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江敏

被称为本科“诺贝尔奖”的罗德奖学金是一座难爬的高峰，每年申请通过率仅有0.7%。获奖者不仅要有出色的个人陈述、令人信服的推荐信，还得经历两次面试。而评选委员们的“考题”从不会甩套路，它有可能涉及任何领域。

当然，成为罗德学者的“红利”是巨大的。每年5-6万英镑的奖学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牛津享受定制的课程培养，与全球顶尖学者开启思想碰撞，都包含在红利之中。

即便毕业后，罗德学者的光环也不会消失。因为是会员终身制，所有罗德学者将被纳入涵盖各年龄段的5000人全球学者网络。美国前总统威廉•克林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波士顿咨询集团现任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等人都是这张网中的重要节点。

罗德基金会运营着奖学金的方方面面，从1903年设立到现在历经百年。去年，基金会迎来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柯理思（Dr. Elizabeth Kiss）。

36年前，柯理思也是被罗德奖学金改变的人。本来对人权领域怀抱强烈兴趣，但在牛津求学期间，她开始关注教育。在成为罗德基金会CEO之前，她在美国阿格尼斯斯科特学院担任院长长达12年。该校不仅被《时代周刊》评为“美国最多元化的大学”之一，美国教育部更将其评为面向低收入学生最成功的一所人文科学学院。从人权到教育，柯理思认为自己的初心看似变了，实则在现从事的领域变得高度一致。

在她看来，罗德的遗愿显示出超脱时代的前瞻性。如果将慈善看作是一笔“生意”，在各领域走向顶尖的罗德学者则成为回报价值最高的投资。“当我们支助一位罗德学者时，他的一生会因此改变，而当他未来成长为领袖时，影响力会传递到他这一生接触到的所有人。”柯理思认为，优秀的年轻人不应该紧盯着个人成功，回馈社会、给他人带去正能量更有价值。

界面新闻：你在1983年成为罗德学者，后也成为罗德选拔委员会的一员。以选拔者视角反观自己，当年成功获选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柯理思：虽然我后来成为评委，但没法知道当年的真相。不过，罗德奖学金的面试经历仍让人难忘。在第一轮面试时，一位严肃的评委就一项教育政策询问我的看法。糟糕的是，这一领域我从未涉猎。在我硬着头皮回答后，那位评委老师脸更严肃了，他当时这样评价道：“Kiss女士，我真的无法想象，你接受过如此高的教育，却有如此荒谬的言论！”但我当时并没有感到生气，或因此退缩，而是很淡定的告诉他：“这一点也不荒谬，不然我们再来深究一下吧！”或许是这种淡定的态度为自己争取到机会。我猜想，考官至少会留下这层印象：她是一个能处理好压力的人。

界面新闻：36年过去了，你是否沿着当年的规划前进？

柯理思：二十几岁时，我对人权领域怀着强烈兴趣，也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直到踏入牛津后，我才发掘自己对教育的热爱。慢慢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改变世界的方式，通过教育，鼓励年轻人去创造不同。

初心和现状有差异是许多人的人生写照，发现自身优势的确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在与年轻的罗德学者沟通时，我也常常分享这一心得：漫漫人生路上，我们会发现新热情，这是过往经验无法提前预知的。但其实无论哪条路，背后的驱动力很相似。就我而言，无论是从事人权工作，还是作为教育者，我坚持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他人，并回馈社会。

界面新闻：你与自己同辈的罗德学者是否仍有联系，他们有怎样的成就？

柯理思：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成功。有一位在佩斯大学就任校长，还有一位在非营利性智库机构Aspen institute工作。我们当中还有一位新闻主持人——George Stephanopoulos，他以前在白宫为比尔·克林顿团队工作，如今转换身份成为《美国早安》的主持人。每天早上，George都会出现电视上。罗德基金会前任主席Charles Conn也是我的同辈，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现在又回到学校，组织牛津的科技创新事宜。这些人只是我同届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从事的领域很多元。

界面新闻：罗德学者这一群体历经百年，你是否有从中看到明显的代际特征？

柯理思：你真的能从罗德学者感兴趣的领域发现最新的世界前沿，由此写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都不为过——“从罗德学者看社会变迁”。现在年轻的罗德学者会关注与人类命运相关的宏观议题，比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他们不止是对技术本身感兴趣，更在意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

与我那一辈的罗德学者相比，年轻人更具有创业家气质。无论是在企业或是非营利机构，他们热衷于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在罗德学者内部，甚至成立了一个孵化器小团体，成员之间资源互助，以扶持更多小企业和组织。每年，我们会举办论坛，把创业的校友们聚集起来，分享互动。

界面新闻：你们是更倾向关注商业，还是关注公共政策的候选人？

柯理思：不少罗德学者毕业后进入商业领域，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候选人关注的领域并没有偏好。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商业，我们希望能兼容并包。但无论他们想致力于什么，都应尽力为该领域带来改变。

年初时，一位年长的罗德学者曾做过一次演讲，他的人生经历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对罗德学者的期望。他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篇章：“我先学习（Learned），后去赚钱（Earned），现在回馈社会（Return）。”在罗德学者中，有很多实际例子。比如南非的罗德学者Kumi Naidoo，之前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主席，现在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第九任秘书长，他一直是NGO 组织的活跃分子。还有一位创办了12家生物科技企业的校友，现在帮助罗德学者创办生命健康领域的NGO组织。

界面新闻：从外部看，罗德对人才的标准很模糊，只有一些抽象形容词，比如勇敢、团结协作、以及领导才华。评选委员会内部如何能保证选拔标准的一致性？

柯理思：罗德先生本人在最初的遗训中曾规定一些标准。随时间变化，描述标准的语言，以及标准本身都在发展变化。我们不再用Manly这类词，而罗德学者也不必是身强体健的运动员。现在，在尽可能保持精神内核的前提下，我们希望罗德倡导的价值观能影响到更多人。比如，从1977年开始，罗德奖学金开放给女性，在这之前，只有男性允许申请，这是罗德奖学金随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

来自不同国家的罗德理事们会来到牛津，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些标准该如何应用到“我”所在的地区。由于文化背景、发展水平的差异，学生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有多有少，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当地情况。候选人的主动性是我们尤为看重的。

在一些国家，学生们参加体育运动、俱乐部、和社区服务的机会很容易。有一位申请人在求学时经历过六段社会活动，但全是学校主动提供给他的，如果只看数量，这对其它申请人并不公平。在另一地区，大学甚至不提供任何社会活动的机会。我们得去了解他/她在这种艰难处境下，会如何发展乐于助人的品质，为此创造了哪些条件？

美国招生委员会曾做过一条标注：申请人可能来自贫穷家庭，平常要靠去快餐店打工来养活兄弟姐妹，这应该成为他/她的加分项，而不是减分项。我们能深刻理解：这群申请者想要成功，他/她能获得的机会要远不如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只有在对不同文化、个人、阶层背景认知下，我们才能客观评价他/她的现状、他/她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她是否能称得上成功。

界面新闻：现已获得奖学金的中国罗德学者几乎都来自排名前列的顶尖高校，这是否有局限性？

柯理思：他们的确都来自顶尖高校，但有些人并非出生在富裕家庭。我们想要扩大筛选范围，关照更多贫困地区，或背景较差的学生，这需要与更多中国院校建立联系，伸长触角。罗德基金会内部正在讨论扩大筛选面的方法。毕竟中国非常大，各地区教育资源并不平衡，希望我们的帮助能产生意义。

罗德基金会设立了一个长远目标，到2028年，让每年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中国学生人数翻倍，从4人增长到8人，全球数量从100人涨至125人，当然，这个目标实现得越早越好。现在来看，最大的生源国是美国，每年有32人获得奖学金。从10年前开始，罗德基金会开始在全球开拓影响力，我的目标是从中国、印度等这些人口大国争取更多罗德学者和支持力量。最终，这个数量将维持在全球每年150位，以保持学者之间的互动性。

界面新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2016年2018年时重启了罗德学者的选拔，之前为何暂停？

柯理思：在金融危机之后，罗德基金会所投资的领域也受到波及，我们中止了一些国家的评选。不过，我们很快设立了重启计划。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每年各有一名奖学金得主。

在各地区的筹款工作仍是基金会的重要议程，这是我们扩张战略的重要一环。我们希望一个国家不止有一位罗德学者。但在巴基斯坦这样的人口大国，我们还没有实现目标，目前每年仅有一位学者产生。

界面新闻：我们知道罗德基金会正在积极地为中国奖学金项目筹款，据说目前目标筹款达4百万英镑。尽管罗德学者可以享受全球最顶级的教育资源，但善款数目仍令人吃惊。你如何看待教育资源的定价？你们期待怎样的捐助者？

柯理思：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的目标是寻求永久资助，以便覆盖每一位罗德学者。而400万英镑能保证每年不间断地支助1位学者，这个持续时间你可以看作是100年或者更久。我们会运营好这些善款，以保证有可持续性收入。每年从总资金里拿出4%，用于罗德学者。他们获得的奖学金能够覆盖学费、住宿、来回机票等，每人每年大概需要5-6万英镑。如果要在某一地区支助3位学者，一年的奖学金总额大概要15万英镑。另外，每位获奖人在牛津可能要待2-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年投入的奖学金数目要更多。善款的价值是与我们制定的长远目标挂钩。

对罗德学者来说，每年5-6万英镑也不是小数目，但他们所能获得的不只是在牛津上学的机会，还有罗德学者的圈子，它会提供你无法想象的帮助。目前，罗德基金会每年在中国支助4位罗德学者，但善款总额并不够用。在香港和大陆，对罗德奖学金感兴趣的个人和企业有很多，我们正在洽谈中。现在支助中国罗德学者的慈善家和组织约有8-9位，有些来自美国。

对捐赠者而言，对年轻人的投资永远不会失策，教育资助的意义更为深远。香港一个慈善机构的报告曾指出，当你给年轻人支助一份奖学金时，你实际上将影响26个人。当我们支助一位罗德学者时，他的一生会因此改变，而当他未来成长为领袖时，影响力会传递到他这一生接触到的所有人。如此一来，我们的投资才能持续获得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