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枫

“哐当哐当”，火车气喘吁吁吐着一串白烟，缓慢驶离月台。

许是额外驮着太多人的思念，严重负载，再加上已迈入迟暮之年，前行的节奏很容易教人误以为是“依依不舍”。要不然送父亲上火车，六岁的我不会把眼睛哭得像对灯笼椒，惹路人侧目。

那是1987年的初春，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别离”，也第一次见到了拖着长长躯体的庞然大物——火车，绿皮的。我恨它，它把我的父亲带走了，虽然我平日里淘气没少挨父亲揍，但我很是舍不得。

这是个小站，火车只停留三分钟，母亲说父亲要坐上一天才能到宜昌。绿皮火车像是遭了劫持落下后遗症的重病患者，随着“嗤”地一声停下，魂儿恐是被溅得都四散了。父亲扛着蛇皮袋子挤上了火车，母亲牵着我紧跟父亲的背影在月台上挪动，好几次跟丢了又追上，车里车外到处是人。父亲找到座位跟我们挥手，“回去吧，别冻感冒了。平儿，听你妈的话，爸爸过年回来给你带你一直想要的口琴……”我冲父亲直点头，父亲笑着，我哭着，母亲使劲地在挥手。

“呜……”绿皮火车像只懒洋洋的公鸡扯着老嗓叫了一声，“嗤嗤”地吐着白烟上路了，渐渐离开我们的视线，我的耳畔还一直“哐当哐当”作响。雪无声地落着，我和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出奇得无话，母亲也低沉得缄默，耳畔只传来脚落下去的“咯吱”声。

等到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是在距离我第一次见到绿皮火车的十多年后。那是1999年的晚秋，我十八岁，高中毕业三个月后入伍参军。晚上十点多钟的火车，从湖北孝感开往北京西，二十个小时。母亲同几十位新兵家长，一路从县武装部跟着赶到孝感火车站。天凉了，呵气成雾，路上结了一层霜，我催母亲快些回去。其他新兵也在催他们的亲人回家，没有人离开。

等待上车的那段时辰，慢得简直像蜗牛在爬行，我的心随着秒针一阵紧似一阵“扑通”跳着，额头鼻尖直渗汗。到点了，带兵的人一声号令：“起立！”准备进站上车，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过检票口时，瞄了母亲一眼，母亲笑着跟我挥手，我点了点头，随着前行的队伍消失在候车室里。

绿皮火车启动了，“嗤”地一声，听起来就像人的叹息。月台上晕黄的路灯被阴冷的雾气裹挟着，愈发朦胧得难以捉摸。被安排在靠窗位置坐下，我与战友们齐刷刷地望向候车室方向，雾气太浓，没有说“再见”，我们就北上了，“不舍”——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窗外漆黑，只能辨识到山峦和树木的轮廓，火车“哐当哐当”奔驰着，我的心也跟着这节奏忽高忽低忽慢忽快。前方的路，一无所知，临行前，跟爸妈保证一定在部队干出点名堂来，我真的能做到吗？车厢里静寂得能够听到心跳，一个个若有所思地靠在椅背上，无人入眠。

别离，如同车窗外弥漫的黑，防不胜防就笼罩住人的心，一直强忍着说要像个男子汉，可心里早已湿漉漉地淋着雨。

2002年晚秋，我从驻华使馆哨兵岗位上退下来，被选拔到部队机关宣传科担任新闻报道员。同年腊月，我坐上了从北京西开往湖北广水的绿皮火车，那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回乡探亲。

乡心才动，已云山千迭。火车“嗤”地一声，像个预备起跑的老年人“呜呜……”地吼了一嗓，跑动了，我的心“突突”直跳。一别三年，十八个小时后就能到家了。没抢到坐票，站着，也无有不好。

车厢里被塞得满满当当，乘客们操着各地方言，像嘈杂的微型集市。我左移右挪到车厢中部，寻了处搁皮箱的位置，刚喘了口气，一个女孩满脸通红地拎着行李挤了过来，我帮她放行李，她很是感激，跟我面对面靠在过道中间。这才上下打量了她一番，那双眼睛深淡而远，如同窗外忽隐忽现的山峦，腮颊粉艳艳的，仿佛她的人打哪儿经过，那一段距离内的空气也被染上喜庆的红。

车过郑州，窗外落起了雪，“好美！”她指给我看，路灯下，雪花纷飞，像撒碎的鹅毛，像撕碎的棉絮，隔着一层玻璃，雪仿佛在她的眉间额际淅淅溶溶。喜悦打我心底快要泼溅出来，车厢里的拥塞与窒息感也奇怪般地消隐了，但是燥热如野火般慢慢在灼烧，望向她，我的心“咚！咚！”快要爆炸了……凌晨过后，车厢内依然满是人间的欢喜，那情境很像十年后我看法国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里的某个桥段，“就像在梦中，就像置身一个雪堆里，就像正在体验可卡因造成的雪崩”。凌晨三点多，车厢内鼾声如鼓，腿站得肿胀发麻，不管了，我们一骨碌钻到座位底下蜷缩着躺下，“哐当哐当”火车撵着铁轨制造的声响清晰可闻，“聚散是天意，但亲的只是亲，虽聚散亦可不介意。”有这一路风光与相遇，便可自成景致的。

曾经伴随着我们每一次离别与归来的“绿皮火车”，早已退到时光底部最安静的角落长眠。有时候，坐在快如闪电的高铁上，我还会偶尔想起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慢悠悠穿过的那些山峦和原野，想起某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乘客，以及车厢里操着南腔北调的人间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