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站在一座老式苏联公寓的顶楼，俯瞰着普里皮亚季（Pripyat），他说：“这些建筑就是那些曾经怀揣着梦想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的墓碑。或者，换句话说，这里就是个埋葬梦想的大型墓场。一方面，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但是另一方面，当你仔细去观察，你会看到，窗户上没有玻璃，街道上空无一人，城镇广场被森林覆盖。”现如今，这座鬼城已经被乌克兰军方用作狙击手的训练基地，也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现在的普里皮亚季与最初成立之时的风貌相去甚远。1970年，前苏联为了发展核工业而创建了普里皮亚季这座新城。当时，这座城市约有5万居民，用于安置兴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建筑工人和工作人员。1977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式启动。浦洛基说到：“核电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这是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是人类未来的象征。”

工人从苏联各地涌向普里皮亚季，乌克兰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居住地。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政府优先考虑“核城市”的食物和设备供应。浦洛基列举道：“奶酪和美味的肉制品、剧院和文学俱乐部，至少2个迪斯科舞厅以及最先进的体育设施等，在这里应有尽有。”

但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的爆炸改变了普里皮亚季居民的一切，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爆炸的起因在于涡轮测试出现严重错误。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一书中，浦洛基描述了最初当局是如何否认并指责人为错误，企图掩盖这场灾难。通过对回忆录和克格勃档案的细致研究，浦洛基指出，虽然错误的确存在，但是这场灾难的根源在于苏联的体制，它将经济的发展置于人道主义和生态问题之上。

现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30公里以内的区域属于隔离区，游客需要获得许可才能进入。我们在隔离区内的员工食堂吃午餐，午餐有蔬菜汤、米饭和猪肉，还有松软干酪薄饼。用餐时，浦洛基回忆起他对于核辐射会污染水源的担忧。现在的浦洛基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而核事故发生的那一年，他29岁，就生活在乌克兰。“普里皮亚季这个名字来源于普里皮亚季河——第聂伯河右岸的最大支流。我从小就生活在第聂伯河畔。这条河是当地的重要水源，大约有3000万人的日常用水来源于此。核事故发生之后，人们担心第聂伯河的水质被污染，无法再饮用。”由于信息真空，当时出现了一些不科学的解决方案。有传言说伏特加能够对抗辐射，他在基辅的朋友们就经常举办酒会。

这么多年过去了，浦洛基对这场灾难的感受依然如故。而在写这本书之前，他需要花时间去整理和反思更深层次的东西。“之前，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想要早一点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开始去做时，我发现情绪无法接受，我做不到。然而，随着时间间隔的拉大，我们对那些发生过的事情有了更好的科学理解，也有了更多的视角。此外，可查阅的资料也更加丰富，比如克格勃档案，而这些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根本还不存在。”

在浦洛基的书中，英雄和恶棍并存。参与救援的消防员为从反应堆顶部打捞放射性物质所做的英勇努力让人印象深刻。许多人在奋力阻止火势向其他反应堆蔓延的过程中受到了致命剂量的辐射。而且，不仅仅是消防员，有将近60万人从苏联各地被召集于此，参与救援，帮助减少爆炸和辐射所造成的破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努力，结果可能会是更具毁灭性的。浦洛基在书中描述道，“当时，如果第一个反应堆的爆炸对核电站里其他三个反应堆造成了破坏，那么，其威力足以毁灭地球上存活的所有生物。”那场景，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在途中经过一座摩天轮。这座摩天轮在爆炸前两周完工，却从未被使用过。浦洛基说，“那个时候，当局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消息的封锁。在面对全世界和本国人民、甚至是普里皮亚季的居民时，他们选择了保持沉默。”他在书中描绘了普里皮亚季的居民们撤离的场景，而当时离爆炸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那是一个周末，疏散前两个小时，还有人在农贸市场上工作，有人在城里举行婚礼，还有孩子们在沙滩上玩耍。爆炸发生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因为这场事故是最高机密。”

1980年代，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开放性政策”，这在后来帮助世人揭开了这个“最高机密”的面纱。然而当时，在爆炸发生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执行力却表现迟缓。浦洛基表示，“说得委婉一些，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辉煌的时刻。他仍然还是深受传统苏联思维的影响，习惯性地去掩盖。事故发生两周之后，他才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是他针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表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讲话。事故发生三年之后，他才去到现场。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代表的是整个体制。在二战期间，斯大林也只去过一次前线。苏联的领导人就不应该出现在危险的地方。”

33年过去了，为处理这次事故已经花费了数十亿英镑，时至今日，乌克兰仍然还在处理放射性尘埃。我们看着那座由混凝土和金属构筑而成的巨大“石棺”，高达110米，重达3.6万吨，将当年发生爆炸的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封闭起来。建造这座大型掩体预计花费了15亿英镑，但浦洛基认为“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电厂燃料内部发生了什么反应。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是把燃料取出来，但是这么做的话，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石棺只是掩盖了问题，却并没有解决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中所释放的钚-239的半衰期长达2.4万年。所以，这并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压力。浦洛基补充说道，“人们不知道要怎么取出燃料，反应堆内的辐射依然非常强烈，人们无法靠近，设备也无法工作。人们都在等待一个天才的出现，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在驶离切尔诺贝利的路上，我们谈到了民族主义。这次爆炸事故对苏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引发了乌克兰早期的反对运动，围绕生态问题，掀起了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

浦洛基说到：“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整个苏联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事故之后，乌克兰的独立公投给了苏联重重一击。乌克兰是苏联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共和国。也许在不同的情况下，苏联的解体会来得更晚一些，但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整个过程中的关键性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新的开端。”

我们路过的大多数废弃房屋都被雪和森林覆盖。曾经，在乌克兰境内有5000多座列宁雕像；而现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仅存有两座列宁雕像。它们提醒着人们勿忘历史。时光在向前走，而这里却永远被冻结在了苏联时代。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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