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民歌？每次春节晚会，一轮到民歌手上台我就躲出去抽烟，一看见他们身穿民族服装在台上咿咿呀呀我就恶心。”爱好美国民歌的袁越把自己的兴趣告诉身边的朋友时，常常听到这种反应。民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经历过好几次复兴，至今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可是在中国，至少在袁越写作《来自民间的叛逆》一书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歌在年轻人眼中已经成为了“保守、俗气、粉饰太平的同义词”。

《来自民间的叛逆》书写的是美国的民歌历史，记录了上百个民歌手的经历，在读库推出这本书的第三版之际，本书作者、《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土摩托”袁越接受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他从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毕业之后，于1992年赴美读书，在朋友推荐下开始听鲍勃·迪伦，从此喜欢上了美国民歌，并开始搜集CD和阅读相关书籍，在2001年出版了《来自民间的叛逆》第一版。袁越告诉记者，中国人普遍认为民歌太俗，是因为那时中国官方的民歌都是以“被固化了的民族唱法”演唱的，很多所谓的“民歌”其实并没有群众的基础，也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是为了响应某些号召而进行的创作，因此不会受到大众的喜爱。在《来自民间的叛逆》一书中，他梳理了美国民歌的发展历程，并希望从中思考中国民歌的前途所在。

国家扶持：把民歌当成活生生的、有现实意义的音乐形式

过去的美国民歌搜集者走学院派路线，他们鄙视商业化，写出来的书内容深奥而复杂，袁越引用评论称，那时候的搜集者“把民歌从一个坟墓——农村里挖出来，再埋到另一个坟墓——图书馆里去”。但是，《来自民间的叛逆》提到，这样的情况到民歌收集者约翰·洛马克斯（John Lomax）那里发生了改变。在1907年之后，洛马克斯一边在德克萨斯大学教书，一边在德克萨斯收集民歌。1910年，他把搜集到的民歌编写成了一本书《牛仔歌曲和其他边远地区民谣》，引起学界轰动。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此举激励更多学者投身到了民歌研究当中。1932年，洛马克斯成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附属的民歌档案馆的馆长，当时他的工资不过是象征性的1美元，但是可以利用从国会图书馆申请到的经费搜集民歌。

袁越告诉界面文化，美国的商业音乐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美国，很多民间音乐人反对培养歌星，反对音乐产业，反对到处打榜走穴的形式。但是，在1929年至1933年之间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当中，商业化的美国流行歌曲市场垮掉，民歌成为了穷人的精神支柱。时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一位民歌爱好者，他想要利用民歌来宣传爱国主义，来给民众提供感情寄托。袁越指出，罗斯福对待民歌的心态符合当时民俗研究领域的“功能主义”，即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民俗和文化都有其实用价值。所以，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民歌研究者们不再把民歌当做古董放入坟墓，而是把民歌当成活生生的、有现实意义的音乐形式。

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1933年，罗斯福上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罗斯福新政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政府机构也获得了大量的拨款。在193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附属的民歌档案馆第一次得到了政府拨款，有了足够的资金开展工作。此时，约翰·洛马克斯的儿子艾伦·洛马克斯成为了新馆的第一名全职雇员，在他的带领之下，民歌档案馆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歌采集活动。工作人员不但深入南方山区采集民歌，也去到中西部农民聚居的地区进行民歌采集，据《来自民间的叛逆》记载，光艾伦·洛马克斯一个人就录制了700多张唱片。

在经济大萧条之中，资本家把负担转嫁到了工人们的头上，同情劳工、同情穷人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少民歌手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后来成为鲍勃·迪伦偶像的美国民歌大师伍迪·格里思（Woody Guthrie）就在他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不会去唱那些富婆的第九次离婚或者某人莫名其妙的第十个老婆，我没时间唱这些东西，即使有人每周付我十万块我也不唱。我只唱那些普通的人们，他们干着别人眼中琐碎和肮脏的艰苦工作，我只唱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对于穷人来说，讲真话的民歌则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精神支柱。袁越在书中写道，当时美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失业的工人农民到杂货店里总是要买三件东西：一条面包、一磅黄油、一张吉米·罗杰斯（Jimmie Rodgers，美国乡村音乐之父）的唱片。如此看来，在经济大萧条之中，民歌已经成为了普通人心中重要的精神食粮，它们已经从农村走出来，成为了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形式。

投入市场：“我早就商业化了，否则你不可能听到我的音乐”

进入冷战时代之后，美国的政治形势陡转直下，全国上下反共热情高涨，“左派”音乐人不再受到欢迎。民歌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就发现自己的演出受到了很多阻挠。他原本一直坚持反对商业化、坚持只在左派工会集会上演出，但随着演出机会越来越少，生活陷入窘境，他终于决定改变过去“唯政治化”的原则，把自己的民歌投入到市场当中，和其他的歌手同行进行竞争。

1949年圣诞节前，皮特·西格带着他的“织布工”乐队（the Weavers）来到了著名的“前卫村”酒吧，他们演唱了比较非政治化的美国民歌以及外国民歌。随后，在艾伦·洛马克斯的帮助下，一篇乐评文章刊登了出来，这篇文章称：“当我听见美国在歌唱时，‘织布工’一定在那里。”这篇带有宣传色彩的文章吸引了不少听众、记者，也吸引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50年，“织布工”的第一张单曲唱片面世，并成为了美国流行音乐史上到那时为止销量最大的唱片。各种广告商也蜂拥而至，邀请“织布工”为他们做广告。

袁越看到，“织布工”的成功背后，还有商业动机在发挥作用。当时正是美国广播业受到电视业冲击之时，电视上流行的是百老汇式的歌舞，场面宏大热闹，但题材单一，长久接触这一形式会使人心生厌倦。但“织布机”的音乐配器简单清新，让人耳目一新，正适合广播电台播放，于是便被广播电台大规模使用，以挑战霸道的电视行业。可见，在商业化的过程当中，不论是乐队本身、唱片公司还是广播电台，都获利颇丰，但获益者同时也必须付出商业化的代价。美国版权法规定，唱片商要将很大一部分利润分给词曲作者，作为版权费。而因为“织布工”的很多歌是过去的民歌，词曲作者不明或者已经去世多时，这让公司得以省下大量版权费。

好景不长，“织布工”因过去的左翼背景而在麦卡锡时代遭到了封杀，不过，由他们开启的民歌大规模的商业化转型却对后继者影响巨大。例如，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歌复兴运动，是以“金斯顿三重唱”一张专辑销量近四百万张而掀起的。而民歌的后继者，无论是琼·贝兹，还是鲍勃·迪伦，都是在商业化的运作之下才为人所熟知的。

在袁越看来，民歌的发展必须借助商业化。“商业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只要不被商业化牵着鼻子走就行。”他还指出，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商业化，来宣传和推广优秀的作品。显然，皮特·西格也意识到了商业化为民歌发展打开通往大众之门的重要作用。所以后来，每当有人称赞他未受商业化浸染之时，曾经打入商业音乐市场、当过“歌星”的西格便会这样回答：“我早就商业化了，否则你不可能听到我的音乐。”

反叛精神：商业音乐市场之外的东西都可以叫做民歌

“在那个年代，美国年轻人都在听、在唱民歌，但我没有看到中国民歌现代化成功的案例。”袁越告诉界面文化，在中国，狭义的、地方性的“民歌”的存在范围都比较小，“比如西北有一点儿西北风，其他地方有一点儿别的山歌，但都是非常孤立的现象，”而且由于方言的存在，这些“民歌”很难让其他地区的普通人产生共鸣。袁越认为，其实，中国真正和西方不一样的民间音乐是戏曲，因为戏曲才是100年前普通中国人的听觉体验。可是“戏曲要有表演，并且有很多方言的问题，不方便在全中国传播”，而且，戏曲的现代化也成问题，“还是都在演帝王将相、演古代的故事。而且民族乐器也只不过是披了一张民歌的皮，却没有民歌的魂。”

地方戏曲的复兴、中国民间乐器的使用，在袁越看来都无法带来中国民歌的复兴。他认为，美国民歌之所以影响至今、无可替代，是因为美国民歌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民歌手们用旧瓶子装了新酒，用过去的形式装了现代的内容。”美国民歌能够繁荣下去，因为它永远在反映时代变迁，唱出了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并且能够和其他的音乐形式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民歌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民歌在商业化的积极运作下传播到全美国去了，美国的年轻人都在听。虽然不如猫王那么流行，也是相当流行的。”在他看来，对于民歌而言，自上而下的硬性摊派不会奏效，民歌只有借助商业化才能够获得新生。

袁越更进一步谈到，民歌不仅需要现代化和商业化，更需要叛逆的精神。不论是西格、格里思等左派歌手支持共产主义，还是60年代鲍勃·迪伦用民歌挑战冷战政策，或是80年代民歌手们反对纸醉金迷的流行音乐，民歌一直站在老百姓一边，反对流行的价值观，和大唱片公司贩卖的流行歌曲唱反调，也和愚民政策唱反调。民歌可以唱出和主流不同的新声，也因叛逆的精神吸引了青少年的兴趣。

歌手苏阳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对中国民歌的未来做出了比较悲观的判断：“农民不种地了哪来的民歌，民歌消亡的趋势谁也改变不了。”但是袁越并不认为种地的农民变少会导致民歌的消亡，因为广义上的“民歌”不一定要来自农民。“美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但他们的民歌依然得到了发展。工人唱的不是民歌吗？小城镇的人唱的不是民歌吗？移民唱的不可以是民歌吗？其实，和电台里播的主流音乐不一样的，都可以叫做民歌。”

在这个意义上，民歌的概念可以很宽泛——商业音乐市场之外的东西都可以叫做民歌。袁越对我们说，如今听众接触得最多的音乐人可能就是选秀歌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有一个人和这个不同，并且有自己的一帮粉丝，那就符合我对民歌的定义——来自民间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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