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也决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欧洲之旅就有了游苏的日程。《欧游漫录》记载的就是他对苏俄的观感。
撰文：李新宇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第一站就是苏俄。
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接受苏俄的资助，因而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致力于完成苏共领导人多年之前就为中国规定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与知识分子的个人言说相比，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短短几年中，五四新文化就似乎已经过时，成为“落后的”或“反动的”，一些学者与一代年轮人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把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学会了高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等新口号。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新变：由向西方学习转向苏俄学习；由“西化”转向“苏化”。在这个背景上，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
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也决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欧洲之旅就有了游苏的日程。《欧游漫录》记载的就是他对苏俄的观感。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徐志摩终于目睹了苏俄。俄罗斯的风光真美！徐志摩一再从心底赞叹，笔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写。但俄罗斯人的生活真苦！革命之后的所谓新社会，让徐志摩无法献上他的赞美。他早已读过许多关于苏俄的描写，但他一直怀疑，那也许正像苏俄所说的，是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恶意丑化，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终于到了莫斯科，这是徐志摩初到科里姆林宫时的感受：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俄罗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毁，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当然不是看旧文化来的”。那么，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徐志摩写道：“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有一次他与陈博生去英国，也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们这两个中国人简直是叫化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却不是因为自己寒酸，而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莫斯科，“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面对革命之后的俄罗斯，面对苏俄的所谓社会改造，徐志摩感慨万端，写下了这样的俏皮话：
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竞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欧洲漫录》记下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有的涉及文化政策，有的透露了新制度的特色。徐志摩说：“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陈西滢、郁达夫等人。因为他们都是作家，所以很关心托尔斯泰著作被禁毁的事。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却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是礼拜六到达莫斯科的，本想利用周六、周日好好看莫斯科，没有想到的是，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丧事办过之后，剧院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由此，徐志摩见识了新社会的新秩序，也见识了党在苏俄的权威。
然后是参观列宁遗体。正是这次参观，让徐志摩对对罗素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有了这样的感受，徐志摩对于国内的苏化浪潮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深知中国的现实所孕育的不满，也深知中国历史形成的文化土壤，知道国人的反抗激情是多么容易被调动。他开始对国内的青年说话：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那样一个知识界大面积狂热的背景上，徐志摩何以能够独醒而不迷？众所周知，像鲁迅那样目光锐利的人，几年之后都没有看透那层伪装，自己被欺骗，却写了《我们再也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像胡适那样头脑冷静的知识界领袖，也赞美过那“伟大的试验”，而没有意识到它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后果；徐志摩平时对政治并不怎么关心，凭什么有这样的目光？
是依靠思想，依靠知识，还是依靠诗人那颗纯洁透明而未被污染的赤子之心？与胡适相比，徐志摩读书未必多；与鲁迅相比，徐志摩对社会的了解未必深入。徐志摩所拥有的知识和理论资源，胡适等人都该有。那么，徐志摩的优势来自哪里？也许真的首先来自纯洁而健康的人性，来自未被污染的灵魂。理论家、学者常常会变成没有温度的机器；而葆有赤子之心的诗人，或许可以凭本能而做出选择。
不过，徐志摩对苏俄的认识，也与知识有关。这得益于他的两个老师：一个是罗素，一个是韦尔斯。
徐志摩崇拜罗素，1920年，他放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不读，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去追随罗素。罗素的社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但他也是较早认识苏俄真相的人。早在1920年，他就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苏俄的那一套，没有逃过罗素的眼睛，所以写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罗素的著作，徐志摩每见必读，这次不但做了笔记，而且写了评论。他虽然并不完全认同罗素的看法，却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徐志摩在他的书评中说，罗素之所以拒绝苏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能够实现，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残酷；就后者言，它太虚幻。为了实现那个虚幻的乌托邦，采用惨烈的暴力手段，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罗素害怕的。罗素不满于人类生存现状，但他拒绝流血。他也致力于救渡人类，但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和平的。这些思想，都对徐志摩产生了影响。
1920年，韦尔斯也去了苏俄，并且见到了列宁。归来之后，他把游俄见闻写成游记，刊登在伦敦的《星期日快报》上。徐志摩读过之后，也为他写了评论，并且寄回国内发表在《改造》上。通过徐志摩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韦尔斯苏俄亲身经历的事：参观一所小学校，韦尔斯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韦尔斯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学生一齐回答：韦尔斯。韦尔斯进而问道：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说出了他的十多种著作。韦尔斯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此为俄罗斯孩子所熟知，觉得这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出来的。于是，他独自悄悄来到一所更好的学校，把那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孩子们对韦尔斯一无所知。韦尔斯又来到该校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他的任何著作。韦尔斯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是演戏。徐志摩熟知这个故事，自然也知道苏俄是多么会演戏，知道那种制度是如何教会孩子们说谎，并建成一个依靠谎言支撑的社会。在写于1921年的那篇文章中，徐志摩就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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