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还是恶人?历史学家警告称不宜片面评价温斯顿·丘吉尔

历史学家严厉地批评了把丘吉尔的遗产简化为某一个词的做法,主张历史“不应当被简化为一些断章残篇”。

 |  Alison Flood
伦敦中央区国会广场前的丘吉尔雕像 摄影:Niklas Halle'N/AFP/Getty Images

伦敦中央区国会广场前的丘吉尔雕像 摄影:Niklas Halle'N/AFP/Getty Images

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英国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形容丘吉尔为恶人(villain)的政治余波仍在继续,前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随后表示,这位影子内阁大臣“应当为他的评论感到十分羞耻”。不过,历史学家严厉地批评了把丘吉尔的遗产简化为某一个词的做法,主张历史“不应当被简化为一些断章残篇”。

事情起于美国报纸《政客》(Politico)组织的一场活动,当时麦克唐纳被要求用一个词来形容英国二战时的首相,究竟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个恶人。他答道:“托尼潘迪(Tonypandy)。恶人。”这里说的是1910年发生在南威尔士小城托尼潘迪的一场突发事件,当时警察试图突破矿工设立的纠察线,随后引起了暴乱。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派了200名市政警察和兰开夏燧发枪兵团(Lancashire Fusiliers)的一支分遣队前往镇压暴乱。过程中有一名矿工丧生,将近600人受伤。

约翰逊撰写的传记《丘吉尔因素》(The Churchill Factor)已于2014年出版,他最近在推特上称,麦克唐纳“应当为他的评论感到十分羞耻并立即撤回它们”。“温斯顿·丘吉尔拯救了这个国家以及整个欧洲,使之免于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暴政,我们对他的亏欠乃是不可估量的,”约翰逊写道,“如果约翰·麦克唐纳对这段历史有哪怕一丁点的了解,他都应该能明白,丘吉尔在社会改革方面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他对工人群体及其生活有深切的关怀。”

历史学家、曾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同意这一看法,并表示他希望这位影子大臣“对经济的把握要好过对历史的把握”。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历史著作曾在全球卖出800万册并获得一系列奖项,他却认为,麦克唐纳的评论表明了“历史与人民类似,都不应被简化成一些片段,尤其是政治化的片段”。比弗还补充说:“毫无疑问,历史教会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不能过度概括,或者更糟糕地,依照圣人/罪人或英雄/恶人这样的二分法,将个体对号入座”。

小说家、传记作家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著有《五月的六分钟》(Six Minutes in May)一书,书中回顾了丘吉尔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历程,该书已于2017年出版。在他看来,麦克唐纳的评论“比起其它某些抨击丘吉尔的观点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那些人没少用诸如追逐私利、奸诈、穷兵黩武的变节者这些词来形容他”。

“格莱斯顿曾说过:‘上帝一定不会放任这样一个伟大的英国政党落入丘吉尔的手中,这个人的家族向来不在乎哪怕一丁点道德原则’,”莎士比亚回忆道,“甚至于到了1940年,1922委员会(学名为“保守党无官职议员委员会”,该委员会尽管依旧要受党鞭节制,但党内地位较低的议员可藉其表达政见并左右立法议程,且党内有官职者以及影子内阁成员不得加入该委员会,故能发挥一定的权力制衡作用——译注)里都还潜藏着一股对他的不满情绪。他有若干绰号,诸如‘草丛里的蛇’、‘单厩间里的黑马’、‘虚荣吞噬的人’以及‘难以相处的同事’。”

丘吉尔

莎士比亚补充称,最尖刻的丘吉尔批评者之一是南希·达格代尔(Nancy Dugdale),后者称丘吉尔是“不折不扣的英国版戈林(纳粹德国军政高官),充满血腥的欲望,好战、自我高度膨胀且贪得无厌,每一条血管里都充满了相似的叛徒基因,间杂有浮夸的言语和连篇的空话”。“然而,达格代尔也不得不承认,‘一般的政治武器是杀不死温斯顿的,’”莎士比亚说,“我倾向于支持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他当时差一点点就能取代丘吉尔当上首相。‘不管丘吉尔有多少毛病,’哈利法克斯相信,‘与我们对他的巨大亏欠相比,都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2010年曾发表论著探讨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卜杜勒·卡里姆(Abdul Karim,印度人,维多利亚女王的近侍、亲信,曾与女王有过一段暧昧关系——译注)之关系的作家什拉巴尼·巴苏(Shrabani Basu)则和丘吉尔的批评者们站在一条战线上。“身为一个孟加拉人,”巴苏说,“我不是丘吉尔的粉丝,他对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中忍饥挨饿的300万人民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把当地的粮食运去了欧洲。后来丘吉尔还说:‘孟加拉人本来就营养不良,与他们相比,让强壮的希腊人挨饿才是更严峻的问题。’当议会向其报告死亡人数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询问甘地为什么还没有死。议员们自始至终都在质疑他的道德品质和历史地位,这是很正确的。”

不过,将于今年下半年出版纪实性著作《古怪的丘吉尔先生》(The Eccentric Mr Churchill)的历史学家雅各布·菲尔德(Jacob T Field)则认为,这位战时的首相“本身就难以被简单地划入某一个范畴——给他贴上诸如‘英雄’或者‘恶人’之类的标签,无异于把他和他的历史、个人和政治的语境割裂开来”。菲尔德补充道:“一方面,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不屈不挠的战争领袖和一名动人心弦的演说家,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维持住了国内和国家间的团结……并且还在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他偶尔会有些自我中心,在整个生涯中犯过一些战略性错误,惹过代价巨大的麻烦……且持有一些偏激的态度,尤其在种族问题上。无论你喜欢他还是憎恨他,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丘吉尔——一个七十多年以来一直名满天下的公共人物——的一生都是有害无益的,并且,在我看来,这样做也不利于就这个国家的历史展开深思熟虑、细致入微的论辩。”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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