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5年间，休·瑞安一直在布鲁克林的街头寻找着酷儿群体（queer）的鬼魂。他在《纽约时报》公共图书馆的资料架之间穿梭，阅读大量的法庭记录和泛黄的剪报，直到描绘出酷儿群体的失落世界。

最后，瑞安写成了《布鲁克林的酷儿过往》（When Brooklyn was queer）一书。这是一部妙趣横生的、温柔的，但又令人心碎的LGBT人群生活史。这本书讲述了LGBT人群从毫无话语权的19世纪50年代一路走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掀起“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最后获得现代同性恋合法政治的历史。

这本书从瑞安的另一个文化项目“酷儿历史临时博物馆”中衍生而来。瑞安的团队发起了一种旅行式博物馆，他们在旅途中的各地布置创意展览，纪念男同、女同、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历史。

瑞安和他的朋友在许多地方举办了酷儿展，但布鲁克林还没有过这样的展览，尽管布展者中的很多人常居于此。但当他们决定在布鲁克林布展，发出通告征集信息时，回应者却寥寥。“人们对布鲁克林的酷儿历史一无所知，”瑞安说，“我来到地方图书馆想找一本相关书籍。我觉得至少应该有10个人读过这本书，且它应该记载了上世纪70年代酷儿人群的生活状况。但我没找到这样一本书。”

瑞安打算填补这一空白。他开始收集资料，并拿到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为LGBT研究开设的马丁·杜伯曼奖金（Martin Duberman Fellowship）。“他们说，当你把奖金花完时，就该把图书计划写好了。”

瑞安最着迷的一个研究主题是布鲁克林的进化史。它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农村崛起为纽约的第二大行政区，期间人们对这里的性和性别的研究兴趣不断提高——可悲的是，布鲁克林的恐同、偏见和虐待也与日俱增。

1869年是布鲁克林大桥破土动工的日子，也是同性恋（homosexual）和异性恋（heterosexual）被人权活动家、记者卡尔-玛利亚·科特伯尼（Karl-Maria Kertbeny）首次提出的日子。

此前不久，伊利运河将布鲁克林（当时它还是一个独立城市）与五大湖区连接起来，拉动了就业和城镇化——这为酷儿生活提供了活力——尤其在布鲁克林的海滨。

“布鲁克林的成长与现代性观念的演变发生在同一个时空，”瑞安说，“你可以将两者对立起来看。我把布鲁克林看做美国和世界的缩影。”

瑞安的书中记载了一群明星同性恋者的故事：沃尔特·惠特曼、哈特·克莱恩、杜鲁门·卡波特，还有二月屋（The February House）——一座位于布鲁克林中心的住宅，奥登、本杰明·布里顿、卡森·麦卡勒斯、盖普西·罗斯·李、萨尔瓦多·达利和他可怕的妻子及缪斯女神加拉，以及作家简·鲍里斯和保罗·鲍里斯都曾住在这里（如果这群人参加《名人老大哥》，那将会是史上最豪华的阵容）

但这本书也出色地描绘了“平凡”的酷儿人物，如一个绰号叫“转圈圈”的跨性别女士。她曾在布鲁克林和科尼岛的工人阶级同性恋浴室当过性工作者。当时“跨（trans）”这个前缀还没有出现，“圈圈”更喜欢用“仙女（fairy）”来描述自己的性别状态。

瑞安收集到的信息大多来自仇视LGBT群体的社群——随着研究和分类的深入，他们的愤恨之情也越来越浓。

其中一个群体是臭名昭著的14人委员会，他们占据道德高地，一开始要求禁止（两性间的）性交易，随后反对性交易。当他们发现酷儿社区后，又开始针对他们。

“他们疯了，”瑞安说，“虽然我很感谢他们为我提供历史记录，但他们实在太奇怪了，那些激进做法让我感到震惊。”

这本书还讲述了酷儿文化是如何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被布鲁克林的一部分人接纳的，这是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禁酒令期间，同性恋酒吧和双性恋酒吧合并，保留了有生力量。在战争期间，随着水手涌入城镇，同性恋生活蓬勃发展起来。他们受到的限制甚至比今天还要宽松——接纳总是和警告并存。

“在二战之前，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社会上有很多空间允许酷儿群体和非酷儿人群相互交流，”瑞安说，“在这一时期的‘三色堇狂热’中，找同性恋或跨性别者饰演阴柔的角色甚至是一种时尚，当然他们的表演并不局限于此。”

但随着酷儿群体浮出地表，针对他们的抵制活动也凶相毕露。禁酒令的废除加剧了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之间的分裂，酷儿人群再次回到地下，警察和黑手党都来围堵他们。

美国文化对优生学情有独钟，一些人幻想通过繁殖控制来“科学地”提升人口质量。这让酷儿群体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们中有有色人种。酷儿群体被认为对国家健康有害，不值得信任。他们被赶出公共生活、学术圈和电影业；社会再次成为他们的敌人。

上世纪40年代，几乎每年都会有数千名男子因“堕落罪”而锒铛入狱。1942年，参议员大卫·伊格内修斯·沃尔什（David Ignatius Walsh）的政治生涯被一件耸人听闻的性丑闻给毁了，有人谣传他经常光顾纳粹间谍的同性恋妓院。当时《纽约邮报》正大张旗鼓地呼吁美国与德国开战，而沃尔什不幸站在了他们的枪口上。《邮报》因此发表了一篇名为《纳粹基佬》（Swastika swishery）的文章。

瑞安觉得沃尔什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但他去混妓院一事或纯属捏造。妓院老板古斯塔夫·比克曼（Gustave Beekman）和其他几位涉事人员被捕。虽然比克曼低头合作，但他依旧被判20年徒刑（在纽约新新监狱忍受被鸡奸的生活），直到1963年才被释放。

“这些事件导致恐同情绪开始蔓延——从1945年开始，直到石墙骚乱或上世纪80年代初。同性恋生活被注入了负面想象，它们被描绘为悲惨的、狭隘的、受限的、肮脏的、痛苦的、受迫害的。我觉得这种想象已经被内化了。石墙运动之前，大众对同性恋生活的看法是严重歪曲的，直到同性恋生活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话语权，它的真实形态才显露出来，它的历史方才被记录。”瑞安说。

“我们产生了一种无关历史的观点，即同性恋者的‘生活样态’还停留在1957年。现在的情况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布鲁克林的酷儿文化活跃、多样、公开且充满骄傲，它成为了全纽约的酷儿文化中心，”瑞安说，“这里的酷儿社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有力且激动人心。他们备受关注。布鲁克林奠定了一种主基调——不仅只为酷儿文化。”

但繁荣会长久吗？我们能否成功地捍卫胜利果实，并争取更多？

“这很难说。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历史的钟摆效应始终不容小视。担心归担心，我还是觉得有些事情一经改变，就不会反弹。”

也许眼下正是我们重新学习布鲁克林酷儿史的最佳时期了。

（翻译：冷君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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