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错误但影响巨大，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实？
美国吉诺维斯案中的受害者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到4点间，住在纽约皇后区邱园的酒馆女经理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回家途中遇害，当时她已快走到家门口。28岁的受害者全身共13处穿刺伤，9处在身前，4处在背后，咽喉处有刺伤，右手有数个切口，因双侧气胸窒息而亡。凶手是黑人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 Moseley），一家商用机器公司的职员，一位外人眼中安分守己的好男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入室行窃、强奸和谋杀女性的惯犯。
案件发生两周后，《纽约时报》在头版新闻中宣称，在吉诺维斯案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却无人报警。这篇报道旋即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全美对都市人情冷漠的大讨论。吉诺维斯案于是意外地脱离了本地社会新闻的语境，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案例以及美国流行文化的重要事件，长久地刺激、甚至折磨着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讨论与思考。“旁观者效应”这个名词及相关研究因此案而诞生，“911”报警电话等美国公共安全措施也因此案得以实施。
然而这一震动全球、耸人听闻的新闻是真实的吗？在案件发生半个世纪后，美国媒体人凯文·库克（Kevin Cook）根据警察局档案、庭审记录以及自己的深入调查，在《旁观者》一书中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吉诺维斯案的真相：《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失实的，事实上只有五六个人真的比较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有两个人确切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其中一人拒不报警，另一人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还是报了警，虽然为时已晚。
除了客观上帮助开拓了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领域外，吉诺维斯案的另外一大价值，是令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新闻与真相之间的关系，以及非虚构写作在还原现场、厘清真相中起到的作用——这一点对已经身处“后真相时代”的我们来说或许更为重要。日前，世纪文景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图书馆举办了《旁观者》中文版新书分享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纪实报告与访谈栏目作者康宸玮从这桩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凶杀案谈起，探讨了他们对新闻生产与非虚构写作的种种观察。
在凶杀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起事件只被当作一般地方新闻处理。当地报纸和电台都用了一两句话提到了基蒂的死亡，有几份早报在3月14日刊登了简短的报道，《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条共计126个单词、没有记者署名的报道：
“皇后区一名28岁女性昨日清晨在邱园自家公寓楼前被人刺死。凌晨3点后不久，家住奥斯汀大街70-82号的吉诺维斯小姐发出的叫喊声惊醒了邻居……警方已经着手寻找凶器、询问证人和检查附近车辆，截至昨夜并无线索。”
报道过吉诺维斯案的媒体包括《时代》《纽约邮报》《每日新闻》《先驱论坛报》《纽约新闻报》等，《先驱论坛报》在一篇题为《求救呼喊被忽视，女孩最终被捅死》的报道中甚至已经抓住了日后令读者大为震动的关键元素，但因这篇报道被安排在了报纸的第十版，未能引起读者注意。“新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议程设置’，新闻呈现的时候是发在头版还是发在第十版，效果是非常不同的。”马凌告诉现场观众。
事情的转机落在了一个《纽约时报》编辑的身上。《纽约时报》新上任的地方新闻责编、普利策奖获得者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与纽约警察局局长迈克尔·墨菲吃午饭时，听对方无意说起吉诺维斯案中共有38个证人，是一起“值得写到教科书里去”的案件。库克这样在书中描述了罗森塔尔当时的感受：“罗森塔尔感觉好像有一团火在后颈上跳动，那种堪比刺痛的感觉告诉他，眼前这个故事绝对能够让读者们永生难忘。”
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资深编辑，罗森塔尔打定主意要在本地新闻领域“搞一个大新闻”，正如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在《王国与权力》中描绘1966年的《纽约时报》时提到的那样：“罗森塔尔想要戳到整个纽约城的痛点。”他立刻派记者马丁·甘斯博格前去皇后区采访，后者花了三天时间采访了目击者、邻居和警方。3月27日，《纽约时报》把这篇报道放在了头版，给了四栏位置。这篇引爆舆论、并于日后引起全美大讨论的文章颇为戏剧化的开场白是责编罗森塔尔亲自写的：
“皇后区邱园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围观了一起凶手尾随并分三次用刀攻击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
马凌指出，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有一些关键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新闻生产的“把关人”。在《纽约时报》对于吉诺维斯案报道的这个案例中，罗森塔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把关人，他把这个案件带到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还在四个月后出版了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一本书《38个证人，基蒂·吉诺维斯案》，并以此书参评了当年的普利策调查类新闻奖。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他突出了一个主题——或者说设置了一个议题框架——那就是都市丛林中个体的冷漠。
虽然“后真相”（post-fact）这个词从2016年才开始广为人知，但从人们对吉诺维斯案的后续反应来看，“诉诸情感和观念比诉诸事实更能煽动民意”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21世纪。“《纽约时报》全都报错了，然而假如《纽约时报》没有夸大事实，这不过是一个三天、最多五天就会被人遗忘的悲剧。”马凌说，“因为《纽约时报》标题党、夸张了事实，反倒塑造了这个都市传说。也许基蒂没有白死，她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也包括这个之间后续的正面历史影响。”
她还指出，在吉诺维斯案后，民众要求改革紧急救助电话，于是从1968年起，全美统一了紧急报警电话号码，著名的“911”由此诞生。另外，美国还推行了“照亮这条街”项目、目击者援助项目、性犯罪者等级制度、邻里互助制度等。吉诺维斯案或许还激励着后来的许许多多美国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此外，吉诺维斯案也启发了“旁观者效应”的研究，间接引领了城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全新学术领域的探索。据统计，从1964年到1984年，大约出现了1000种研究“旁观者效应”的文章和书籍，其数量甚至超过了研究犹太大屠杀的论文数量。
在当下中国，舆论影响案件乃至法治进程的事件也屡有发生。马凌提到，“2017年的山东辱母案（于欢案），当时网易新闻的标题是《母亲欠债遭10余人凌辱，儿子目睹后刺死一人被判无期》。这个标题确实很耸动，很多的事实并非如此，但它确实成为了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之一。换句话说，我们确实看到了‘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事实可能是错的，但影响又是巨大的，这到底该让我们如何理解？包括我们新闻学院的教授们也依然处于理解和思索当中。”
吉诺维斯案相关报道的夸张失实与《旁观者》的客观中立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凌认为，如果说新闻报道是“历史的草稿”的话，那么非虚构写作在时间的助力之下，得以汇集更全面的事实和更充沛的叙事技巧，因而是一种更为有力的写作形式。在非虚构写作方面，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从1953年开始，他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余年，并且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重要杂志撰稿。每写一部作品，他都要用九到十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核查事实，争取做到笔下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根据。“所以非虚构写作不是低门槛的一种写作，如果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要付出特别大的心血，”马凌说。
好的非虚构作品是怎样的？康宸玮认为，如果写作者的学识和阅历有限，且调查工作没有做充分，对真相理解不到位，就很容易出现大量堆砌的细节描写和使用陈词滥调的意向；阅读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就像看一张没有焦点的照片，它一定不是优秀的作品。
在他看来，虽然《旁观者》已经可以算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非虚构作品，但依然存在文体上的局限性。他认为，作者非常努力和幸运地取得了被害人基蒂的同性伴侣的信任，但是他在写两人的关系时，会为了保证真实性而写得非常机械——“我们看到基蒂在A时间做了A事，在B时间做了B事，但中间跃迁时基蒂在想什么，作者没有妄自猜测。”康宸玮说，“这引发了我一个更深的思考：我们所谓的非虚构到底修饰的是什么？如果是事实，那其实该文体的上限和下限都是明摆着的。如果能上升到情感和信念的非虚构，我们会有更多的表达和想象空间，但这又与美国新闻报道不允许记者使用第一人称的原则相违背。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做出突破，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康宸玮指出，中国读者对非虚构这种文本形式并不陌生。早在1930年代，茅盾就带头集体创作了《中国的一日》，但之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脱离了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影响，而是在政治影响之下兴起了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直到1990年代末报告文学因文字能力欠佳、创作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转向为企业家著书立传，有偿报告文学泛滥，导致这一文体最基本的真实性失手，报告文学最终因竭泽而渔而衰落。
近两年来，又有一股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在中国兴起。在康宸玮看来，这一现象与文学及影视作品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群体，开始强调去中心化写作、并将观察视角聚焦在边缘性群体有关。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投入非虚构写作的作者数量在增加，但非虚构写作仍然存在不小的现实障碍，即非虚构写作要求作者在写作前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调查和收集写作素材，这与追求时效和短期利益的现行商业环境是有根本性矛盾的。
“大家现在发现，非虚构作品的传播可能主要还是依靠双微（微信、微博），如此劳心劳力却很难在新媒体的围剿中获得流量和商业关注，作品的品质和关注量是不成比例，甚至成反比的。”他指出，前些年两篇在社交网络上刷屏的非虚构作品——《太平洋大逃杀》《1986，生死漂流》——在取得一定影响力后，试图开辟一条出售影视改编权来变现的新路，虽然版权成交价都达到几百万，但影视改编至今仍没有下文。
“商业模式的不成熟，导致的后果便是行业内特别心浮气躁，年轻的创作者们特别急着想成名，比如年初咪蒙团队炮制的那起事件；以及培养成熟写作群体机制的青黄不接。”他说。
不过康宸玮也担心非虚构写作占据写作者过多的注意力，“我担心的是，未来的新闻系或中文系学生把非虚构文学当成新闻报道的最高形态。如果将来有一天，到处都是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长报道，但是能把短消息写得文通字顺、客观真实的记者越来越少，不见得是个好事。”在他看来，《旁观者》这本书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者没有把守住新闻写作的真实性原则，急于炮制“大新闻”，导致了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罗生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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