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无忌

褚时健喜欢抽烟，86岁那年有记者采访他，谈话的间隙还是一根接着一根。烟的牌子是玉溪卷烟厂的新品“庄园”，坊间传说，这款烟就是为了纪念他才出的。

在云南，从玉溪到戛洒，上了岁数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他91年的传奇人生，充斥着大起大落，多数的片段都与这片土地相关联，办糖厂、做卷烟、进监狱、种褚橙，王石说他是“云南所有企业家的骄傲”，而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些事”。

在他的生命里，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所遗留的轨迹，关于悲剧的一些成分，命运的种种可能，以及人的抗争。

他是从计划经济时代活到信息化时代的最后一个伟大企业家，而他的离去，也意味着那一段留存于记忆中历史的彻底终结。

1、玉溪的“救世主”

在关于褚时健的众多故事里，真正让他闻名全国的，是对“玉溪”这一卷烟品牌的重塑。

1979年，因为此前管理糖厂的经验，51岁的褚时健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

虽然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刚刚到任时，这个国营烟厂的糟糕情况还是吓了他一跳：厂区内鸡鸭满地、污水横流，职工挤在破旧矮小的集体宿舍里，人心散漫、资金短缺，生产几乎停滞。

面对这一情景，褚时健明白，改革势在必行。

褚时健上任后，首先撤掉不懂管理、疲沓的基建科长，把单位的福利房和伙食都分给最能干的专业团队，接着他力排众议，砸掉了员工的“大锅饭”，改为统一按照绩效来决定薪水，最后，面对生产方式的落后，他又从英国引进了莫林公司的MK9-5烟支卷接机，一下子提升了4倍的生产效率。

褚时健走马上任的第二年，厂子生产并销售卷烟30多万箱，实现利税1亿多。在1980年，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而对于他来说，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因为此前的弊病，市场对玉溪的卷烟认可度一直不高，厂里的拳头产品“红梅”系列更是一度被嘲笑为“又红又霉”。这是褚时健不能接受的，他的梦想，是让玉溪生产出代表国内最高烟草水准的产品。

通过与国外知名烟草公司的产品对比后，他发现，自己和对方最大的差距在烟叶上。设备不行可以花钱买，但烟叶质量的改善谈何容易。

四处取经无果后，褚时健决定去美国看一看。在美国考察期间，他看到美国的烟农，每人都拿着一本烟草公司的小册子，选种、栽培、施肥一系列流程都有着详细的规定。美国之行令褚时健茅塞顿开：美国烟叶很好，他们的办法中国人也可以学得到。

回国后，褚时健开始大力推广科学种植，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烟草质量终于突飞猛进，每亩地平均产量提高了1/3，而中上等烟叶比例更是高达80%，接近美国烟农水平，每亩产值超过云南平均水平一倍还多。

有了好的原料，玉溪的卷烟终于收获了市场的认可。

回忆起这段往事，褚时健满脸自豪：“过去在沿海一代，有钱人穿透明的的确良衣裳，要装一包外国烟，经过2、3年以后，反过来装红塔山，他们觉得装红塔山才光彩。”

2、“烟草大王”到“锒铛囚徒”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监管的失位不少地区兴起了“送礼办事”的现象。而在当时的礼品市场里，玉溪生产的“红塔山”和“阿诗玛”牌香烟都属于供不应求的硬通货，一时间“洛阳烟贵”，褚时健和他的玉溪卷烟厂更是声名大噪。

1988年，红塔山正式成为了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品牌。1995年，褚时健正式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至此，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集团。是一个可以和三五、万宝路等洋烟并驾齐驱的国内第一品牌。为国家创造利税900多亿元，撑起云南财政的半壁江山。

成就了这一切的褚时健，也被外界誉为“亚洲烟草大王”，紧接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

玉溪卷烟厂和褚时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然而在事业飞黄腾达时，命运似乎却要有意同他开一个玩笑。

褚时健将玉溪卷烟厂从一个萧条的地方烟企，变成了世界级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因玉溪卷烟厂发了大财，但他却并没有享受到太多好处，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即将卸任的他选择了铤而走险，私分了公司账上的公款。

在当时，与褚时健性质类似的经济犯罪并不是个案，从改革开放中率先走出来的那部分企业家，普遍善于创新，勇于应对挑战。积极寻求变革的背后，是不甘于人后的好胜心。自身的欲望加之童年时烙印在骨子里的对贫穷的恐惧，促成了一桩桩“褚时健式”的悲剧。

用他的辩护律师马军的话说：“褚时健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他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

法不容情，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年后，75岁的他因为多种疾病缠身，被保外就医。

任何一个年事已高的人在经历这样的挫折之后，恐怕都会对命运心灰意冷，然而对于褚时健来说，跌到谷底意味着的不是一无所有的绝境，而是触底反弹的希望。

3、“褚橙”的奇迹

出狱后的褚时健没有听从亲友的安排颐养天年，更没有在寿命、未来这些未知数上纠结。他选择了踏踏实实的活在当下。比起平静的晚年生活，他迫切的想要找到一种忙碌的生活状态，曾创造了那么多别人无法企及的辉煌和成就的他，满头白发的他，仍然需要成就感的快乐来充盈自己。

最终，他选择举债创业种植冰糖橙，他和老伴借债1000余万，包下了哀牢山近2000亩的荒地，从零开始，学习种橙子的技术。选择种橙子的那一年，他七十五岁，而橙子从种下到挂果，少说也要四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来说，人生还有几个四年可以慢慢思量。

所幸，这一次，命运对当初亏欠他的，做出了偿还。通过几年的摸索实验，他种植基地的橙子高产且优质，对行业内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场科技的大胜利。不仅在国内，在国际橙类种植行业中也当仁不让的拔得头筹。借着互联网的东风，这一全新的橙子品种：“褚橙”开始销往大江南北，在北京一度卖到了16元/斤。

次年，褚橙的销量达到万吨规模，创收破亿。

办烟厂的时候，数十万的种植烟草的农民跟着他获利颇丰，这一次种橙子，又有不计其数的果农和他一起发家致富。

数据显示，在褚橙基地建立以前，哀牢山地区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才不过2000元，果园建立后，参与种植橙的农户每户年平均收入达10万余元。

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只是领着记者在戛洒镇走了一圈，边走边指指点点的念叨，哪家的果农又置办了新的摩托车……

4、时代的反思者

没有人会拒绝一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传奇故事，尤其是当主角凭借着一己之力对抗命运，完成自我救赎的戏码，这几乎是西方的影视文学中永恒不变的主题。

而对于褚时健来说，多年的风雨已经让他看淡了人生得失。从赞美、到批驳、再到戏说神化，褚时健似乎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别人问他，他就笑着跟人解实：“让他们评价吧，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两年前的时候，有媒体为了博取噱头，公开造谣说褚时健病故，面对蜂拥而至的求证电话，长子褚一斌一头雾水，褚时健听说后也并未恼火，只是笑着说没想到还有人记挂他。

从对名利的追求中解脱出来后，褚时健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思考和陪伴亲人上。

对于褚时健的家庭，为他作传的周桦有过一个被喻华峰称为“睿智”的论断：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家里几乎每个人内心都有过巨大的伤痛，而且在很多年里，一家人没有生活在一起。回看这个家庭的经历，许多过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显然，要求褚家能够像寻常百姓人家一样有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实在是太苛求了。

这一论断涉及褚时健内心不愿提起的往事，当年入狱的时候，褚时健的妻女也都被关押，不久，长女褚映群在河南监狱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时，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家里，当即痛哭失声。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律师马军记得，那时一见面，褚时健就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说：“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出狱之后的褚时健，把对长女无限的哀思和愧疚都化为了爱，给了这个家庭里剩下的人，他的二女儿和女婿也在果园里帮工，和他就住在同一个小区，每次两口子忙起来不回家吃饭，第二天早晨起床就能看见褚时健坐在自己家门口的小板凳上。

褚时健的外孙的小名也是他亲自起的，叫小胖，有一次小胖想吃西瓜，本地过了时令没得卖，褚时健竟然让司机开了四十多公里车从外地买了西瓜回来……

家庭的其乐融融多少冲淡了一点褚时健心中的郁思，除了陪伴家人以外，他更多的是在对这个陌生而熟悉的时代做出思考。

褚橙大获成功后，不少投资人找到他，希望让褚橙上市，然而都被他一口回绝了。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达了他的担忧：“资本投资是要回报的，而种橙子是长远的事，结果子有自然规律，这不是人可以强求的。”

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称，自己一辈子只会抓生产，不会搞资本运作，因为他觉得投资人一定会拿股民的钱，自己不想骗别人的钱，只想种点橙子，带着乡亲们发财，“钱生钱的做法，始终不是正道。”

以实业成名的褚时健，在1978年开始的经济浪潮中，勇于尝试、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被认为是最富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企业家。然而时光荏苒，年过耄耋的他，却又成了资本市场里“守旧不化”的“老顽固”。

如今，这位对“时髦的资本经济”一窍不通的老人带着他未竞的事业，永远的走了，人们在回忆这位商场“巨匠”起伏跌宕的人生的同时，悲戚之中，是否也有着对于那个洋溢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时代的憧憬和回忆。

无论如何，人间已经再也没有了褚时健，一些东西被时代永远划上了句号，然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只能默默的期望，句号之外，不会是一些传承精神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