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缺乏坚固家庭纽带的底层妇女,乃是其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但她们也有一项保证能把自己的眼中钉解决掉的强力武器:流言蜚语。
来自希腊城市法萨卢斯的帕罗斯大理石浮雕,约公元前470-前460年 图片来源:Courtesy the Louvre Museum, Wikimedia
古希腊诸多文学巨著的核心在于强有力的复仇行动。复仇者或是凭借超凡的武艺来挫败敌人,如阿喀琉斯为了给死去的同伴帕特罗克洛斯报仇而一战击倒赫克托尔;或者依靠诡计和骗术的运用,如美狄亚为了向不忠的丈夫伊阿宋复仇而毒杀了国王克利翁与公主。然而,假如一个人武艺不精、法力不高或是找不到朋友做帮手,他又该如何完成复仇?在古代社会中,缺乏坚固家庭纽带的底层妇女,乃是其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但她们也有一项保证能把自己的眼中钉解决掉的强力武器:流言蜚语(gossip)。
流言,或谣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成了人格化的女神。在荷马史诗里,谣言女神据称是宙斯的信使,游走于成群结队的士兵当中,身怀奇术的她可以在各色人等嘴边飞奔,令谣言在人群中迅速传播。
赫西俄德(Hesiod,古希腊诗人)也将谣言女神描绘为既具有神性一面,但同时也应予提防的角色,“谣言是邪恶,容易滋生传播,但受害者却苦不堪言,消除它困难重重(《工作与时日》第760-764行,引自张竹明、蒋平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版——译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也曾间接提到与私事相关的谣言能以近乎自生自发的方式传遍全城。对古代人来说,无论你有怎样的生活方式,也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年轻还是老迈,都有可能被卷入街谈巷议当中,令它转眼间就传到全城各个角落。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倾向于说三道四这一事实,成为沟通底层与上层、弱势与强势人群之间的一道桥梁。
亚里士多德认为,流言蜚语一般来说是一种琐碎的、有娱乐功能的消遣活动,但同时也指出:假如街谈巷议出自某个一度蒙冤(being wronged)的人,那就免不了有敌意了。这种将言辞视为“蒙冤者的武器”的观点,相当有助于理解雅典人如何在雅典法庭上运用流言蜚语,而这又是因为雅典法庭在判案时高度依赖于对案件当事人之品格(character)的评价,而非坚实确凿的证据。在专业法官缺位的情况下,发言一方的目标便是在审判员面前毁谤对手的品格,并展示自己身为诚实守法公民的一面。流言蜚语的威力令参与诉讼的古代人提心吊胆,他们必须万分小心地向审判员表明,后者听闻的那些负面故事并不是真的,而是撒谎成性的对手有目的地加以传播的。
在古代演说家那里,我们就已经明白:诸如商店和市场这样的公共场所乃是人群聚集之处,适于散布虚假的谣言,藉此来毁谤对手。演说家德谟斯梯尼(Demosthenes)曾经写到过这样一个案例:狄奥多罗斯(Diodorus)对其敌人提出控告,指其派遣一些好事之徒(newsmonger)前往市场散播不实谣言,意在将公共舆论朝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引导。德谟斯梯尼也曾指控美狄亚斯(Meidias),称其散布恶意的谣言。此外,据称卡利马霍斯(Challimachus)曾多次向聚集在作坊里的众人诉说其悲惨故事,大谈对手对自己的虐待之举。在这些案例当中,造谣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城里传播不实信息,针对其余的涉案人员制造特定的印象,以便在诉讼中取得优势。
雅典法庭只准许男人参与审判,女人们必须找到男性亲属来代理自己的官司。不过,某些古代的信源也表明,女性的街谈巷议能力乃是攻击敌手的有效工具。为了在法庭上证明对手的恶劣品格,《反阿里斯托格伊同·第一篇》(Against Aristogeiton 1)里的讲者述说了如下的事件:阿里斯托格伊同曾经对名为索比亚(Zobia)的陌生女性邻居施暴且有不敬之举,该名女性曾经在他落难时施以援手,但待到力量恢复完全,阿里斯托格伊同却对其拳脚相向,并威胁要将她卖为奴隶。由于索比亚没有公民身份,她没有办法在雅典走正式的司法程序。然而她选择了另一条非官方渠道:向熟人告知其受虐待的经历。索比亚在性别和社会地位上皆属弱势,但她成功运用了流言蜚语来抱怨阿里斯托格伊同的虐待,藉此败坏了他的名声,使其在城里被视为是不可信且滥施暴力的人。一名男性控告者在法庭上举出了这一段流言蜚语,以便向完全由男性组成的审判团展示阿里斯托格伊同的恶劣品格。以此观之,女性的流言蜚语足以有效地对法庭上的对手实施毁谤、贬低其品格——一名地位低下、无法诉诸法定报复形式的女性,是可以通过流言蜚语来实现某种形式的复仇的。
另一女性在法庭上运用流言蜚语的案例,来自吕西亚斯演说辞里的第一篇《论伊拉托斯提尼被害案》(Lysias 1 On the Murder of Eratosthenes)。在这场演说里,被告人欧斐里托斯(Euphiletus)声称自己杀死伊拉托斯提尼的行为是合法的,理由是他与自家妻子通奸被抓了现行。欧斐里托斯讲了一个故事,称有一个老女人来到他家旁边找到他,向他告知了妻子与伊拉托斯提尼通奸的事。这个故事一方面凸显了欧斐里托斯自称的无辜性质,即他需要某个人明确地向他指出妻子的不忠,另一方面则证明了伊拉托斯提尼的骇人(appalling)行为,依照老女人的描述,此人乃是一个通奸的惯犯。
按欧斐里托斯的说法,老女人并非自己主动前来,而是某个被伊拉托斯提尼甩掉(jilted)的情人派来的。在编排这一部分的演说辞时,吕西亚斯运用了古希腊文学中与复仇行动有关的一些典型词汇,他将被抛弃的女人描述为愤怒且对其前任有敌意的,因其前任的行为而蒙受冤屈。据此可以推论,这个女人有意地借助了流言蜚语,以传播伊拉斯托提尼与欧斐里托斯之妻私通一事,进而对某个有能力对伊拉斯托提尼采取对抗性措施的人——无论是透过官方司法渠道还是凭借一己之力——加以提醒。一个既无适当手段来报复此等冤屈、也无足够武力来对抗仇家的女人,可以借助她所拥有的言辞(speech)之力来实现复仇。
雅典人对精心策划街谈巷议来攻讦敌手的行为十分熟悉,他们也会在修辞中小心地借用流言蜚语来中伤其法庭上的对手。流言蜚语不仅为女性在司法诉讼中所运用,也广泛存在于社会底层群体中,这表明雅典人对流言蜚语的源头本身没有歧视,更能借助多种形式的街谈巷议来击败自己的仇家。精心策划的流言蜚语,对于无法依靠正式司法渠道的女人、非公民或奴隶来说,乃是协助其完成对某些一度令自己蒙冤之人的复仇的一件利器。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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