部高度重视,立即责成贵州省民政厅组成工作组赴当地了解情况。工作组通过实地调查、走访群众、查阅低保救助档案等方式,初步掌握了4名留守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贵州省民政厅已向社会公布。

根据贵州民政厅发布消息称,该户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在警察调查时,家中尚有存粮和肉。同时,警察在孩子身边发现了一张存有3460多元的存折。目前官方对4名儿童因何自杀并未发布明确解释,但当地村民多将悲剧归结为严重缺乏父爱母爱。

据了解,4名儿童的父母张方其、任希芬长年关系不和,女方在2013年离家出走,随后男方也时常外出打工。《中国青年报》曾援引孩子姑姑的说法,称自从母亲离家之后,4个孩子更加内向。而父亲张方其长年在外打工,最近一次回家是在今年春节。

事发之后,当地部门曾多次试图联系孩子父母。当地宣传官员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他们找到孩子父亲张方其的一个电话号码,已打过了上百次,并发了无数短信,但始终联系不上。终于到6月12日上午,七星关区政府发布通报,称目前已联系到孩子母亲,并已派人前往所在地将其接回。就在同一日,孩子父亲在微信上对媒体也做出回复:“已经知道家中事情,明日回家。”

公开资料显示,兄妹4人中,年纪最大的哥哥张启刚年仅13岁,三个妹妹分别为9岁、8岁和5岁。因父母在外打工,长年以来,兄妹4人相依为命。3个妹妹的饮食起居都靠13岁的哥哥照顾。

事发后,新华社在报道中对4兄妹家中的情况做出如下描述:”破烂的家具、裹成一团的被子,桌面上积满了灰尘,书本、杂物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一看就是许久没有收拾过的模样。”

当地政府通报称,此前孩子父母曾有多次打骂孩子情况。当地村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此次自杀的哥哥张启刚在2013年因遭遇父亲打骂,甚至离家出走,村民寻找多日后,在山里发现了他。当地宣传官员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表示,张启刚在一次挨打之后曾跑去跳河。

6月12日,警方披露了张启刚留下的遗书。其大概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此次留守儿童集体自杀事件震惊全国,然而在毕节也并非首例,2012年当地曾曝出“5名孩子垃圾箱内烤火致死”事件。当地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毕节外出打工人口众多,留守儿童较多。自2012年后,当地已加大对留守孩子的重视,基层综治办及包村干部负责监控留守儿童。

2015年初,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河南、贵州等6个劳务输出省市进行调研后,发布《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其中披露了留守儿童令人担忧的状况。

该报告称,当下中国有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其中200万名独居儿童完全得不到父母长辈照顾,部分留守儿童出现自杀倾向。同时,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年一年中遭受意外伤害;43.8%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39.8%的留守儿童刚拿到孤独。此外,留守男童还出现讲脏话、浏览网上色情暴力内容等问题行为。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建立健全包括重病重残、事实无人抚养、父母服刑、戒毒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社会保护工作,加快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和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进度,加大试点工作覆盖面。同时,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在依托有关部门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在中国,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务工。然而由于户籍制度和教育政策,一些儿童无法跟随父母前往城市,从而转回农村就读,成为留守儿童。借此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有评论再次将矛头指向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城市农村资源的分配不均衡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但是似乎都没有找到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面对庞大并不断增长的留守儿童数量,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