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特·菲利克斯（Mort Felix）说他名字的拉丁语意思是“欢乐的死亡”。他在染上流感时，会开玩笑地提醒妻子，要在他的临终病床前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但到了2012年，当他妻子的生命在77岁结束时，他躺在加州伯克利家中的书房里，深受癌症所扰，意识因为吗啡而混乱不清。他对音乐不再有兴趣，并拒绝进食。直到三周后，他也离开了人世。

“够了，”他对苏珊说，“谢谢你，我爱你，这就够了。”当苏珊第二天下楼时，她发现菲利克斯已经去世了。

在菲利克斯生命的最后三周时间里，他说了很多话。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也写了一辈子的诗歌。虽然他临终前的话语并非都有逻辑，但我们还是能看出他对语言的注意。“‘悲伤’（sorrow）这个单词中有许多so，”他说，“把我从这里放出去吧。”他还说过，“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形态。”让他的家人更惊讶的是，菲利克斯这位终身的无神论者，居然开始出现有关天使的幻觉，并抱怨明明空无一人的房间太过拥挤。

菲利克斯53岁的女儿丽莎·斯玛特（Lisa Smartt）记录了他临终前的言辞，在他的病床边把它们一点点记载下来。斯玛特上世纪80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语言学，工作是教授成年人读写。她说，记录下父亲临终前的话语，对她来说是消化父亲即将不久于人世的一种方式。她也算是一位诗人（小时候她以一便士的价格卖出过三首诗，就像其他小孩卖柠檬水一样），她欣赏父亲语言中没有联系的句法规则和超现实的意象。斯玛特想知道这些记录是否有任何学术价值，最终她在2017年初出版了《弥留之语》（Words on the Threshold），分析了181位将死之人的2000个句子中的语言学模式，其中也包括她的父亲。

尽管这本书不够全面，但它独一无二，这是我在试图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试图了解人们死前的说话方式时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我知道有作品收集了一些优雅又明确的“临终遗言”，但这些显然不能展示将死之人的语言学能力。确实很少有人收集这些语言学模式，并试图从中得到某种科学发现，最近的研究由1921年美国人类学家阿瑟·麦克唐纳（Arthur MacDonald）完成。

为了研究“人们死前的精神状况”，麦克唐纳检索了那时唯一的语料库——临终遗言选集，把其中的人按职业分为十类（政治家、哲学家、诗人等），把他们的遗言分别编码成讽刺、幽默、满足等等。麦克唐纳发现，军人“有更多的要求、指示和忠告”，哲学家（包括数学家、教育工作者）“有更多的问题、答案和感慨”，宗教工作者和皇室成员用最多的词来表达他们的满意和不满，艺术家和科学家用词最少。

麦克唐纳的研究“似乎是唯一一个量化研究临终遗言的尝试，结果很有意思”，德国学者卡尔·古斯克（Karl Guthke）在研究西方文化对临终遗言的长久痴迷的著作《临终遗言》（Last Words）中评价道。麦克唐纳主要在研究中指出，我们需要更多人们临终时的语言和非语言数据。卡尔·古斯克在书中一直强调的一点是，17世纪以来多种语言的记录显示，临终遗言代表着一个时代对死亡的担心和迷恋，而不是“有记录意义的史实”——临终遗言并不能告诉我们太多关于临终之人真实交流能力的信息。

一些现代研究转而把重点放在了情绪和人际关系上。养老院护士玛姬·克拉兰（Maggie Callanan）和派翠西亚·克莉（Patricia Kelley）出版于1992年的《最后的拥抱》、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传播学者莫琳·基利（Maureen Keeley）和洪堡州立大学荣誉教授朱莉·迎灵（Julie Yingling）出版于2007年的《最后的对话》（Final Conversations）旨在让活着的人更加有效地去和临终者进行重要的、有意义的对话。上世纪人们对临终遗言的关注，让当代学者有空间对临终的对话乃至非对话的互动进行研究。“随着临终者越来越虚弱，与他人的交流通常会很微妙，”克拉兰和克莉写道，“即使人们虚弱到不能开口讲话，甚至失去了意识，但他们仍然能够听到。听觉是人们临终之前最后失去的知觉。”

在乔治·H·W·布什去世后不久，我和莫琳·基利短暂地聊过。布什的临终遗言（据说他对儿子小布什说了“我也爱你”）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报道，但基利认为，报道应该全面地提到完整的对话（小布什先说了“我爱你”），以及布什此前与家庭成员的其他对话。

在临终时，基利说，主要的互动都是非语言式的，因为身体机能已经停滞，临终者也没有身体力量和肺容量去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临终者只能悄声说出简短、单个的词语。”基利说。药物、口干和牙齿脱落也会对沟通产生限制。她也指出，家人通常会利用病人的昏迷状态去表达他们对临终者的情绪，而临终者并不能打断或表达反对。

许多人在沉默中去世，尤其是当他们患有晚期痴呆症或阿兹海默症时，这些病症早就剥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对那些还有语言能力的人来说，他们的临终遗言也都大同小异。我从一位医生那里听说，人们经常会说，“噢，妈的，妈的。”一般情况下，他们会提到妻子、丈夫、孩子们的名字。“一位在养老院工作的护士告诉我，人们死前的遗言都差不多，”哈乔·舒马赫（Hajo Schumacher）在《明镜周刊》九月刊上发表文章称，“至少每个人最后都在喊‘妈妈’。”

这种互动仍然让我着迷不已，也许是因为遗言变成书面记录后，其中人际交流的温度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语言学朋友曾在祖母临终的病榻前念着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看向他，然后去世了。但这样的简单描述，省略掉的是他给我讲这个故事时的沉默和停顿，是他眼睛中的颤抖。但学术研究中很少会对临终遗言和互动时的状态进行基本的描述。最具语言学研究意义的细节存在于谵语状态中，这时，人们通常会失去意识、不能组织语言、感到心神不宁、无法进行社交互动。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在手术后有可能陷入谵语状态，也是临终时的常见情况，通常是脱水和麻醉过量的标志。谵语状态非常常见，新西兰精神疾病专家桑迪·麦克劳德（Sandy McLeod）写道，“如果病人在恶性病的最后阶段还能保持清醒的精神状态，这几乎可以算是特例了。”半数从术后谵语状态恢复的人还能记得那种神志不清的可怕经历。一则瑞典研究中提到了一位病人的回忆，“手术之后，我确实觉得很累……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只记得一切都变得雾蒙蒙的……轮廓变得不再清晰。”有多少人在死前也是这种状态？我们只能猜测了。

几十年来针对儿童、婴儿、子宫中胚胎的不少研究，让我们已经对语言的开始有所了解，但如果你想要了解语言是如何结束的，基本很难找到相关的信息，除非你痛苦地获得了一手的体验。

在父亲死后，丽莎·斯玛特对她听到的遗言有着无限的问题。她开始联系研究生院，想要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临终遗言。遭到拒绝后，她开始独自采访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成员和医疗工作人员。这让她得以和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合作。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因其1975年关于“濒死体验”的畅销书《死后的世界》闻名。他一直对“死亡过程中无法解释的事情”感兴趣，并为丽莎·斯玛特写作《弥留之语》提供了帮助，最终，她根据父亲的临终遗言以及通过网站“临终遗言计划”（Final Words Project）收集到的信息写成了这本书。她注意到的一个常见的模式，是他父亲菲利克斯用了很多类似“它”和“这”的代词，却明显没有具体的指代对象。有一次他说，“我想要实现这些事……我不知道……不应该受到约束了。”“这些事”到底指代什么？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空间感。“我得往下走到那里去，我必须得往下走。”他说，尽管他下方什么也没有。

父亲还会无意义地重复单词和短语。“绿色维度！绿色维度！”（患有痴呆症、经历谵语状态的人说话时都经常重复）丽莎·斯玛特发现这种重复通常要表达的是感谢或不想死。但有时候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话题，比如循环、数字和动作。“我必须要放弃、放弃、放弃这种生活。”菲利克斯说。

斯玛特表示，最令她感到惊讶的，是人们的言语似乎会在几天之内进一步展开。一名男士前几天还在说一辆停在车站内的火车，几天之后就说起火车正在维修，几周之后就说起火车正在向北行驶。“如果你在房间里走走，就会听到你爱的人在说‘噢，我的床边站着一盒香槟’，这听上去就像是某种幻觉，”斯玛特说，“但随着时间推进，你看到他穿的衣服、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他所说的确实是有故事的。”她认为记录这些故事可能会对临床治疗有用，尤其是当故事变得越来越确切时，这反映的或许是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了。

在《最后的拥抱》中，养老院护士克拉兰和克莉写道，“临终者经常会用旅行作为比喻，来告诉他们身边的人自己快要死了。”他们在书中引用了一位17岁癌症患者的故事，她因为找不到地图而忧心忡忡。“如果我能找到地图，我就能回家了！地图呢？我想回家！”斯玛特也发现了这一类与旅行有关的比喻，不过她写道，临终者似乎整体来说都很喜欢使用比喻（但是，痴呆症和阿兹海默症患者很难理解比喻，研究其他文化中的死亡的人类学家也告诉我，旅行比喻并不是处处可见）。

临终遗言状态的基本描述不仅会增加我们对语言学的了解，也会对那些临终者本人、帮助临终者的人有益。专家告诉我，记录了详细改变的路线图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为他们提供一种掌控感，也能让人们了解如何更好地和临终者沟通。如果养老院的护士与他们需要照顾的病人来自不同的文化框架，那护士的训练中也理应囊括文化比喻中的不同之处。

随着人们的平均寿命逐渐延长，加上越来越多的死亡发生在养老院等机构中，临终沟通只会变得更重要。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会像其祖先一样，死得迅速而突然。在医学的发展和更全面的预防照料服务之下，人们更可能死于某种癌症、器官疾病（可能性最大的是心血管疾病），或者只是年龄到了。这样的死亡过程更慢更长，而且更可能发生在配备有相关医学专家的医院或养老院中。人们只有在能够交流的前提之下，才能参与进对自己照料方式的决定当中。对临终语言、临终交流的了解越多，病人就能够拥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研究临终语言和互动仍然是个挑战，一是因为关于死亡的文化禁忌，二是因为让科学家出现在临终者病榻边的伦理问题。专家也向我指出，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独特的，这种多样性使得科学研究没那么容易进行。

在现实中，医疗和照料的优先性是由医生决定的。“直接研究临终交流中的共性、行为很难得到允许，因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等机构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减少癌症病患的痛苦，例如改善保守疗法的沟通干涉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行为研究项目主任周文英（Wen-ying Sylvia Chou）说，她会对临终前医患交流的研究进行资金审查。

尽管斯玛特的书中也有问题（例如没有考虑药物等变量、怀着对死后生活的兴趣等），但这本书为建立临终语料库并寻找其中的共性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早年的儿童语言研究也有这样类似的第一步，19世纪的自然历史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查尔斯·达尔文）开始记录下他们的孩子的行为和语言，因此才有了这一研究领域（1877年，达尔文发表了一张儿子威廉的画像，记录他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类似的记录被称作“日记研究”，后来变得更为系统化，早期儿童语言的研究也不再只是研究小孩子说的第一个词。

“著名临终遗言”是浪漫化死亡的奠基石，错误地让人认为人们临终前说的话是清醒而又有意义的。“死亡的过程是极具重要性的，但这是一种不同的重要，”家庭保健机构“无畏美国”（Intrepid USA）的主管鲍勃·帕克（Bob Parker）说，“临终遗言并不是电影中的那样，那不是病人死的时候的样子。”我们已经开始理解，如果临终互动真的能够发生，它看上去和听上去都是非常不同的。

本文作者Michael Erard是一名非虚构作家、记者，著有《别了巴别塔》（Babel No More）一书。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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