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笔放下，叫我别做梦了。”伯纳尔还清楚地记得，当他告诉学校职业顾问自己长大后想学时装设计时，对方眼里流露出的不屑。“她对我说，你的父母没有后台，也没有钱供你上那些学校，一个来自93区的黑人孩子应该多去学学怎么修理供暖器。”回忆起多年前的这段对话，伯纳尔依旧感到难以置信。“她不断地提醒我，要认清现实，遵守游戏规则。”而现在的伯纳尔有着另一个名字：快乐先生（Mister Happiness），是一名常驻巴黎的摄影师。

伯纳尔来自法国塞纳-圣德尼省（Seine-Saint-Denis），位于巴黎北郊，常常被人们称为“93区”。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公布的数据显示，这里是法国大陆最为贫穷的地区。

目前，法国各大城市周边存在多个工人阶级聚居区，它们大多治安混乱、贩毒走私网络盛行，被视为培育宗教极端分子的温床。在各大电视台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些所谓的郊区地带往往会被极大地妖魔化，而臭名昭著的93区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危险郊区”的代表。2015年，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在随后的新闻报道中，福克斯电视台称法国某些地区已经沦为“禁区（no-go zones）”，引起了大众强烈的不满。

与此同时，这里不仅聚集着许多来自前法国殖民地的居民，也曾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和先锋歌手，比如当红女星艾雅·那卡木拉（Aya Nakamura），她于2018年推出的单曲《Djadja》就曾顺利登顶荷兰排行榜，至今热度不减。

在采访过程中，伯纳尔带我参观了整个街区，“在这里长大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挑战。”他动情地说。目前为止，伯纳尔一共出版了三部摄影集：《阿兹海默症》（Alzheimer）、《疗伤》（Therapy）和《文艺复兴来临》（The Forthcoming Renaissance），旨在描绘法国市郊居民的真实生存面貌。近年来，许多画廊开始注意到伯纳尔的作品，除了与街头服饰品牌、理发店和杂志社合作外，他已经在巴黎举办了两场个人摄影展，第三场定于今年春季举行。

伯纳尔几年前刚搬到巴黎市区时，便惊讶地发现人们对93区存在极大的误解，于是他决定拿起相机，希望能让世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圣德尼。下面这张照片名为《爱的渴望》，出自早期的伯纳尔之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曾经发生在克利希苏布瓦（Clichy-sous-Bois）的动乱。2005年，几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进一所变电站，不料突遭电击，导致两名原籍北非和西非的少年当场丧命。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事态很快恶化，席卷全国的大规模骚乱由此爆发。

照片中，一名年轻男子背对着镜头，正在往空中抛射投掷物，看起来像是一枚炸弹。实际上，那不过是一个小型爆竹而已。“这张照片是在一场体育赛事上拍摄的，”伯纳尔说，“但它总能让我想起暴乱期间人们向警察投掷燃烧弹的情景。媒体将绝望的受害者刻画成愤怒的暴民，这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人们不过想以此传达自己的诉求：我们受够了，我们也希望能够被倾听，渴望被爱。”

伯纳尔的作品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些城市郊区的特质，为世人提供了一扇了解其中居民日常生活的真实窗口。在这些照片中，有正在La Glace宁静的街道上购买冰淇淋的少年；有曾代表大巴黎参加全国选美比赛的冠军选手梅吉·皮亚尼迪（Meggy Pyaneeandee），她站在便利店门前，散发着自信的魅力；也有位于93区奥比维利耶（Aubervilliers）的金色塔楼，在伯纳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对这些塔楼十分着迷。“巴黎郊区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他说，“我喜欢把它们看作是地下的金矿。如果不是长期被无视的话，它们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骄傲。”

为了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会，法国政府决定对大巴黎地区进行改造，许多市郊原有街区将不复存在。伯纳尔用了很长时间，希望能将这里的一切记录下来。无论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还是街头破败的小店，都曾在他身上留下过不可磨灭的痕迹。当我们路过一栋即将被拆迁的高层建筑时，伯纳尔停了下来，似乎对周围的改变感到十分不快。“看到这些，我只觉得恶心，”他说，“我的很多朋友，甚至是初恋女友都曾经在这儿生活过。这里有我全部的青春，可是现在一切都没了。”

在一张名为《过时了，淘汰吧》（Passe-Passe）的照片中，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通向附近住宅区的巷道，伯纳尔告诉我，“它不仅是为居民生活方便而建，也是为了使警察能够很容易追捕逃犯。”

威廉·罗登（William Roden）是巴黎L’Imprimerie画廊的艺术总监，伯纳尔就是在这里举办了自己人生中首场摄影展。俩人初次相识时，罗登很快就被伯纳尔的真诚和敏锐打动了。“他会在每一幅作品旁边附上简短的个人说明，这是最令我感到惊喜的地方，”罗登说，“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幢高楼，而他却希望与大众分享这座建筑背后的故事，以及它对他的意义。伯纳尔想要做的，是纠正媒体对这些社区的不实刻画。”

伯纳尔搬到巴黎后不久，便意识到自己的童年记忆正在日渐消退，于是他决定把第一本影集命名为《阿兹海默症》。“不知不觉中，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与过去的生活渐行渐远，也许是因为羞耻，也许只是觉得那样的生活很糟糕。”伯纳尔说话的时候，偶尔会摆弄一下自己的相机，上面粘有一张贴纸，印有“去他妈的特朗普”的字样。“没办法，大家都这么说，慢慢的我也就相信了。”

对于伯纳尔来说，摄影似乎有着浓厚的使命感，他希望能够将93区和75区联系起来，甚至还把这一组数字纹在了小腿上。“法国队赢得世界杯的那个晚上，我拿着相机在巴黎街头闲逛，”他一边说着，一边动情地翻看着当时的相片，“大家聚在一起欢呼雀跃，无论你是黑人、白人、阿拉伯人还是亚洲人，根本就不重要，在我看来，那才是法国真正的样子。我们习惯了呆在自己小小的角落里，筑起偏见的高墙，而世界杯给了我们一个拥抱对方的机会。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机会再多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一些，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跳上了一辆公交车，巧合的是，司机竟是伯纳尔儿时的玩伴，现在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了。俩人热烈地攀谈起来，互相分享了这十年间的动向，伯纳尔还兴奋地提到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在93区举办一场个人摄影展。“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感到骄傲，”他说，“巴黎的生活让我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多样性，在外界眼里是如此美妙和独特。我想告诉他们，这些相片在巴黎的画廊里很受欢迎，媒体都在谈论我们，说这里很好，很美。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

本文作者Michael-Oliver Harding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供稿媒体包括《卫报》、《采访》杂志、Vice。

（翻译：杨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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