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刘玉海

尽管距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10余年，但那次危机却是这十余年中国人深刻体会金融冲击的开端。紧接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国2015股市震荡、2018金融去杠杆冲击波等等一次次刷新了国人对金融的体认，也使之格外警惕有关金融的一切。

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危机发生之初的两三年间虽一度意见纷纭，之后便似乎烟消云散了。最近在国内翻译出版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新财税社会学”代表人物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的《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一书，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不同于之前的具体技术性分析，她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体制性因素——“按揭凯恩斯主义”。

一般而言，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界，人们通常将美国视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典型。但《过剩之地》首先即破除了这一刻板认知，而是认为美国在力行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的冲动这一点上与世界各国的政府并无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政府的干预方式。

在普拉萨德教授看来，美国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萧条”的酝酿期：由于技术进步、移民涌入等有利因素，美国农业生产在19世纪中叶以来效率飙升，产能过剩，并导致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下降、通货紧缩和大西洋两岸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为应对这种贸易不平衡，农业效率相对美国处于劣势的欧洲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但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显然不足以成为政策选项——这对化解过剩产能于事无补。于是美国农场主和民粹主义政治家联手，确定了保护农产品价格、价格补贴、低息贷款、粮食储备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但“大萧条”仍然不期而至。

面对“大萧条”，政府干预依旧无可避免，只是药方换成了提振总需求，这在日后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在农场主和民粹主义政治家联盟的既有政治格局下，美国政府以征收累进式公司税和鼓励消费信贷——罗斯福政府通过复兴金融部门，发放住房贷款、振兴建筑业——左右两手，来对经济实施强力干预。但“敲富人竹杠”的繁重的累进性公司税，迫使美国在实施过程中开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的“后门”：在征税时对企业提供的私人福利予以扣除或减免。于是美国企业中私人附加福利兴起，并事实上对公共福利形成了排斥。公共福利缺失与鼓励消费信贷，一举奠定了美国信贷依赖型经济模式，于是，独树一帜的“抵押贷款凯恩斯主义”亦即“按揭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横空出世。

不过，在大西洋另一侧，由于“二战”后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积累资金以扩大投资、生产和出口，于是政府压低工人工资、抑制消费；政治谈判的结果是，作为补偿和对冲措施，他们给工人提供公共福利——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服务，演化出的是福利国家，即“社会凯恩斯主义”。“按揭凯恩斯主义”固然刺激了美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增长，但也成为了美国金融市场危机发作的制度性根源之一。罗斯福时代在实施“按揭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同时，也为美国施加了严格的金融管制，以作为平衡。但在“按揭凯恩斯主义”的信贷依赖型经济中，信贷也被理解为再分配的另一种替代形式，于是信贷民主化——不以性别、宗教、种族、年龄等为放贷依据，实施更宽松的信贷准入——成为了196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经济紧缩与危机，放松信贷管制成为不分左右的政治力量和商业势力共同推动的政策目标。再加上各类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最终埋下了金融海啸的种子。

在普拉萨德教授看来，放松信贷管制是体制的逻辑结果：私人福利并不足以覆盖所有人，于是福利需要通过信贷来满足，尤其是医疗和住房。也因此，在公共福利健全的欧洲国家，同样是放松金融管制，对信贷效果并不明显——一些商品和服务由公共福利部门提供。这也是为何欧洲比美国金融管制更少、但更少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经济观察报

答=莫妮卡·普拉萨德

一

问：你在本书中特别强调、甚至是有意识的要打破人们的一个惯常认识：美国不是那么自由主义、那么“小政府”的——相反，美国对经济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干预，甚至有些干预比其他国家更强、更激进。如果用一套指标体系来度量的话，在OECD国家中，美国经济的“自由主义程度”大约排在什么水平？​

答：一个指标体系有很多维度：如果从福利国家的角度看，美国比起西欧国家要弱很多，自由化水平要高很多；如果对市场规范进行衡量，直到80年代，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强的管理，有些甚至比欧洲国家都还要强；如果对税率的递进做一个衡量，在1980年代，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很难仅从一个刻度来衡量美国经济的自由度，要从很多方面看。

问：你在本书开宗明义的提出：美国之所以有更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原因在于美国政府一系列适得其反的激进干预政策。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这些激进干预——更自由市场一些，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贫困？

答：很难把这些激进干预与历史脱开，因为它是根植于美国历史中的。如果没有这些干预，就很难说是在谈论美国历史。因为美国当时累进制的公司税税率很高，才有税收豁免，因为税收豁免才有私人福利把公共福利排挤出去的情况。这很难脱开一个而去谈另一个。

问：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美国的累进税制度及其税收优惠，使企业更愿意提供私人福利体系并排挤了公共福利体系，还将美国的福利情况与英、法、德、瑞典做了比较。中国也实施很高的所得税制度（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对企业、个人用于医疗养老的支出部分进行税收豁免——这看起来和美国很像，但不同的是：在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医疗养老资金都必须支出到政府指定的社保系统，由其来提供福利，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公共福利系统，换言之，这并没有出现私人福利系统排斥、挤出公共福利系统的情况，你怎么看？

答：在美国，福利很大程度上是职业导向——比如我是西北大学的教师，我的福利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西北大学的一个福利池；而中国的福利是从一个更大的、共有的福利池子出来。因为美国的这些福利系统已经运行很久了，所有人的福利都来自于这些各个不同的福利池子，现在已经很难改变成一个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型福利池。

在这个领域，可能之前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在美国，也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公共领域把私人领域克服掉的情况。因为美国的税收制度保证了这套系统的运行——美国的税率是很高的，一旦出现福利豁免，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有动力去提供附加福利的，所以他们非常乐于去做这件事。现在这个系统已经运行很久。

问：你在“经济凯恩斯主义”与“社会凯恩斯主义”之外还提出了“按揭凯恩斯主义”的概念，而无论是社会/福利凯恩斯主义，还是按揭凯恩斯主义，都是从提振需求出发，一旦出现问题，前者的成本会由政府和公众承担，后者则会是个体消费者承担，似乎你倾向于福利国家的“社会凯恩斯主义”，但个体消费、个体承担后果，不是更符合公正原则么？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应该说美国的个体消费还是挺多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个体消费都是个人自由选择。比如，如果你想让小孩接受好的教育，你就需要在非常好的学区购买非常贵的房子；你要考虑租房还是买房，而政府会对租房或者买房有一些税收政策，这样，你进行各种权衡之后才会做出选择。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消费都一定是个人的选择，有些时候也是政府、经济、政策等促使你做出一个决策。所以，如果所有的责任都由个人消费者承担，也不见得就合理。

其实，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健保政策所谓的改变，是以现在已经有的奥巴马的医保政策为前提的，他给大家提供了可以负担的另外一个选项。它也是基于职业，而不是一个完全公众型的福利体制，但是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兜底的选择。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攻击奥巴马医保的各种不足，但是人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奥巴马医保之前的情况，它已经出现了。就算奥巴马医保要被取消，也要有其他可替代政策接续，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目前有个医保政策，可以给65岁以上的人提供医保，而且是全国性的，不是每个州的。现在有人提议，把享受这一福利的年龄门槛降低，以让更多人受益。目前还在考虑阶段。这个医保政策的资金如何筹集？其实还是从每个人的工资中出，其实是像社会医保。即便有大学医保，也得扣除这部分。整体来看，美国的抵扣大约是一个人工资的25%用于社保和所得税，欧洲大约是33-35%。

社保偿付压力大，这在欧洲也能碰到，在美国这个问题被夸大，但并非没有解决办法，比如将退休年龄延长一两年或者提高社保缴费率。但是现在没有紧迫的政治诉求推动去解决，所以还是在一个空置的状态。

问：你在书中提到，瑞典征的资本税并不高，但公共福利很不错，怎么解决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

答：这是一个很让人惊喜的情况：事实上这个高福利是由这些工作的人自己支付的——很多来自于工资税和消费税，增值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点。美国和欧洲，差别最大的其实就是在增值税这项。

二

问：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最近这四五年，政策口号转为供给侧改革。美国在里根时代也有过供给侧改革，你怎么看里根的供给侧改革？效果如何？

答：里根党政时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减税、放松管制（比如环境）、对一些罢工会有严厉的惩罚，开除罢工工人——这也是有人说劳工组织在美国力量比较薄弱的原因；控制货币。里根是一个非常积极鼓吹自由贸易的人，所以还减少了一些福利——但美国的福利本来就不多，所以能减的也不多。

问：有些地方，高投资率一直颇为引人瞩目，但贫困率下降很快、贫富差距也同样的引入瞩目，你怎么看？

答：还是需要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下来考虑。如果在欧洲，选民们不会忍受这样一种剥削——既然要限制消费，就需要公共福利作为补偿，这是一个政治谈判的结果。但是如果放在中国，似乎就不是很相像。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现在吸引外资是更有利的，就更需要建立一个公共福利体系。

问：降低贫困率、提升公共福利体系与宏观税负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不多有一个多世纪的探索经验，宏观税负维持在何种水平是适当的？如果把降低贫困率看作是实现公平公正，与之相对的是经济效率，二者能否取得一个均衡？

答：书中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是：降低贫困率并不对经济发展有害。因为在降低贫困率的过程中，有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有效劳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问：美国曾经对银行管制很强，甚至不允许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中国这几年出现了很多农商行，其有动力在所在城市之外扩张、发展，但实际上监管政策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又令其收缩回去。从美国之前的经历来看，这有怎样的风险与教训？

答：中国这里发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两点需要关注：1，美国一直存在对消费的驱动和反对监管的诉求——因为过去限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使其在抗风险时更脆弱，这是一个非常持续的压力，不知道会不会在中国有所体现；2，另一个减少这个压力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共福利体系，这样一些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不需要通过信贷或其他金融杠杆来完成消费诉求。很多欧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公共福利很完善，大家对于一些生活必须品的压力和迫切程度没那么高。美国当时极力反对监管，实际上并没认识到这种措施的后果，后来付出了一些代价。

问：2018年美国住房贷款余额占GDP的69%，中国是39%左右，这是否存在一个关于居民住房贷款杠杆率担忧的临界点或危险区间？

答：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配套政策更重要，监管与否都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必要的公共福利体系，让人们的压力得到缓解，这才是根本。之所以美国有很强烈的呼吁放松金融监管，是因为有很多人需要这些信贷。与其拒绝他们的这些诉求，不如更好的去解决他们实际面临的问题。

问：欧洲是金融混业经营，但危机并不突出；美国是不允许混业经营的，结果危机出的比欧洲更多，这中间的关键点在哪里？

答：欧洲是允许金融混业经营的，美国不允许并且强监管，但仍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这恰恰证明，需要用福利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味依赖监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有农业起飞，政府的管控反而造成了大萧条。欧洲因为公共福利完善，没有那么多的监管，反而也没有那么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