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英国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形容丘吉尔为恶人（villain）的政治余波仍在继续，前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随后表示，这位影子内阁大臣“应当为他的评论感到十分羞耻”。不过，历史学家严厉地批评了把丘吉尔的遗产简化为某一个词的做法，主张历史“不应当被简化为一些断章残篇”。

事情起于美国报纸《政客》（Politico）组织的一场活动，当时麦克唐纳被要求用一个词来形容英国二战时的首相，究竟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个恶人。他答道：“托尼潘迪（Tonypandy）。恶人。”这里说的是1910年发生在南威尔士小城托尼潘迪的一场突发事件，当时警察试图突破矿工设立的纠察线，随后引起了暴乱。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派了200名市政警察和兰开夏燧发枪兵团（Lancashire Fusiliers）的一支分遣队前往镇压暴乱。过程中有一名矿工丧生，将近600人受伤。

约翰逊撰写的传记《丘吉尔因素》（The Churchill Factor）已于2014年出版，他最近在推特上称，麦克唐纳“应当为他的评论感到十分羞耻并立即撤回它们”。“温斯顿·丘吉尔拯救了这个国家以及整个欧洲，使之免于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暴政，我们对他的亏欠乃是不可估量的，”约翰逊写道，“如果约翰·麦克唐纳对这段历史有哪怕一丁点的了解，他都应该能明白，丘吉尔在社会改革方面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他对工人群体及其生活有深切的关怀。”

历史学家、曾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同意这一看法，并表示他希望这位影子大臣“对经济的把握要好过对历史的把握”。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历史著作曾在全球卖出800万册并获得一系列奖项，他却认为，麦克唐纳的评论表明了“历史与人民类似，都不应被简化成一些片段，尤其是政治化的片段”。比弗还补充说：“毫无疑问，历史教会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不能过度概括，或者更糟糕地，依照圣人／罪人或英雄／恶人这样的二分法，将个体对号入座”。

小说家、传记作家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著有《五月的六分钟》（Six Minutes in May）一书，书中回顾了丘吉尔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历程，该书已于2017年出版。在他看来，麦克唐纳的评论“比起其它某些抨击丘吉尔的观点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那些人没少用诸如追逐私利、奸诈、穷兵黩武的变节者这些词来形容他”。

“格莱斯顿曾说过：‘上帝一定不会放任这样一个伟大的英国政党落入丘吉尔的手中，这个人的家族向来不在乎哪怕一丁点道德原则’，”莎士比亚回忆道，“甚至于到了1940年，1922委员会（学名为“保守党无官职议员委员会”，该委员会尽管依旧要受党鞭节制，但党内地位较低的议员可藉其表达政见并左右立法议程，且党内有官职者以及影子内阁成员不得加入该委员会，故能发挥一定的权力制衡作用——译注）里都还潜藏着一股对他的不满情绪。他有若干绰号，诸如‘草丛里的蛇’、‘单厩间里的黑马’、‘虚荣吞噬的人’以及‘难以相处的同事’。”

莎士比亚补充称，最尖刻的丘吉尔批评者之一是南希·达格代尔（Nancy Dugdale），后者称丘吉尔是“不折不扣的英国版戈林（纳粹德国军政高官），充满血腥的欲望，好战、自我高度膨胀且贪得无厌，每一条血管里都充满了相似的叛徒基因，间杂有浮夸的言语和连篇的空话”。“然而，达格代尔也不得不承认，‘一般的政治武器是杀不死温斯顿的，’”莎士比亚说，“我倾向于支持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他当时差一点点就能取代丘吉尔当上首相。‘不管丘吉尔有多少毛病，’哈利法克斯相信，‘与我们对他的巨大亏欠相比，都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2010年曾发表论著探讨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卜杜勒·卡里姆（Abdul Karim，印度人，维多利亚女王的近侍、亲信，曾与女王有过一段暧昧关系——译注）之关系的作家什拉巴尼·巴苏（Shrabani Basu）则和丘吉尔的批评者们站在一条战线上。“身为一个孟加拉人，”巴苏说，“我不是丘吉尔的粉丝，他对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中忍饥挨饿的300万人民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把当地的粮食运去了欧洲。后来丘吉尔还说：‘孟加拉人本来就营养不良，与他们相比，让强壮的希腊人挨饿才是更严峻的问题。’当议会向其报告死亡人数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询问甘地为什么还没有死。议员们自始至终都在质疑他的道德品质和历史地位，这是很正确的。”

不过，将于今年下半年出版纪实性著作《古怪的丘吉尔先生》（The Eccentric Mr Churchill）的历史学家雅各布·菲尔德（Jacob T Field）则认为，这位战时的首相“本身就难以被简单地划入某一个范畴——给他贴上诸如‘英雄’或者‘恶人’之类的标签，无异于把他和他的历史、个人和政治的语境割裂开来”。菲尔德补充道：“一方面，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不屈不挠的战争领袖和一名动人心弦的演说家，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维持住了国内和国家间的团结……并且还在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他偶尔会有些自我中心，在整个生涯中犯过一些战略性错误，惹过代价巨大的麻烦……且持有一些偏激的态度，尤其在种族问题上。无论你喜欢他还是憎恨他，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丘吉尔——一个七十多年以来一直名满天下的公共人物——的一生都是有害无益的，并且，在我看来，这样做也不利于就这个国家的历史展开深思熟虑、细致入微的论辩。”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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