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今天的国际家庭日，庄亚儿这大半年都“忙得不得了”。 作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评估数据部部长，她在去年10月便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卫计委”）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委托，带领50余人走访覆盖中国31个省的32494个家庭，使用调查问卷方式来记录中国家庭及其成员在经济、社会、健康、保障、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并进行数据汇总分析。

而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庄亚儿的团队只有四个月时间。“今年2月份做完调查，我们便开始马不停蹄地把数据进行快速录入、整理及汇总分析。根据家庭司的指示，为迎接 5·15国际家庭日，我们要赶在这之前上交一份完整的报告。”庄亚儿向界面新闻记者说，仅用3个月的时间无法对海量的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下一步还将组织其他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来共同分析调查数据。

庄亚儿所说的报告全名为《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下称“《报告》”），已在5月13日的国家卫计委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发布。此次调查被卫计委家庭司司长王海东称为“中国首次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查”。

据界面新闻得到的该《报告》样书显示，此《报告》共分八章，包括“家庭与婚姻、家庭经济、健康与医疗卫生服务、家庭内部支持、计划生育家庭、城镇化进程中的家庭、家庭发展外部支持、结论与政策建议”等部分，重点关注计划生育家庭、流动家庭和农村留守家庭。

有关中国家庭收入的章节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报告》统计，“农村家庭年均收入为49,497元，城镇家庭年均收入为88,683元，城镇家庭年收入是农村家庭的1.8倍。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19，566元，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为36,522元，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农村家庭的近1.9倍。”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三大收入来源均为工资性收入、生产和经营性收入、退休和养老金，但是构成比例具有明显差异。

界面新闻通过比较后发现，卫计委所调查得出的城乡家庭年收入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差距数值低于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9倍。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实际同比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6635元，增长10.3%；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实际同比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9497元，增长12.7%。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

针对上述数据的差别，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分析称，“这需要具体比较两大政府机构所采取的数据抽样方法、调查过程及问卷内容。”甘犁认为，通常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有权威性，而卫计委所做出的“城乡家庭收入差距较大”的结论并不严谨，因为它所调查的城乡收入差距数值比其他部门和机构调查的都要小。”

卫计委主导的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9745元，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份额为2.9%；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年均收入为189519元，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份额为55.3%，是最低的20%家庭的19倍。

在甘犁看来，“收入最高的20%家庭年均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份额为55.3%”是可以接受的，和他一直所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关于‘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年均收入是最低的20%家庭的19倍’说法，卫计委需要说清楚更多的细节。”甘犁分析称，在抽样调查数据中，无一例外，最低收入人群里有相当一部分当年是负收入，大多因为经营工商业亏本或投资失败。他们不能算穷人，但他们的负值会把均值拉低。

“不能比均值，应该比分位数。低收入的人并不一定代表穷人，炒股失败了，但是他还有资产。资产和收入都低的才是穷人。”甘犁说。

不论此次调查的数据本身精准性如何，中国家庭收入差距明显已成为不可忽略的社会问题。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6日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曾公开表示，未来几年，中国的收入差距可能仍会处在高位徘徊状态，既不会出现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

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教育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家庭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甘犁分析称，“这个现实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发展。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体制内因素是造成家庭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李实曾公开表示，中国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运行，中国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政府在某些领域对市场干预，容易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目前仍存在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

“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们普遍难以接受。如阶层固化、流动性不够，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均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分析称。

至今仍在四川乐山开展“家庭振兴计划”的甘犁则分析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严重的内需疲软、消费不足问题。他说：“我们调查得出，中国40%的人没有存钱，大量的存款是富人存的，这种情况下刺激内需是刺激不起来的，必须要解决收入分配，要让穷人收入高一些，把钱花出去。”（家庭振兴计划：提供收入补贴，按照人均收入发放补贴，补贴随收入变化。退休工资超过1200元的老人不纳入补贴计划。）

甘犁认为，收入分配政策是最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政策。短期来看，中国政府有足够财力通过实施转移支付政策来降低收入差距，也存在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政策。长期而言，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减少机会不均来降低收入差距。

“转移支付就是要把钱转移到相对贫穷的老百姓的钱身上，这个怎么做？要通过比较激励相融的方式，不能说只给钱不干活。”甘犁说。

公开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在拿出大量财政支出用于转移支付用于贫困群体后，本国基尼系数会出现明显下降。

李实曾在《光明日报》撰文称，中国经济新常态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大机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中国亟待建立全社会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中国更应该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助于经济新常态的稳定性。在经济新常态下，不能以保持经济增长为借口，延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减轻改革的力度。

此外，由卫计委所做的家庭追踪调查还显示，全国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4%，其中农村家庭居民平均恩格尔系数为40.9%，城镇家庭居民平均恩格尔系数为39.7%,城镇比农村低1.2个百分点，总体相差不大。

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最简单、直接并且稳健的指标。生活水平高恩格尔系数就低，生活水平低恩格尔系数就高。

卫计委调查还发现，“食品、医疗保健和人情往来”支出是中国城乡家庭消费最大的三部分，共占家庭消费的57.0%。相较之下，农村的旅游消费、衣着服装、房贷、通信通讯、教育等比重略低于城镇，而农村的烟酒、医疗保健、生产经营、人情往来的比重高于城镇。在农村，人情往来的费用已经占据消费支出的十分之一。

《报告》还专门用一章来分析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得出的结论显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计划生育家庭在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势比城镇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