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的到来改变了进校App此前野蛮生长的状态。合规或者转型，将成为此类产品所必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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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晓蕊
“为了孩子做作业要装七八款APP，几乎占了手机的‘半壁江山’。”夏敏抱怨道。
自三年前孩子进入小学开始，夏敏发现大部分作业都被放在了手机APP上完成，这完全颠覆了自己从前靠纸笔来学习的经验。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在少数。随着在线教育产业的发展，学习类产品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大量教育APP也开始进入校园，许多学生从入校开始就在经历“电子化”作业的时代。
根据第三方研究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中小学在线作业用户洞察报告》，66.2%的学生认为在线作业提升了学习兴趣，69.7%的教师认为在线作业平台提高了布置和检查作业的效率，但这一互联网时代的学习方式也存在着APP广告泛滥、游戏过多、涉黄等问题。
2019年初，教育部印发《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下称《通知》），开始对进校类APP进行规范，被资本屡屡下注的“公立校”赛道也即将面临洗牌。
进校类APP的普及源于在线教育的火热。作为在线教育里的细分赛道，进校类学习APP在2015年迎来了一轮融资热。“一起作业”（现更名为一起科技）公司创下当时在线教育融资记录的1亿美元D轮融资，让进校类APP开始成为被资本关注的热门赛道。
在此后的几年间，数十家创业公司相继获得了资本的垂青。2018年上半年，头部公司的融资额也越来越大。一起科技于3月完成了E轮2.5亿美元融资，作业盒子则在一个月后紧随其后拿到1亿美元C轮融资。
对于资本的看好，曾参与投资相关企业的投资经理张民对界面新闻解释道：“过去几年间，K12（小学至高中）人群商业价值空间在整个教育领域是最高的，进校类APP的模式能集中获取到大量K12人群，这是投资方乐于见到的。”
公立校由此成为了满是金子的高地。在进入学校的方式上，政策与地推成为了最主要的渠道。2012年，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将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作为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为教育产品进入校园提供了机会。来自苏州某中学的老师乔一向界面新闻表示，该学校普遍使用的产品“易加口语”就来自学校的统一安排。
地推则成为了更快也更有效的方式。作业盒子创始人刘夜在此前的融资发布会上曾提到，作业盒子早期团队靠10人的地推团队切入了公立校市场，目前作业盒子的地推团队已有300人。
在地推中，老师是最被企业看中的突破口。以免费的产品减少老师工作量，从而让老师自发的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产品，成为了此类产品的主要流量来源。一起科技官方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透露，其主要的宣传方式就是通过广告、学术会议、展览等方式让老师了解产品。
进入的学校数量，一度成为了评判企业发展速度最重要的指标。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11月，作业盒子用户数量达到约4000万，覆盖全国十万余所学校。一起科技官网的数据则显示，其已进入了31个省（市自治区）、363个城市、近12万余所学校，拥有超6000万注册用户。
与滴滴等互联网公司在前期的疯狂补贴一样，进校APP们所花费的巨额地推成本，只是实现商业闭环的必要基础。相比直接面向家长推广的在线教育公司，进入公立校所获得的流量在成本上甚至反而更低。
“（学习类APP）向公立学校提供免费产品，就是为了让学校尽可能的以班级为单位来使用。通过免费的产品将用户获取到平台上，后续再考虑通过平台上的其他功能来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张民说。
然而如同在线教育中大多数产品一样，在资本疯狂涌入的同时，监管的缺位也使市场上充满了各种乱象。暗藏低俗色情信息、内置网络游戏以及夹杂商业广告和诱导收费项目等问题逐渐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央视新闻频道在2018年10月的“作业APP乱象再调查”节目中曝光了一款名为“互动作业”APP，在其官方微信公号“作业小互”存在着大量不雅、性暗示的内容。此外，“互动作业”APP中包含了点歌台、爱微游、小互说等三个与学习无关的板块。
在微博等平台上，还有许多家长反映称，多数APP内都有暗含的收费项目，诱导学生通过收费项目进行内置游戏的“闯关”、“升级”。
一起科技官方在采访中告诉界面新闻，“互联网”与“教育”相结合的产品属性，使得学习类产品需要用顺应人性的方式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教育角度讲，通过一些方法让学生对学习感兴趣，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产品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从互联网角度来讲，需要通过产品功能来提升用户的粘性和使用动力，从而获得用户的认可。”一起科技相关负责人认为，部分产品误读了这一属性。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新闻表示，进校APP存在的问题是“有毒”、“泛滥”和“无监护”。“有毒”指部分APP本身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泛滥”指现有App名目繁多、鱼龙混杂，以帮助学生学习与教育信息化为名大举进入校园；“无监护”是指学生在使用APP时，家长和学校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有的APP运营商盯着这一漏洞，用低俗内容引诱学生在使用学习APP时花钱玩游戏。
针对良莠不齐的产品，去年4月国家“扫黄打非”部门发起保护未成年人的“护苗2018”行动，教育类APP首次被列为重点整治的对象。去年10月，央视重点曝光了包括“互动作业”“纳米盒”等一批违规APP，并对其责以关停处理。今年1月7日，扫黄打非办在年度总结中曝光了超过20个违规学习类APP。
熊丙奇认为，对于学习类APP的监管，应该严查以学习为名实为游戏的APP，注意区分学生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适度的玩益智游戏，与以学习为由头，主体是游戏的差别。这需要在对学习类APP进行监管时，组成专家委员会，审查APP中的内容。
如果之前的整治仅仅是对学习类APP的警示和规范，今年1月2日《通知》的印发的则对学习类APP的推广方式到商业模式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通知》中提出的对APP进校提出“凡进必审”以及未经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教师不得随意向学生推荐使用任何APP等细则，从政府和教师两个进校源头层面设置了监管屏障，加大了学习类APP进校的难度。在《通知》发布后，中央电化教育馆发文称，要求相关企业于2019年1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并重新上线。
“已经使用的学校短期内会有影响。”一起科技官方向界面新闻承认，监管会在短期内对APP的运营有所影响。但其表示，但从长期来看，政策是对优秀教育产品的鼓励和促进。
除了进校变得更难了以外，《通知》中明确要求“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不得向学生收费或由学生支付相关费用”，这使得此类APP的商业模式备受挑战。一起科技向界面新闻回应称，该规定使得单纯向学生收费、商业模式单一的进校APP都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熊丙奇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今后禁止进入校园的APP向学生收费，会使得此类企业经营规模的大幅缩水，迫使之前靠这种模式经营的APP转变经营模式。
对于未来学习类APP的发展，张民称目前资本仍在观望和等待政策是否会出台具体的良性引导策略。不过他认为该类产品依旧有两个方向可以实现商业价值：一类是向教育信息化产品转型，变成由公立学校或者教育主管部门直接支付费用来采购；另一些是与进校渠道脱钩，变成纯粹的面向用户的产品。
可以确定的是，监管的到来改变了进校APP此前野蛮生长的状态。合规或者转型，将成为此类产品所必须的选择。
在近期召开的“学习类APP发展与规范”座谈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装备与信息化处处长张权也明确提到，此次的《通知》要先管住进入校园的、老师和学校推荐的、跟学科密切相关的学习类APP，对于家长自主选择的APP，暂时没有涉及。同时，不限制学校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企业的产品。
同时熊丙奇建议，学习类APP应该立足市场竞争，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这会增加营销获客的成本，而且家长对没有进入校园的APP也不太信任，这要求APP要真正重视质量和服务。”熊丙奇谈到。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杨念鲁在“学习类APP发展与规范”座谈会上谈到，从政府服务的角度出发，在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同时，也要保护教育类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和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
目前不仅是中小学，大学也面临着APP使用泛滥的情况。在《通知》下发之后，不少大学生在微博评论区留言称：“什么时候轮到大学呢？”
（应采访者要求，张民，夏敏，乔一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