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Van Patten 18岁的儿子Trevor回到家，发现父亲蜷缩在厨房地板上，手里拿着枪，旁边还有一瓶快喝完了的杜松子酒，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Trevor一把夺过枪，跑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再也没有对他的父亲或任何人提起这个事情。

对于Michael来说，这都是将近30年来在俄勒冈州立监狱当狱警积累下来的问题。“我知道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饮弹自杀。”

监狱中犯人之间流行的暴力文化，也逐渐影响到看管他们的狱警，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对于美国超过200万的囚犯和50万的狱警来说，这是个广泛存在并被普遍低估的问题。

根据修复专业临床研究学界（corrections-specific clinical research）的专家、非盈利组织Desert Waters Correctional Outreach 的创始人Caterina Spinaris说法，在美国，狱警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比例是退伍军人的两倍。

这反过来不可避免地又对囚犯造成了影响。虽然关于狱警对犯人的暴力行为没有过硬的数据，但一些来自现役或从事过狱警的访谈则提到，狱警有时候会在犯人身上发泄来自工作的压力。

2011年，Spinaris针对狱警展开了一项匿名调查，测试他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不断闪回的创伤片段、高度警戒、失眠、自杀倾向以及精神错乱。她发现有34%的狱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而这一比例在退伍军人中是14%。

根据新泽西警察特遣组的说法，狱警的自杀比例是警察以及公众的两倍。另一项早期的全美调查发现，狱警的自杀率比其他所有职业的总体水平还要高39%。

“现在，针对我们狱警遭受的创伤应激障碍的处理情况，只相当于10到15年前处理军队里这一问题的水平，”Van Patte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从他当狱警以来，将近20个同事自杀。他本人也差点成为统计对象。

Van Patten在一次协助护士对一个涉嫌藏毒的犯人进行直肠检查时遭到了袭击。当他弯腰抓住犯人的脚踝试图让他翻转时，犯人突然从背后对他袭击。他的头部和脊椎受伤，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不能走路，也无法抱他共出生的孩子。

据Van Patten估计，95%的日常工作都是枯燥无味的。他每天查房，监视犯人的举动，帮人递手纸，就这样连续工作8到16个小时，有时甚至没有午休时间。

而剩下5%的工作内容，则引发了不寻常高比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处理犯人之间的暴力行为，阻止他们自杀，穿着污迹斑斑的制服回家。

Van Patten说最大的压力在于不知道危险情况什么时候会爆发。这就导致了长期的高度戒备状态。当狱警走进监狱，就随时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

但即使下了班，狱警也会紧张。在一次午餐采访中，另一位来自俄勒冈州立监狱的狱警Jeff Hernandez就要求要面朝餐厅出口，这是长期狱警工作形成的习惯。

狱警们称，在监狱工作会对人格产生长期性的影响。Van Patten说这份工作在6个月内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他，他变得愤世嫉俗、孤僻以及好斗。

“你会变得像机器人一样，几乎没有感情，”来自纽约长岛东端Riverhead监狱的典狱官Charles Ewlad表示，“他们醉醺醺地来上班。”尽管这已经不是现状，但药物滥用还比较普遍。

Van Patten说：“我每天上班都像戴了假面具。”他目睹犯人各种稀奇古怪的自残行为，以及上吊、切动脉自杀。

“我不知道怎么从反复出现的噩梦中解脱，经常会梦到有人在自己面前快要死了，剧烈咳嗽，睁着眼睛求助，但是我就是什么都做不了，”Van Patten称。“囚犯也是人。”

自第一天工作开始，他同为狱警的儿子Trevor就忘不了看到一个犯人被另一个犯人打死的场景。

在有自杀倾向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前，Van Patten就患上了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失眠、冷汗、暴力噩梦，以及酗酒。

在那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部分原因这不属于狱警常讨论的话题。他们崇尚硬汉和大男子主义。任何软弱的表现，精神上的问题，都会遭致嘲笑。

创伤后应激障碍之所以被认为是禁忌话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人担心这样的诊断会对其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不愿意接受诊断，Van Patten称。很多人担心会被安排接受心理医生参加的职业能力测试，因此失去职业执照。

许多来自俄勒冈州立监狱和纽约长岛Riverhead监狱的狱警都不认为蹲监狱可以让犯人改过自新，只是一种惩罚手段罢了。

美国狱警情报网络（American Correctional Officer Intelligence Network）的负责人Brian Dawes认为，“我们也在坐牢，不过是有偿的。”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全美狱警的平均年薪是44910美元，加州可能会达到10万美元。

2013年，Van Patten决定将他自杀未遂一事在部门内公开。“我犹豫了很久，是该有人打破沉默了。他用视频记录下了他告诉儿子这一事件的过程。这一视频资料则在年度在职培训上播放。

据Jeff Hernandez回忆，他当时看到这个视频后大为震惊：“以我平时观察到他的个性来看，我想象不到他会做这样的举动。”

但仍有一些狱警认为患有精神疾病是耻辱。前狱警Michael Morgan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透露，在自己遭受长期崩溃状态期间曾向州立精神健康应急热线和工作部门求助。当他说自己没有自杀倾向时，对方就没有把他当回事了。

“我认为狱政局没有帮到我什么，”他说。

Morgan的精神问题，始于他在2010年的一次酒后驾车。他花了32个小时等候传讯。“我真是到谷底了，”他说。“当我挣扎的时候，没有人能帮我。”

一年后，他由于多重指控被吊销执照。虽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让他感到焦虑，但却在他吊销执照的申诉中帮了忙，他没有被开除，而是被转移到了其他工作岗位。

他现在在俄勒冈州立监狱做精神康复的协助工作。他与Michael Van Patten一道，以自身案例，帮助唤起人们对狱警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视。

“但是，”Van Patten说，“你不能指望监狱里的这种文化在一夜之间改变。”

（译者：马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