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白领正处于存在性危机中：其稳定而高薪的工作反而导致了他们的“悲惨”。这些说法来自（精英）媒体界最近的好几篇评论文章。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探讨了戈登·格科斯（Gordon Gekkos）近来的不满——他是杜希格的哈佛商学院校友——其对财富的追求令他人相形见绌。“我觉得我在浪费自己的人生，”戈登告诉他说，“在我死的时候，有谁会在意我曾经多挣到过一个返点？感觉我的工作一点意义也没有。”

《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提出，“工作主义”（workism）这种工作的宗教乃是罪魁祸首。“受教育程度最高且收入最丰厚的美国人，”他写道，“出于与虔诚的基督徒周日前往教堂参加礼拜相同的理由而选择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在那里最能找到自我……但我们的办公桌注定不会是我们的圣坛。”一种崇拜工作的文化“自身就会催生出群体焦虑、大面积的失望和不可避免的倦怠情绪”。

《泰晤士报》的艾林·格里菲斯（Erin Griffith）的理论与汤普森如出一辙。“也许我们都急于寻求意义，”她写道，“我住在旧金山，生产力的概念在那里几乎已经具备了某种精神性的维度。该地的科技界人士已经内化了一种理念——它根植于新教徒的工作伦理——即工作并不是用以获取你想要的东西的手段，它自身就是一切。”而“疯狂迷恋工作的逻辑终点，”她补充道，“那就是倦怠。”

这种看法有其优点。美国人不分三教九流——部分人认为千禧一代比较突出——都确实已经倦怠了，精英尤其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那就是工作不仅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更是定义自我且充满成就感的事。确实，美国人日益醉心于工作的现象与宗教崇拜的衰落不无关联。但工作本身并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宗教的替代品。恰如前述的一些报道所明确指出的，工作所实现的东西经常与宗教的承诺截然相反。它泯灭了生活里的意义。

既然如此，在极端资本主义化的美国，又有什么能拯救人们于工作的地狱？答案就在我们面前。请大家低下自己的头。

依照汤普森的定义，工作主义是“一种宗教，承诺了认同、超越和共同体”，后来又补充说它是“一种信念，相信工作不仅对经济生产是必要的，也是一个人的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及生活的目的，相信一切促进人类福利的政策都应该鼓励更多的工作”。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美国，“工作主义是有望与犹太教团体一较高下的、最具潜力的新宗教之一。”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宗教归属和工作时间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高收入者的工作量也前所未有地上升到顶峰。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也是距离宗教最远的收入群体。这似乎支持了他的论点，即工作是新精英的宗教。此外也表明了一个情况，即学者并未就某个单一的宗教定义达成共识。如果你仔细端详一番，任何东西——从无神论到无麸质饮食——看起来都有点像宗教。

但你不需要援引一个新的宗教概念来理解汤普森所描述的现象。欧洲人的宗教情结比美国人要弱得多，而他们的工作量也要少得多。人们并不总是会用一个新的宗教来替代旧宗教。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为此找寻任何替代。或许，美国精英在宗教信仰上的衰落为一种深刻的美式冲动去掉了约束，那就是“多劳多得”（work and acquire）。没有了宗教规范，便找不到理由来让最有野心的人一直保持工作了。

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持有的正是这样的观点，该书追溯了衍生自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工作伦理，清教徒将这种伦理带到了北美大陆。在清教徒看来，辛勤工作乃是一种证明他们是被上帝预定得救的选民的一种途径，他们的生产力即代表着这种选民身份。不过，他们的宗教也不允许他们没完没了地工作。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周日乃是法定的强制休息日。任何在周日工作的人都会被罚款。甚至于奴隶在这一天也被认为是享有清闲的。

当社会变得更加世俗化，这些约束资本主义冲动的因素也消失了。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资本主义精神就成了“脱缰野马”，按照韦伯的说法是“对财富的追逐，在剥去了它的形而上学重要性之后，如今倾向于与纯粹的、最基本的激情相联系，在许多时候实际上将其变成了体育竞赛”。这番话可谓是精准无比地描绘了21世纪美国的工作狂心态。对汤普森来说，工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游玩的形式；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一场恶魔般的游戏，其奖赏极具诱惑力但又十分难得，以至于几乎没有赢家可言，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场游戏永远玩下去。”

事情原本不该是这样的。韦伯引述了英国清教徒神学家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说法，称创造财富的系统性驱动力本应是“一件随时可以扔掉的轻薄斗篷”。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努力工作，但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停下来，不管是为了上帝还是别的什么理由。你的工作并不改变你之所是。“但命运注定了这件斗篷将会成为一座铁笼。”韦伯写道。我们最终被清教徒发展出来的这套伦理束缚得难以动弹，哪怕我们不再信仰预定论（predestination，加尔文宗的核心义理之一，即上帝在亘古就定好了要拯救或诅咒谁，在是否得救一事上人是无能为力的——译注）之后也是如此。

那位告诉杜希格自己在浪费人生的哈佛商学院校友补充说，“如果你每天花12个小时做你厌恶的工作，到某个点之后工资单上面的数字对你也全无意义了。”（此君的年薪是120万美元。）“他已经收到了一家创业公司的录用通知，他应该会乐于做这份工作的，”杜希格写道，“但这家公司最多只能给他开出目前薪酬的一半，他感到自己已陷入了一种根本无法接受此等降薪的生活方式。”铁笼的内衬是天鹅绒做成的。

我们真的应该在乎高学历、高收入白领对其工作不感冒的现象吗？别的职员——譬如数以百万计的薪酬尚不足以维持基本生计的人——所蒙受的痛苦难道不是更直白一些吗？在身家百万的股票交易者们抱怨其工作的无意义时，凤凰城尚有1000余人反覆地受到情绪创伤的折磨，他们的工作是为Facebook审核和删除谋杀、暴力和色情视频，凯西·牛顿（Casey Newton）最近在《临界》（The Verge）杂志上披露了此事。为撑过每天的工作，主要与诸社交媒体巨头打交道的高知特（Cognizant）公司的职员会在休息时间里去楼梯间和吸烟室里过性生活。他们患上了妄想症。有人担心碰上不满的前任职员，甚至带上手枪上班。如此折腾一阵，却只换来不到3万美元的年薪。

尽管如此，对工作的精英式态度仍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韦伯的研究表明，德国的资产阶级主要由新教徒组成，普通劳工大多是天主教徒。在韦伯看来，文化变迁乃是自上而下的。这对于我们当今的时代也成立。德光三矢（Miya Tokumitsu，音译）曾指出，“做你所爱的事”这种风气原本始于创意阶级，但后来成了家庭清洁工和超市收银员的规范。

如果我们不把工作看成是证明某个人的价值或者道德德性的途径，或者某种找寻“意义”的去处，那我们也许就会更看重它作为经济努力的一面。以及，如果那些从我们的工作文化里获得了极大物质利益的人群也厌恶它，那他们可能会受到触动并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去改变它，以谋求更好的生活。为做到这一点，精英白领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曾经约束着资本主义的诸宗教。美国的新教徒主义或许令我们落入了如今厌倦工作的境地，但它以及其它宗教——其经过世俗口味修正的实践可能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

神学以宇宙的眼光来看待工作。在《圣经》的创世纪一章里，劳动乃是人类原罪的后果，而不是证明人类之正直（righteousness）的手段。就算上帝停掉了第七天的工作也依旧如此。当耶稣呼召其门徒时，他将他们拖离了原先的职业，如渔夫以及包税官等。他教导他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他降灾祸于富人，并表现出对赋闲的穷人的偏爱。

宗教仪礼对工作日或者工作周进行了划分。对大部分穆斯林来说，每天五次祷告是必须的，这通常要求暂时停下工作（牛顿在报道中称，高知特公司的穆斯林员工曾抱怨说公司不允许他们在每天九分钟的“康养时间”里进行祷告）。犹太人的律法禁止在安息日工作，拉比、社会活动家亚伯拉罕·乔舒亚·黑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提出一个人的休息乃是对工作日里“自身生命被盗用的一种反叛”。他写道，为了过好安息日，一个人“必须对劳动说再见并学习去理解这一点，世界已经被创造好了，没有人类劳动的帮助它也会存续下去”。

你并非必须得去到教堂、清真寺或者犹太会堂里才能实践这样的仪式。为此创造一种世俗化的版本是有可能的。你可以诉诸劳工运动所呼吁的那种目的来看待周末，视其为两个连续的非工作日。你甚至可以遵循一种苦行的纪律，以将自己从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纽约时报》商业专栏作者凯文·鲁斯（Kevin Roose）最近就实行了为期30天的科技产品戒断，其中包括周末不带手机前往卡茨基尔山（Catskills）静养的环节。其间他曾多次感到沮丧。“但总体上来说感觉是良好的，”他写道，“我花了整整两天来晒太阳，从事19世纪的休闲活动，我感到自己的神经松弛了下来，我的注意力周期也有所延长。”如今的他几乎产生了一种皈依者狂热：“你真得去试试。”

然而，如果你只是一个人这么做，那么反文化的仪式就起不到什么作用。没有一个分享它们的共同体，你无非就是个作风散漫的同事，或者是个一到周末就见不到人影的古怪朋友。不管你参与了怎样的实践，某种工作之外的东西都必须被尊奉为神圣的，这样你的工作才谈得上有亵渎性。如果美国人可以学会不把工作想得那么崇高，那我们或许就能开始欣赏它的物质价值——工资、奖金、休假和退休金——并减轻其带来的痛苦。唯有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找到更加充盈的生活之道。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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