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梦家从清华大学来到考古所工作，作者依据陈梦家的书信及相关史料，从其与时任副所长夏鼐的关系的角度，追述陈梦家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观者也可就此体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氛围。
按：陈梦家年少即以诗闻名，而后修习法律，取得律师执照，却转向古文字学、考古学方面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梦家从清华大学来到考古所工作，作者依据陈梦家的书信及相关史料，从其与时任副所长夏鼐的关系的角度，追述陈梦家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观者也可就此体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氛围。
文 | 方继孝
（《读书》2019年2期新刊）
一九五〇年六月，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的夏鼐，接到政务院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通知书。但因浙江大学尚未结课，家中事情亦需安排，直到七月初才进京接洽。八月五日，返回老家温州处理家中一切事物。十月一日早晨八点抵达北京，即往考古所。自此夏鼐正式上任，与另一位副所长梁思永一起协助所长郑振铎主持考古所的工作。由于郑振铎主要是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梁思永又经常患病，夏鼐承担了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业务领导工作。
翻阅夏鼐的日记，陈梦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夏鼐的日记里是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至梁先生处，闻教育部拟将陈梦家君调至考古所，梁先生托余与郑先生一谈。”梁先生即梁思永，时养疴在家办公。
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对于陈梦家夫妇来说，是相当不顺的。先是陈梦家因被人告发在为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牵线购买“大织造”时，有“贪污”嫌疑。随之而来的是遭到批判。经陈梦家反复申明，以及组织上的调查，最终结论：陈梦家是清白的。结论虽然有了，但他还是被调整到城里的考古所工作。紧接着，燕京大学撤销，赵萝蕤被调整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她的父亲赵紫宸被安排到城里的燕京神学院。不久，北大搬迁进燕大校园，赵家在燕东园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腾退出来。好在赵家在城里置了一所宅院，总算有了着落。
陈梦家调到城里的考古所以后，给他的生活和研究、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陈梦家和赵萝蕤决定在距考古所近处租房暂住。先是租住附近的一处大杂院，房子很好，但“芳邻不佳，每晚大听无线电，也真是可怕”（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致赵萝蕤信）。后来经好友王世襄介绍，陈梦家租住了王世襄娘舅家钱粮胡同金宅的后院，每月租金四十五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的四十五元）。
这次搬家，陈梦家心力交瘁，面对苦不堪言的局面，他只能向爱妻倾诉：“我因性急，搬家受累，精神身体很受损害，真是一言难尽。今日因不放心你，心中不知何故非常难过。此次真是大变，心、体都不能应付。程咬金也有山穷水尽之日。现在但求一个‘安’字。”（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致赵萝蕤信）
生活上的不方便是可以克服的，更主要的是工作环境的不适应。陈梦家进入考古所后，工作的环境和工作内容是全新的。在大学教书是不坐班的，而在研究所，无论有无工作，都要求坚守岗位。“每日匆匆起来……中午只一小时空间，甚觉不便。”（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致赵萝蕤信）考古所内常常组织各种政治学习，在夏鼐的日记里，几乎每日上午都有各种政治学习，诸如“晨间参加所中政治学习”“晨间理论学习”“上午参加所内政治学习，学习《实践论》”“上午时事学习，讨论《婚姻法》”等等。在给妻子和朋友的信中，陈梦家也常谈及学习、开会的情形。“下午又是季度检查总结会，陶孟和主持。闷坐四小时，大听窗外的雨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赵萝蕤信）“上午消磨于学习，大家皆觉困倦矣。”（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午致赵萝蕤信）“连日每日下午都开检查会，到星期四开完。近日去院（科学院）开马先生（马克思）诞辰会，陈伯达讲，无人听懂。”不仅白天开会、学习，有时连晚上也搭上了。“昨天开会三次，共五小时又半，极觉乏味。今日又讨论半日。星期五晚上讨论节约，八点后回来。”（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致赵萝蕤信）“星期五晚间开会七点到九点，约九时回寓。星期六上午在王府井开研究会，近日会又多了。”（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致赵萝蕤信）彼时陈梦家有多种著作正在撰写，有的即将发表或已出版的论文、著作要修订，因而对用很多时间来学习一些与业务无关的东西觉得很不适应。尽管不适应，但既来之则安之。陈梦家到考古所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角色，投入到实际工作中。
所内的三位领导，陈梦家都是熟悉的。特别是所长郑振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任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兼代理主任的时候，陈梦家还是燕大研究院的学生，据说因郑振铎聘请进步教授，曾遭到部分教师和学生的反对，陈梦家亦参与了反郑驱郑活动。这一经历虽然过去多年，但不免会在彼此心里留下芥蒂。好在郑所长不常到所里来，日常工作多由两位副所长主持。陈梦家与梁思永亦很熟悉，抗战时期，梁思永在昆明的三年中，与陈梦家夫妇有过往来，彼此印象良好。但梁思永身体不好，不能坐班，陈梦家要时常打交道的是他的浙江籍同乡夏鼐。
对于这位最年轻的副所长夏鼐，起初陈梦家并不怎么和他主动接触。虽然夏鼐比陈梦家年长一岁，但陈梦家成名要早于夏鼐。一九二九年，陈梦家十六岁时，因著名刊物《新月》发表他的《一朵野花》等诗文，而闻名于文坛。那一年，夏鼐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学生；一九三一年，陈梦家十九岁，出版《梦家诗集》，由徐志摩先生题签，新月出版社出版。这一年，夏鼐二十岁，高中毕业进燕京大学。此时，陈梦家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得到律师执照。一九三四年七月，夏鼐在清华大学获文学士学位，陈梦家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中国文字学。等到一九三六年，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时候，陈梦家已是燕京大学的教师了。一九四一年，夏鼐回国，抵达昆明时，陈梦家是清华大学教文字学的讲师，并有许多论文发表，汇编和撰写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西周年代考》等著作。一九四四年，夏鼐跟着向达先生赴甘肃省境内进行考古工作时，已升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陈梦家则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并开始收集流散美国和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梦家一九四七年秋回国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撰写和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文。而夏鼐依然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员。
正是因为陈梦家有着如此经历，自从陈梦家调入考古所后，夏鼐对陈梦家十分尊重，主动与他交流、谈工作，即使是谈工作，也不会在陈梦家面前摆出副所长的架子来。开始的时候，是夏鼐找陈梦家谈工作的次数多，在夏鼐一九五三年秋季以后的日记里，常会出现如“上午至马市大街与郭子衡、陈梦家诸君商谈明年计划事”“下午与梦家君闲谈”“与郭子衡、陈梦家二君谈洛阳工作站事”。接触时间长了，陈梦家对夏鼐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逐渐地适应，并接受。夏鼐对陈梦家的业务能力、勤奋的治学方法、认真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完成工作的方法以及取得的成果都十分肯定。彼此间有了好的印象，他们的互动越来越多，夏鼐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总会主动找陈梦家聊聊，陈梦家对于所里的工作也开始关心和关注，一旦有了好的想法和建议，也会找夏鼐谈。
陈梦家与夏鼐由谈工作，到“闲谈”，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作为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夏鼐对陈梦家这一年多的工作是满意的。在他的心目中，陈梦家是个会干、能干、肯干，可以依靠的学者。
一九五二年冬，中科院要求各院所开办俄文速成班，考古所按照要求组织研究人员学习俄语，并进行阶段性考试。同时要求，要把学习俄语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陈梦家每日在工作室忙不完的工作，时常晚上接着干，星期六、日有时还要加班。陈梦家几乎没有接触过俄语，为了过关，他“每日要突击俄文，弄得昏头昏脑，甚是可笑。逢场需要如此，但觉甚是可笑，亦自‘人生一乐’之道”（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致赵萝蕤信）。尽管对于有用没用都要“一刀切”学俄语的做法不理解，但陈梦家仍然认真对待。在学习中他采取“不能记熟而必须死记”的笨法子，在两次阶段考试中，他都考了九十分以上成绩。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结业考试，陈梦家得到九十点零一分，三次“平均大约是九十一分，我已经很满意了。考古所只有三人过九十分，其他七人皆六十分左右。我们二月二日午后二时开总结会”（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致赵萝蕤信）。
陈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之中，并力争做得完美。但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中旬的评薪中，陈梦家却得到所里研究员的最低额。陈梦家隐约地感觉到，他今后的路会更加坎坷，他最苦恼和惧怕的是研究工作没有时间来做。他的担忧在致赵萝蕤的信中有所表露：
我此次得到最低额，心中觉得泰然，于我丝毫无损害，似乎，似乎在涵养上比从前进了一步。我在三反中所得不处理的处理，原来时时可以灵活运用的。我现在所惧怕者还是研究工作的不能像过去在学校时多有时间来做。未来数年不知能做成什么。至于其它一切我已想通，精神反而愉快了。（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晚致赵萝蕤信）
毋庸置疑，这次评薪是与政治挂钩的。陈梦家在调入考古所后，自以为他在清华大学因“大织造”的问题遭到批判的事情，已经搞清楚并给了结论，离开清华也就翻篇了。万没想到，这个“莫须有”的事情，竟被记录在案，“时时可以利用”。陈梦家的心彻底凉了，他叮嘱自己，“今后说话要谨慎，能不说的就不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评薪事情发生之后，对陈梦家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不能够就此消沉，社会大背景和他所处的小环境，也不允许他消沉。他必须积极应对，才会尽可能地避免一些麻烦。他开始白天黑夜地工作，来减轻其他方面的压力和烦恼。很快，他的写作渐入佳境，不但《殷墟卜辞综述》大有进展，《西周铜器断代》的撰写亦开始进行。
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令陈梦家始料不及的事情。陈梦家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晚写给赵萝蕤的信中叙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今日老郑叫人来喊我去马市，我匆匆即去，无非坐了聊天，他似甚关心所事而不甚满意某某两人之‘保守’，但他说话吞吞吐吐，并未明说出来。我对此等事，现在已不甚热心。以后更要少说话。据他说，我去所中以后，已使某某之不安。”陈梦家与郑振铎原本是老相识，但他来考古所后，郑振铎从未找他谈过话，今天突然找他闲谈，而且就在评薪之后，并说了一些让陈梦家莫名其妙的话。前文提及，陈梦家当年曾参与“驱郑”，彼此间“阴影”未失，“隔膜”犹在。由此，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存有戒心。郑振铎对陈梦家言及的“某某两人”，应是时任考古所的梁思永和夏鼐，而那个所谓对陈梦家去所中“不安”的人，究竟是哪一个，大概陈梦家心知肚明，局外人是难以揣测的。关于一九三四年燕大校园发生的“驱郑”事件的起因，另一说法是，郑振铎从北平头发胡同某书铺以四百五十元（一说四百七十元）购得明正统本大藏经残本若干，并有目录。不久郑振铎将此书以一千元转卖给燕京图书馆。当时郑索价一千五百元，时该馆经费不多，仅余一千二百元，当即以一千元购之。一转手间牟利五百元之多，并扣留目录，消息传出，被证实后，燕大希望郑退款并将目录交出。此事弄得郑振铎很是难堪。事情发生后不久，郑振铎向燕大辞职。
这次谈话的当晚，陈梦家彻夜难眠。他回顾了二十年前的往事，深深地责备当时年轻不懂事。又回顾了自调入考古所的前前后后，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可以放下，研究工作要继续；路途多么艰难，也要将在欧美花费四年精力收集到的古铜器资料的汇编工作完成。他对自己来所后，所内的三位所长对他的言行，也逐一进行了分析。思来想去他的结论是，夏鼐对他工作的支持帮助最多，共同语言也多，他向夏鼐提出的不管公事、私事，总会得到夏鼐的认同，并付诸实施。正是有了明晰的判断，陈梦家与郑所长并没因此次的谈话而走近，亦未有过多的来往。陈梦家和夏鼐的关系，也并未因郑所长“含蓄”的谈话而疏远，相反，他倒觉得在考古所，可以依靠和信赖的是夏鼐。
一九五三年三月下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团在安阳大司空村的附近做考古发掘工作。大司空村位于安阳车站西北约四里，南邻洹水，与有名的小屯村隔河相望。陈梦家当时正在撰写《殷墟卜辞综述》，他向夏鼐提出到现场看看发掘情况。安阳考古队长马得志和他的关系很好，也欢迎他前往。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午，他把去安阳的大致时间致信赵萝蕤：“似乎要星期二晚才能成行，在安阳住客栈。”实际上，当天晚上陈梦家就乘火车赴安阳了，同行的还有陈公柔、周永珍等。他是第二天的下午两点半到安阳，“三点已到发掘地参观，共看了九个墓，所出物品不多，皆小玉件甚佳，亦有无字的甲骨”。在安阳的十几天里，陈梦家白天随考古队员去现场，晚上还对挖出的古物进行清理和记录，虽然辛苦，但陈梦家很是兴奋。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发掘现场有一墓出水深七八米，为不影响继续发掘，有人下去淘水，刚上来后墓坑坍塌，幸未伤人”（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致赵萝蕤信）。这是陈梦家第一次体验到考古发掘的艰苦和危险。
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陈梦家坐早上快车回京，当晚十一点到正阳门车站。次日上午在家写考察汇报提纲，下午到考古所与夏鼐谈赴安阳的工作情况和体会，还对发掘现场的安全防范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后，陈梦家与夏鼐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读夏鼐日记，自一九五三年四月以后，诸如“晚间陈梦家君来谈”（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与梦家、黄文弼二先生商谈研究组之事”（六月十一日），“上午陈梦家君来谈”（六月二十六日）等常出现在夏鼐的日记中。除了谈日常工作，夏鼐在学术方面也时时依靠陈梦家。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夏鼐记有：“与陈梦家君讨论关于《吐鲁番考古记》校改问题。”《吐鲁番考古记》是考古所黄文弼先生代表作之一。黄先生是中国现代西域考古事业的奠基者。他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唯一四进新疆的学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到过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的中国考古学家。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和《高昌专集》《高昌陶集》，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瞩目。
陈梦家自郑振铎和他谈话后，经过认真的思考，他已经摸索出一些机关处事之道，自下半年起各方面还算是顺风顺水地过来了。一九五三年末，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我已经开始工作渐入常轨”。在与所内同事相处方面，他在十二月六日致妻子的信中亦有吐露：“我在所中，与年轻的较为接近，年老的倒比较客气，此样或许是对的。”据健在的考古所老人回忆，的确像陈梦家自己所云，他在所内对徐炳昶、郭宝钧、黄文弼等先生非常尊敬，有时他会主动去老先生办公室闲谈，但私人间并无往来。当时考古所中的年轻人，有的是他任教燕京大学或任教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有的是他任教清华大学时的学生，还有的学生时期喜欢他的诗文。因此缘故，年轻人多喜欢与他来往。
陈梦家到考古所后的第二个春节到了。一九五四年二月四日是甲子年夏历正月初二，陈梦家来夏鼐家贺年。在往年夏鼐的日记里，所内同仁大都要在春节期间来他家贺年的，夏鼐的日记里会记录下每个人来贺年的时间，但是日记中没有出现过陈梦家的名字。上一年的春节，夏鼐去张葱玉家贺年，结果遇到了来所不久的陈梦家。这一年陈梦家来贺年，是夏鼐预料之中的事情。陈梦家来，没有与考古所的任何同事结伴，这符合陈梦家的性格，他骨子里清高，当然不愿落于俗套。他来夏家贺年，是他已经把夏鼐作为朋友看待了。在当天的日记里，夏鼐记下：“上午陈梦家君来贺年。”
夏鼐在与陈梦家的工作交往中，发现了陈梦家的许多长处，尤其在业务上，凡是应该亲自看的论文一类的东西，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他总会交给陈梦家代替他阅览，然后把意见告诉他就可以了。陈梦家接到夏鼐这类事情，都会加班加点仔细对待。到了这个时候，两人之间比一般的同事之间多出了一份信任。陈梦家工作和生活上有了困难，一定会与夏鼐商量；他撰写的文章、著作，夏鼐总是第一个阅稿人。夏鼐有时找陈梦家闲谈时，也会问及所内人员，陈梦家总是直言相告。这在夏鼐的日记里有所反映：“上午至郭子衡先生处，将辉县展览说明书交还，并商酌修改数处。陈梦家君告诉我郭先生对所方不满，有他就之意，如何在这次工作中将他安定下来。”（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一日日记）正是陈梦家的提醒，夏鼐才意识到郭宝钧最近似有情绪。为此，他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晚间至所中找郭先生“谈自我检讨事”。征求郭先生的意见，平复了郭先生的情绪。个性所致，夏鼐平日里不苟言笑，所内同事，尤其是青年同志，以为他不好接近。时任所办公室主任的靳尚谦与陈梦家闲谈时，曾提起过夏鼐不易亲近的话。陈梦家在与夏鼐私下谈话时，婉转地转达了靳主任的意见，希望他“多与同志相接近”。
总之，一九五四年春天以后，陈梦家和夏鼐的关系已经是互相协助的朋友了。自一九五二年九月，陈梦家调入考古所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陈梦家辞世，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工作上有良好的配合，私人间虽没有建立深厚的友谊，但也没有个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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