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创造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在产生生活垃圾。因此可以通过比较生活垃圾产生量，来估算“吨均GDP”，进而对传统的人均GDP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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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453.17亿港元，同比增长3%。根据香港统计处官网提供的兑换率，2018年人民币兑港币平均汇率为1.1855，照此计算，去年香港GDP折合人民币约为24000.98亿元。按照深圳此前公布的数据，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增长7.6%。按人民币比较，去年深圳市GDP高出香港221亿元左右。近年来深圳如此迅猛的发展态势，不由让人心生问题：深圳距离上海还有多远？
而根据《201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生产总值达到326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虽然上海GDP数值较深圳高出了8477亿元，但GDP增速较较深圳低1.3个百分点。如果把时间拉长，从2010年开始，上海名义GDP增速基本都低于深圳1-2个百分点。做一个最粗略的假设，如果两个城市长期保持目前增速，深圳的经济总量要追上上海，大致需要24年的时间。
这对上海而言，会不会过于乐观了？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人均生产总值的指标，情况会发生变化。根据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2418.3万，深圳常住人口约为1252.8万，以常住人口作为分母，计算人均生产总值进行比较，上海和深圳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了扭转。上海《统计公报》也表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50万元，首次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但该数值与深圳（接近20万元）还存在明显的距离。
常住人口作为分母来计算人均生产总值存在缺陷，因为创造一个城市GDP的并不仅仅局限在常住人口，而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城市总人口。如果使用常住人口，可能导致真实的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估。但受实时总人口难以监控，往往只能简单使用常住人口来计算人均数值。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创造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在产生生活垃圾，而且在收入与支出水平接近的背景下，尽管人口处于不同城市，或许在生活习惯上存在偏差，但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并不应该存在特别巨大的差别。因此，尽管总人口数据难以监测，但可以通过比较生活垃圾产生量，来估算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的比例关系，进而对真实的人均GDP进行修正。
在这个逻辑下，尝试用生态环境部（前身环境保护部）自2015年开始，公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排名前列的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比较，来反映出一定的问题。
按照2019年1月公布的最新版《防治年报》，深圳2017年全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604万吨，约为上海的2/3，而常住人口仅为上海的1/2，如果以常住人口作为分母来计算，这就得出每年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480公斤，较上海高出了110公斤，这让人难以想象。或许有人会提出来，可能是上海、杭州两个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做得太好了，但技术手段的高低或许难以解释人均110公斤如此大的差别。
会不会跟城市消费支出的能力有关系，消费支出越高的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量越多？如果深圳人更加愿意消费，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生活垃圾。因此，尝试把人均消费支出指标叠加上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上海与深圳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9792.0元和38320.1元，上海略高。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数量计算消费支出的总量，结果表明，深圳消费总支出不到上海的50%，而生活垃圾产生量却达到了上海的67.1%。广州情况也类似，消费总支出约为上海的61.2%，而生活垃圾产生量却超过了上海的80%。
另外深圳与杭州的比较，或许也能说明一定问题，2017年，杭州人均消费支出38179元，与深圳基本持平，但深圳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04万吨，是杭州400万吨的1.5倍，而深圳常住人口仅为杭州946.8万人的1.3倍。
因此，可以尝试推论，各个城市使用常住人口指标，都存在对总人口数量的低估，但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总人口，则存在更大幅度的低估。在一个时点上，一个城市人口总量，则是有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两部分组成。常住人口相对准确，但对于非常住人口，深圳和上海存在明显的差别。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常住人口定义：
常住人口=户口在本辖区人也在本辖区居住
+户口在本辖区之外但在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户口待定（无户口和口袋户口）
+户口在本辖区但离开本辖区半年以下的人
但户口在本辖区之外，但在所在地半年以内的人，就不纳入常住人口的口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这就意味着，由于广州与深圳的非常住人口数量较高，但在所在地进行了经济活动，也同时产生了生活垃圾。而“半年”的时间要求，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广州与深圳非常住人口的流动速度要高于上海和杭州。
如果用生活垃圾代表总人口，来计算“吨均GDP”的话，或许更能反映真实的“人均GDP”。结果表明，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杭州、成都、西安这八个核心城市的位次就发生了变化。其中深圳吨均GDP约为37.1万元/吨，也就是说，产生出一吨的生活垃圾，深圳能够创造出37.1万元的经济产出，较上海33.5万元/吨高出了10.7%，而2017年，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深圳为18.31万元，上海为12.66万元，深圳要高出44.6%。“吨均GDP”的差距或许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深圳与上海的差距。
另外值得关注的西安，在产生一吨生活垃圾的同时，仅产出了17.7万元的GDP，与其余七个城市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同时，与2016年相比较，西安、广州、杭州、武汉这四个城市的“吨均GDP”还出现了回落。也就是说，尽管人口在向这四个城市集中，但集中的人口在产生生活垃圾的同时，并没有被经济活动充分吸纳，进而产出相应数量的GDP，人口对于经济活动而言，仍然是“多余的”。
根据上面的假设，生活垃圾是由城市总人口共同产生的，这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与常住人口的增速越接近，则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就应该越高，而非常住人口的比重就会越小。
还是从常住人口入手，常住人口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一方面是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常住人口消费习惯的改变。因此，可以有下列等式：
常住人口生活垃圾产生量=常住人口的数量*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
两边取对数得到：
常住人口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速+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
另外，按照比较通俗的逻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应该能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消费支出越高，产生的消费行为越多，进而会产生更多的生活垃圾。但需要将价格的因素剔除掉，由此：
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常住人口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居民消费支出价格的增速
进而可以比较总人口的增速与常住人口的增速，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京与上海。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而常住人口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导致生活垃圾产出量增长的核心因素。非常住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的未来空间似乎也比较有限。
第二，广州与深圳。从2017年单个时间节点上来观察，非常住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但如果时间拉长到2年，就会发现，非常住人口向常住人口转化的迹象非常明显。也就是说，落户政策的放宽，使得常住人口数量的增多，对生活垃圾产出量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大。
第三，西安。西安是另一个典型代表。非常住人口向常住人口转化的迹象也非常明显。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非常住人口，并没有转化成为常住人口，也就是说，如果延续现有的落户政策，未来常住人口增长的空间，仍然巨大。
第四，武汉与杭州。非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仍然较高，也就是说未来也存在非常住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的巨大空间，但就2017年来看，转化为常住人口的速度似乎并没有西安那么迅速。
第五，成都。从数据上观察，非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并不突出。未来非常住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的空间似乎也不大。而成都生活垃圾产出量的增长，则主要是由于常住人口消费能力的提升。
探索采取生活垃圾产生量，涉及“吨均GDP”的指标，并不是想比较八个核心城市的优劣。主要试图反映传统“人均GDP”指标的缺点，并观察一个城市的人口特征，以及非常住人口动向。
现阶段，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存量经济”时代，经济增速仍然是逐步探底的过程，尽管2018年底2019年初，政策的相继发力，或将对经济增速产生一定的托底作用，防止经济增速短期过快回落引发的经济社会风险，但中长期看，经济增速回落的步伐仍然属于正常的规律。
如果观察经济的视角过于宏观，容易会对经济产生“悲观”预期，但若把视角进一步放低，则越来越会发觉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张力。例如，如果以“南北分化”是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尽管北部经济增速放缓，但南部经济仍然具有高增长的预期。
如果再进一步放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都市圈、成渝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地带。
甚至再进一步放低到城市层面，则会发现活力可能进一步凸显出来。其实从改革开放40年来观察，上海与广州、深圳的发展模式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上海是“三驾马车”，国企、民营、外企三分，而深圳以民营经济为主；从产业结构上看，上海偏重，还留有制造业的底蕴；深圳偏轻，新兴产业、新兴技术应用较多；从空间布局上观察，长三角区域范围内，更多地是形成了包括上海、苏州、杭州为重点城市的城市群发展格局，而广州、深圳，包括香港，极化发展的态势则更加明显。
伴随着高质量发展导向的进一步明确，未来再以总量增速的眼光来观察经济，出现误判的可能性也在加大。而探索能够反映“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吨均GDP指标，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逻辑和政策的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