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巴特曼（Victoria Bateman）日前因裸体抗议退欧而被人们所知，她同样也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年度会议上使用了自己的身体（巴特曼是剑桥大学经济系的研究员、讲师）。她当时穿了几件衣服，却不是最重要的那几件。她旨在通过这种举动解决经济领域的“性问题”，“让经济领域重视女权主义。”

在经济领域，女权主义似乎从没有发生过，大多数时候该领域表现得就像世界上从来没有女性一样。巴特曼认为这不只是一种坏习惯，也使得经济学无法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有些大陆的繁荣、依旧存在的贫穷问题、自由市场的起伏。我们很容易接受她的假设：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只通过研究一半的人口去解决人类互动的复杂问题，就像是试图分离原子时固执地只专注于其中的质子，口上还说着：“当然了，当然了，我们知道中子的存在，但是它们没受过什么教育，所以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这片空白让巴特曼有机可乘。如果有人说“我想重新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平衡”，他们所谈论的可能是重塑我们对劳动力的理解，并把亚当·斯密忽略的元素考虑进来。瑞典经济学家卡特琳·马克尔（Katrine Marcal）在《谁为亚当·斯密做晚餐？》（Who Cooked Adam Smith’s Dinner）中就检视了这些被忽略的元素。任何不能够被计数、金钱化、通过加速来改善质量的活动，包括拥抱婴儿和跳舞，都被古典经济学所忽略，因此可以被称为“女性”因素。

进一步说，任何不能用GDP衡量的食物都不会“变成”女性因素，但确实会被同样的模型、同样的思维方式、同样忽视女性的经济学家所忽视。正如巴特曼引用女性的经济学家比纳·阿加瓦尔（Bina Agarwal）的说法，“对女性的掌控与压迫、对自然的掌控与开发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问题在于，只要你发现经济学科中缺乏深思熟虑的地方（这也是巴特曼所做的），经济学的工具就变得荒唐起来，像是用数学制造出来的自我错觉。

但巴特曼有着更确切的追求。她想要证明“女性是如何让西方富起来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必须证明一系列假说：女性解放提高了生产力；女性自主权——尤其是身体自主权——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女性的市场参与活跃了社会和市场。她想要证明的是，女权主义并不依托于价值，换句话说，并不依托于金钱价值：性别平等是可以促进繁荣的。所以当她开始用数字来衡量性别自由时——女性的结婚年龄、被烧死的巫师数量及其中的女性比例、女性的市场参与度——读者对此产生怀疑是正常的，一开始不就是用数字来衡量真相才让我们走上了这条死路吗？

更具体地说，我们是否能确定，工业革命期间在棉纺厂工作的女性是被劳动所解放的？我们都知道当时儿童也在工作，显然不是因为他们要实现其社会角色，而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工作，家人就会饿死。我应该重读一遍马克思，但马克思也是一个白人男性。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女性在工厂工作不是因为平等，而是被剥削。此外，女性参加工业革命也并不意味着她们所谓的平等推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巴特曼自信的主张是因为其有着辩论的可能性。新教徒在早期发展时，真的比天主教徒对“性和女性身体”持有更自由的态度吗？他们甚至不允许教徒看熊跳舞。巴特曼的言论非常广泛，涉及到多个世纪和全球各个国家，让人不得不指出其中的漏洞。如果女性结婚的年龄可以说明女性相对的自主权，从而预计了国家的经济成果，只能说明北欧（18世纪末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5岁）发展比中国（平均年龄14岁）快，但如何解释西班牙（女性十几岁时结婚）的经济发展这么早？我们又是否能用横跨三个世纪的婚姻的社会意义来解释解放？

巴特曼会开心地接受这些质疑，因为她的目的不是构建一个确切的概念，这并不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式的数据收集，只为达到一个不受质疑的结论。这是一个后意识形态偶显滑稽的方式：只要我们承认忽略了半数人类的错误，所有的计算就可以脱颖而出了？加入我们吧！重新计算一切，邀请大家来讨论！巴特曼一开始就说的很清楚，她不反对市场，也不反对资本主义（和你听说的那种女权主义者不一样），她认为关于市场与国家的经济讨论涉及到的是“经济上的无主之地”，是市场无法迎合、国家无法控制的第三空间。也就是说，亲属关系、爱、家庭、繁殖和身体，巴特曼曾将其称之为“令人兴奋的因素”。

这种对政治地位的回避让有些人把巴特曼视为第二个凯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哈基姆是一名社会学家，她的“性感资本”论认为男性比女性的性欲更强，这种差距让女性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只有宗教和禁欲才能阻碍优势的最大化。这种对比对巴特曼非常不公，她并没有对性别提出假设，更没有提到人类不为繁殖目的的交配能够给国家带来何种效益。

但她的言论仍然蒙着一层阴影。假设厌女症与环境恶化、低级福利供给、高度不平等和所有社会问题有关，我毫不怀疑这一点的真实性。假设你能够从性别的角度过滤一切，并把所有的成功归因于女性解放，把所有的失败归因于女性被剥夺的权利，但我们仍然很难相信，如果女性在任何将她们排除在外的结构（市场、机构、福布斯富豪榜、委员会）里得到更好的机会，世界就会变得更好。问题显然要更深刻，关于平等的工作坊里总是说：一个只了解可计数的事物的系统，永远不会在预测中有任何惊喜。巴特曼的言论有力而冒险，但却选择了逃避激进主义本身的结论，即使批评一位裸体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经济学家“逃避”有点可笑。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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