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杨濯

十年通胀史：不二人选

“通货膨胀是社会的敌人，绝不能忽视其威胁”。当张嘉璈在《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全书结尾写下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时，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的诤言、忠告与总结，60年来依然极具历史文献价值与经济学术价值，甚至可以说常阅常新、毫不过时。

张嘉璈15岁考取秀才，17岁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专攻经济学，师从日本近代经济学的开拓者堀江归一与福田德三等人，最后由理财科毕业。归国后，他进入清政府邮传部，负责编辑《邮传公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先后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及北京参议院秘书长。

1913年底，张嘉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5月，他牵头抵制反对北洋政府国务院要求全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暂停兑现付现所发行一切纸币及应付存款的“停兑禁提”命令，有力地维护了民众对银行业和货币的信心。张嘉璈在中国银行总共工作23年，先后担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总行副总裁、总经理等职。

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璈先后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及交通部长，在1937年至1942年的战时五年，领导完成新建铁路达1000英里。张嘉璈在1943年赴国外参加国际会议并考察经济后，于1945年9月回国担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全盘接收满洲国的经济，并成功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统一东北币制。

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在1945年如此评价张嘉璈：“任中央银行职位之人，必须品性纯洁无瑕，而且具有丰富的银行经验，你二者兼而有之，不必怀疑。”1947年3月1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嘉璈接替贝祖贻为中央银行总裁并兼任中央信托局理事长。1948年5月，他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1949年，张嘉璈受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53年他到美国加州洛杉矶洛亚拉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61年起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与高级研究员。

在张嘉璈看来，许多历史因素共同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但压倒所有其他因素的直接原因无疑是通货膨胀”。而作为近现代中国银行家的代表、国民政府核心经济阁僚、民国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事件的亲历者与决策者，张嘉璈堪称是梳理、阐述与注释十年间通货膨胀的不二人选。

更重要的是，官定史观向来将国民政府治下晚期的恶性通胀纳入政治范畴进行解读，伴之以政治腐朽、失道寡助、天命离弃等标签。《通胀螺旋》一书，则是首次全面使用经济学主流理论，对抗战与内战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财经情势恶化、货币政策的最终失败以及相伴而来的经济崩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阐释与推演。

基本动因：供不应求

张嘉璈认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最后十年间通货膨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领导人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把握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内在关系”。与此同时，由于正处于战时紧急状态，国民政府对其纠错能力难免过于自信，采取的反通胀措施也软弱无力。

张嘉璈指出，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之初“显然没有意识到总需求在战时情况下最终会扩大到什么程度”，而是天真地认为“中国的实物产出数倍于货币供应，且能够迅速扩大，从而构成货币的有效储备”。领导层忽视了“中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城乡两个部门，两个部门对各自内部不均衡的通胀压力的反应不足以缓解通胀的总体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没有充分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总供给的必要性，只是“高估了短期内能够提高供应的能力，同时严重低估了货币供应扩大的通货膨胀效应”。

可以说，国民政府并没有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财政税收的基本策略以及货币金融改革的有效路线图，只是对信贷、生产、物价、工资、外贸和汇率采取了直接且不适宜的全面统制，却没有综合考虑当时的内外部环境，可谓治标不治本，只能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而下之到头痛医脸、脚痛医脸，最后只能沦为头痛堵嘴、脚痛也堵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随着货币供应的爆炸式增长而疯涨。需求的增长给物价造成了强大的通胀压力。但是，国民政府未能就战争开支问题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未能通过削减其他开支来抵消军费的增长，未能在后方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以减少沿海发达地区被占领造成的税源下降和税收损失，未能增加供给以应对其开支上升导致的总需求扩张，未能将其创造的部分新收入转化为储蓄。政府开支严重依赖银行借贷、内地省份原始状态的经济无法快速提供产品和服务，更是加剧了这一连串失误。

在抗战初期（1937-1939年），政府增加的支出主要用在了军队给养、制造武器的原材料及部队运输方面。这些支出多发生在大城市或进口品上，交通运输支出则遍及各地。银行贷款给企业用于支持企业自沿海迁往内地，在数额上并不大。在此期间，通胀压力主要是在经济中的城市部门，影响也限于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城市，而且通胀压力相对温和。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大后方主要的消费群体更靠近富饶的农业地区所提供的必需品，交通状况的改善方便了物资运输，战争的紧急状态也将许多待价而沽的商品吸引到了这一区域。另一方面，部分缘于战乱带来的不安全感，部分出于真正的爱国动机，民众表现出相对低的消费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和控制了通胀，但“留存闲置资金是通胀隐患，到后来释放出来时就成了后方的通胀加速器”。

尽管有这些稳定因素，在大后方的的货币供应却已飞速增长：1939年的政府赤字为1938年的124%，而现钞发行则在前一年已经同比增长48%的基础上又上升了86%；整个后方的物价指数在1939年上升了67%。

城乡二元：危若沙堡

在1940年至1945年间，货币供应和收入持续增长，迁都到农村地区的最初优势消失了，通胀越发严重。而且，后方涌现出了一些新城市，这些城市处于发展初期且相对孤立，抗通胀的能力极弱。1939年底的四川农业歉收，催生了恶性通胀的爆发。但国民政府无视这一点，为扩张军备、提高生产水平、改善交通而持续投入新货币，增加信贷投放，其间却并没有采取措施抵消货币投放和新收入增加的影响。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个人均要求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而日军加紧封锁、农村地区工业基础的先天薄弱以及人们对日益紧缺的商品的期待等因素则限制了几乎所有商品的有效供给。由于农村地区分布零散、农村经济部门供给对总需求的增加缺乏弹性、市场间缺乏商品流通，因此任何商品的供求往往都在向新发展起来的城市区域集中。买方持有货币等待需求被满足，而这些资金却成了投机活动的工具。这样一来，对商品的投机需求就叠加到真实的商品、服务需求上，加剧了通胀压力。

虽然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因城市而异，但新兴城市价格的普遍上涨表明，政府无法通过财政政策、抗通胀借贷及最终的价格和工资控制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反通胀措施是失败的，“因为相对于政府执行统制措施的能力，通胀压力的力度更大”。

在1945年至1949年间，随着政治与军事局势的发展，城市几乎一度变成了自给自足状态，只能指望国际市场。甚至是原材料和粮食都主要来自海外而不是中国国内。在经济碎片化的情况下，这些通胀压力几乎完全释放在沿海、城市部门，这反过来又给国际收支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外贸已经成为城市部门得以增加供给的主要渠道。最终的结果是，沿海地区的价格波动与国外商品的供应和外汇的多寡息息相关。但是，政府试图以不切实际的低汇率或者限价来配售进口粮食和原材料，直接导致平抑物价措施的失败。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主要部门间的通胀反应越发乖离，“沿海城市市场的高物价同内地‘低’物价之间的鲜明对比即是写照”。根据1947年9月国民政府最后一次发布的主要城市批发物价指数，重庆、长沙、兰州、昆明、贵阳等内陆城市的物价相对1937年上半年增长了约15640倍至36360倍，而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和福州等沿海城市的物价则上涨了约41700至63040倍！

与此同时，政府开支导致现钞发行快速增加，通胀压力持续上升：1946年国民政府赤字同比增长4.2倍，同期纸币发行增长3.6倍；到了1948年，赤字与纸币发行增长率已经分别到达失控的30倍与22.4倍，“几乎所有的赤字均依靠银行垫款来解决”。

张嘉璈不禁感叹，政府一方面高估了城市部门吸纳新增货币供应的能力，一方面又低估了农村地区对维持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和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就解体了，城乡之间的货物流动也处于停滞状态。国民党政权所依赖的经济，被挤压在货币扩张和工农业产出萎缩两者的夹缝中”。

于是，原本被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成为战后政权基础的城市经济“在通胀风暴面前却危若沙堡”；与此同时，“农村则越来越向古老的自我封闭的物物交换经济状态回归”。

黄粱一梦十年：史也，鉴也

张嘉璈坦言，自己写作此书的初衷是“从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后果中吸取教训”，因为“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现象本身，便是曾经实施的政策和管理严重失当的证明”。他认为，自己的分析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话题，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重要性——在许多财政和货币体系不完善、政府经验不足且低效的发展中国家，庞大的政府开支和发展支出不断地扩张着货币供应，一系列应付个别通胀现象的应景之策，让通胀危险有可能重演。

张嘉璈认为，国民政府无力通过非通胀手段增加财政收入、通过储蓄和税收来消纳多余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害怕失去民众的支持，担心触犯既得利益，不敢坚决直面困难。没有智慧和勇气去采取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奇怪的是，政府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长远而言，经济稳定是政治权力的前提条件。它希望找到一个捷径摆脱财政困难，最终却导致了灾难”。

当政府不得不承认所有经济措施都失败时，便再次求助于政治手段，将其政治前途和声望押注在一个短命的“改革”上，结果只是发现其政治影响已经不够，大众的信心已经在经年间消失殆尽，其做法只是加速了最后的崩溃。

张嘉璈以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给发展中国家提出几点建议。首要的是必须警惕每一个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几乎总是充斥着通过军事扩张或推进庞大的公共工程来维系国家和个人荣耀的强烈欲望”，而这些举动最终总是导致通胀性财政。

其次，在促进国防或经济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利益最好是通过增加实际产出和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来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民营企业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不能仅仅因为私营企业发展缓慢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扩张——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通常造成的结果，不仅是破坏私人资本的形成，更有悖于发展初衷”。

由于发展中国家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建立预算控制的制度框架、避免财政管理上的混乱和恣意妄为、确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社会长期福利至关重要。

政府如果简单粗暴地使用增加干预和直接统制的措施对付通货膨胀，“因为政府缺乏执行手段（即可以熟练、公平和忠实地执行全部任务的高效、廉洁的专业行政机构），那些直接统制措施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致命的是，这往往会造成政府成功所依赖的合作团体的不满，而“与这些精英集团切割，尤其是恰恰最需要在有效管理经济的时候，政府管理就会走向腐败”。

更为关键的是，张嘉璈提醒读者注意权力结构缺陷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握的，尤其是专注于许多其他责任的政治领袖。允许一个人绝对和任意的控制，就是在制造灾难”。

通胀螺旋：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一旦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要阻止这一进程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书名中所说的不断加速、自我实现的“通胀螺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其名著《利息理论》开篇就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类似地，引致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退却和崩盘的恶性通货膨胀，也是数十年间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与表征，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历史、文化乃至自然因素。

正因如此，虽说张嘉璈希望以此书展现“困扰并最终葬送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现象背后的基本经济状况”，却又一再提醒读者，“南京国民政府的终结并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无论最后国民政府是否取消法币、是否发行金圆券，其最终结局大抵相差并不会太远。

在内忧外患交织下，国民政府从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渐进转轨为金汇兑制的原有规划，被迫突然转变为急进采用外汇本位的纸币发行制。“1935年的币制改革为更轻易地增加货币供应埋下了伏笔；而且，由于缺少管控，其实际上早在1935-1937年期间便制造了温和的通胀”。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以及现代货币的全球变革转型之中，不能在种种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冲击中独善其身，反倒身不由己地加速驱驰，最终走入政权解体的不归路。

显而易见的是，国民党在构建其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曾从20世纪30与40年代不同国家的经历中汲取、挪用与改造思想要素与制度资源，其中包括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德意日式的统制经济体制、英美式的部分统制与部分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

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广泛借鉴与采纳了这些体制的不同因素，成功地构建出他们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并产生了诸如强调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强调国防建设优先于民生事业，强调协调有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而非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新的重要的思想元素。金融领域的统制也得到了强化。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国营银行成立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在1939年改组后开始涉及战时金融与经济策划等职能，起草拟定了经济三年计划与金融三年计划。

必须看到，由于国民党作为“弱势独裁政党”的先天不足，国民政府缺乏一个拥有强大政治权威、道德感召力与廉洁形象的中央政府组织来作为制度变迁的权力后盾，因而无法推动正式的制度供给，无法提供相应的秩序基础与活力来源；另一方面，恰恰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基层政权建设、群众基础以及社会组织与动员方面的缺失，使制度变迁的局部性实践的成功经验难以逐层渗入到意识形态之中，无法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共识性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

在全民族同仇敌忾应对国家社会与经济危机时，这些缺憾尚不足以致命，但在抗战胜利后，一旦外部压力予以消除，一旦社会现实、政治环境、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这些暗伤便被放大。货币经济体系转轨的受限、失误与溃败引致的经济形构与政治体制解体，加上政治与政权从良性竞争到暴力更迭，在抗战胜利后的短短数年内，权力就完成了转移，而此前的意识形态构建与制度禀赋选择，都仿佛成了软弱无力的虚招，一击即溃。

当“看得见的手”全面接手掌控原先属于“看不见的手”的范畴，原本可以有机地、内生地自行发展的市场经济，被迫纳入和嵌入到更为芜杂繁复的权力结构中。我们所知道或不知道的关于民国经济、金融、货币、政治家、银行家与企业家的那些兴衰荣辱、悲欢沉浮，大抵均可作如是观。对那些被战争撕裂了的中国现代式的实践与尝试进行整理，也可以说是对另一种经济存在、管治逻辑与财经思想的有益追溯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