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近代化强国都不是无源之水，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现代文明，也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柳展雄
在人言言殊的近代中国，能让朝野各方达成共识的事件不多，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其中之一。孙文同盟会从中看到了社会变革、气象一新，康梁保皇党看到了君主权力的复兴，慈禧政府则羡慕东邻小邦富国强兵之神速。每个派别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各取所需。
这本《未完的明治维新》讲述了1864年到1880年的日本巨变，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合纵连横、波澜壮阔的明治维新画卷。作者坂野润治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著有《近代日本的构造》《昭和史的决定性瞬间》多部作品，堪称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中国人高度赞美明治维新，暗含了一种隐秘的心理：日本原是撮尔小邦，愚昧落后，和中华一样闭关锁国，只不过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善于学习西方，搭上顺风车发达起来。我大清放不下天朝上国的面子，学习西方的时候半推半就，所以才落后。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佩里黑船的一声炮响带来了明治维新，正统史家把维新描绘成开天辟地的划时代事件，仿佛日本的现代文明，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任何一个近代化强国都不是无源之水，中国历史学界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范式——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同样适于研究日本。如果佩里的黑船晚几年到，江户幕府是否能产生内部剧变，自发演变出资本主义？元禄年间（1688-1703年）的日本物质丰裕，不逊色于康乾盛世的中国。江户时代中后期，当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改革，旧制度显示了充分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第三次改革，即天保 （1830-1843年）改革时期，各藩的改制变革力度超过了幕政。明治变法的诸多措施源自于此次藩政改革，全民兵役制由长州藩首创，秩禄公债（武士下岗再就业的国家补贴）最早是土佐藩设计的，租税改正（土地自由买卖，以货币收税）也是西南几个藩率先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
江户幕府较之明治政府，更有资格符合孟德斯鸠的“混合宪制”（the mixed constitution）。德川家族的将军受各方制约，诸侯大名分割了他的土地，大阪商人握有他的钱袋，有民谚云“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名义上他还不是最高统治者，要臣服于崇高的天皇。
“混合宪制”束缚了幕府的身手，不能大刀阔斧地清除政治上的阻碍。在天保改革中，萨摩、长州作为小藩，很轻易地管制住辖境内的工商业，而且采取了赖账、查抄寺庙地产等不光彩的手段，最终攫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幕府跟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走上了另一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佩里黑船来航之后，幕府改革开放，打破了德川家康闭关锁国的祖训，放宽参觐交代制度，派遣出国留学生，建立西洋兵制，士兵们脱下和服，穿起西式军装，配备使用步枪火炮。庆应二年（公元1866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台，他是江户政权里的开明派，开启了一系列改良政策，清退尸位素餐的冗员，派弟弟去参加巴黎的世界博览会。
庆应改革的内容跟维新派主张的差不多，无非是兴办工厂，建设海军，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方针路线截然相反，佐幕派奉行经济自由化，撤销国内关卡，鼓励商业的流通，甚至有能力自行建造军舰。 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感叹：“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下层武士的革命。《剑桥日本史》曾举例，下关的货运商人白石昭一郎款待了400个倒幕志士，可是更多的町人（日语里町人的意思为商人）站在幕府那一边，江户每一项实业融资几乎都获得满足。
维新派和佐幕派的制度竞赛中，自由资本主义的效用厚积而薄发，统制经济立竿见影，短期内积累了强大的实力，但长远来看，长州、萨摩输掉竞赛的可能性很大。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各方面都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江户幕府不然，德川家的社稷江山仍然稳固。尽管遭遇财政危机，但政府还没到要破产的地步；尽管西南雄藩号召倒幕，但更多的大名处于中立阵营；尽管尊王攘夷学说传播，但将军仍受到尊敬，公卿们最激烈的想法，也不过是把德川庆喜降格为普通大名。
幕府控制的领地上，有全国土地最肥沃的关东平原和金融中心大阪，城市化程度也远高于各藩，江户的人口超过百万，是整个萨摩藩人口的15倍。在1867年第二次征伐长州失败之前，征夷大将军还没遭遇过败绩。即便在鸟羽伏见战役失败后，德川庆喜也没耗尽元气，本可以顽抗到底，由于将军本人厌倦政治，双方谈和，成全了“江户无血开城”的美事。
明治维新的剧本分为上下两部，前半部分是推翻旧制度（L'Ancien régime），后半部分是建设新国家。在传统史学叙事里，大反派幕府倒台，明治君臣上下同心，日本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维新诸豪杰们上台后迅速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过往学者划分派别，按照立宪路线分为德式和英式，或者按照出身阵营划分为长州和萨摩。坂野润治独出心裁，分出板垣退助（议会派）、木户孝允（立宪派）、西乡隆盛（强兵派）、大久保利通（富国派）四个阵营。
早期明治史就是四大派别争夺领导核心的党争史，“征韩论”、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各派别互相摩擦的产物，路线斗争最终在西南战争达到高潮，争议公开化，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1912年天灾人祸导致日本农村凋敝。各家报纸的头条标题透露悲观情绪，“丰年的歉收·国民新体验”（《中外新闻》），“悲惨的儿童”（《读卖新闻》），“景气好的是卖剩饭的”（《报知新闻》）。单看报纸，还以为这是民不聊生的幕末，其实这是明治天皇在位的最后一年。
从财政上来讲，明治政府昏招频出，失误连连。作为国策之一的“殖产兴业”，翻译成马克思的术语，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政府花大价钱开办一系列国企，投入高产出少，财政亏损由政府买单，失败轨迹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如出一辙。
幕末时期，长萨两藩厉行统制经济，获得实业上的成功，有着闭关锁国为前提。一旦质量更好的洋货涌入，本土的工业制成品将受到冲击。官营事业天然具有人浮于事的弊病，明治政府曾高度重视丝织业，民部省牵头主办了富岗制丝厂，办厂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让全国纺织业来观摩，推广新技术。为了展示全套设备，工厂的规模铺得很大，账目全是赤字。
在货币制度上，伊藤博文青睐金本位制，原因是这套制度为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基础。全盘西化者把金本位当作文明国家的象征，他们觉得只有像美国一样允许纸钞自由兑换本币，日本才能被称为文明国家，不顾本国长期通行银本位的实际状况。仓促改革后，货币混乱，黄金外流，政府不得不把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脱钩，阻止危机蔓延。
考虑到明治政权的财力远超历代，他们的失败更加不可原谅了。废藩置县后，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是幕府时代的四倍。大隈重信实行积极财政，使得政府的公债翻了四倍，达到2.5亿元。为了保持中央财政力量，富国派不惜开罪他们的阶级兄弟。大久保利通推行秩禄处分，也就是暂停发放武士阶层的现金补贴，把这笔钱转入公债。
农民受到的损失同样严重，明治政府实行地租改正，按地契价格确定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碰到经济不景气，米价下跌，官府照样能向农民收税。受苦于新的农业政策，和歌山茨城、三重、爱知、岐阜等县接连起义，明治前十年里，农民暴乱接近200起，超过了德川三百年农民暴乱的次数。产业界凋敝，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在财政上不啻于一场灾难。
在富国派眼里，改革的转型阵痛是值得承受的，只有获得超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西化改革。扩大财源甚至是当初倒幕的一大因素，德川幕府“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不能从民间增加税收，所以维新派要取而代之。
学者秦晖曾论述，明治维新是秦制代替周政的过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代替了松散软弱的幕藩体制。早在德川时期，太宰春台等儒者就意识到，日本比明清的吏治国家更接近于周代封建，江户“宛然三代之制”。
明治君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权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维新进程再往前推进，就是大众民主政治，那些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新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无代表不纳税”的论调。明治政府不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之所以显得比较进步，是因为草莽志士突破幕藩体制的束缚，荣升高位，酷似春秋时期的“陪臣执政”。
到了1870年代，维新功臣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木户孝允等立宪派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明治变法“三百诸侯举而其土地人民还纳，不然一新之名义不知在何”。他们的解决办法是，维持政权结构的保守根基，同时推行极其自由激进的政策。
明治革命（Meiji Revolution）废除了武士的特权，解放了町人阶层，承认切支丹（战国、江户时代对基督徒的称呼）的信仰自由，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武士废刀令等条律从提案到执行花费不到一周时间。三百年的旧制度化为灰烬。维新派试图证明，自己的上台不是普通的改朝换代，德川家康打败丰臣家族只是诸侯争霸，明治政府打败德川家族是历史的进步、人民的选择。
在文宣方面，维新派的成功更加显著，他们夸大改革的阻碍，营造了守旧势力顽固反动的假象。长期被认作为艰难的废藩置县，实际进程很顺利，大久保利通和板垣退助分别说服了各自的藩主，交出权柄，其他大名跟进。
德川时代的大名们，实权远远小于晚清的曾李诸位总督。在幕藩体制下，大名很难进入朝政中枢，地位上也不如公卿高贵，在版籍奉还后，大名能够入朝为官，还跟公卿一同列为华族。废藩置县诏书颁布的当天，伊藤博文根本不在乎此事，他的注意力放在大藏卿的人选上，给井上馨写信希望大隈重信能够获得任命。
笔墨最浓重的文宣污名化。则放在“最后的武士”之称的西乡隆盛身上。
西乡隆盛是维新诸位豪杰里最受大众欢迎的一位，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里渡边谦饰演的虚构角色，明显以他为历史原型。西南战争的败局，增添了一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剧色彩。
明治政府里威望最高的是西乡隆盛，官职最高的是三条实美，处理政务最多的是大久保利通。维新三杰的关系，如同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形成了一个集体领导的制度。
明治四年，实权人物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去欧美考察，太政大臣三条在维新成功后沉湎于美酒，不问政事，西乡隆盛猝然大权在握。无数野心家梦寐以求的权势，西乡隆盛在不经意间获得了。
根据立宪派的提议，内阁应该由维新功臣掌握，而各省厅应该交给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然而西乡隆盛不慕权势的天性，浪费了机遇，以致于实权落入事务官的手中。尤其是富国派代表、大藏卿大隈重信，时人把他比作中世纪日本的权臣平清盛，这相当于中国人称呼某位大臣为曹操、霍光。
如果说中华民国是假民国，那么日本则是假皇国，此时明治是象征意义的虚君，议会民主制尚未确立，一班官僚侵夺了天皇的权力。西乡隆盛的心情，只有辛亥年后的中国同盟会成员能理解，“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
由于西乡隆盛的名声过于显赫，大隈重信不方便直接对抗，就把他塑造成了有勇无谋的莽夫，说：“西乡是善于破坏的英雄，却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福泽谕吉代表了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观点：一方面抨击西乡隆盛的政治态度，他太迂腐，不识时务，开历史倒车；另一方面坚决捍卫他的荣誉，称赞他的美德，西乡是政府的牺牲品，值得同情，尤其是政敌对他的诽谤，让福泽谕吉感到愤怒。
坂野润治指出，西乡隆盛对改革的阻碍并不大，政府实行废刀令的时候，他袖手旁观。萨摩的武士划分为十个等级，西乡家排名倒数第二，他很难对这套制度抱有好感。西乡隆盛觉得武士失去特权其实是好事，能刺激他们下基层，跟群众打成一片，改变江户时代那种尸位素餐、骄奢淫逸的习气。
在召开国会的议题上，西乡同样积极赞成。真正的分歧在央地关系上，支持地方分权的西乡隆盛和中央集权的大久保利通，重演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路线之争，富国派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实行近代化改革，并极力推迟对台湾、朝鲜的征服。如果贸然发动战争，会流失金钱，最后反倒诱使英国进来经济侵略。
征韩论导致西乡隆盛下台，大久保利通实行“殖产兴业”，后果有目共睹。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街上到处能看到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儿童。大多数武士的就业状况不佳，“迅速陷入贫困者十之七、八”，失业者跟自由民权运动合流，发动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等一系列动乱，当西乡隆盛在萨摩发动叛乱的时候，民心在朝廷和起义者直接摇摆不定，鹿死谁手未可知。
萨摩军队之强盛，如果放在战国乱世，足以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争霸，然而在明治时代不足以跟全民服役的军队争斗。叛军在最强盛时，军力也不超过2.2万，而明治政府派来的第一批军队就有3.3万人。倒幕战争的性质是一群武士战胜另一群武士，西南战争则是全民战争，服役训练过的平民战胜了武士。
日本在三十年里走完了西方人在三百年里的近代化道路，因此萨摩武士从维新功臣沦落到乱臣贼子的速度格外快。美国的南方奴隶主集团从华盛顿、杰斐逊演变到罗伯特·李，历经了两三代人的时间，西乡隆盛有生之年就遭到了败局，他最终以富有浪漫主义的自杀结束一生。
死的西乡比活着的西乡更适合塑造历史形象，日本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下《坂上之云》等一系列小说，张扬明治时代乐观和进取改革精神。维新志士轻生死、好侠义的风尚，成为上佳的宣传材料，西乡隆盛本人就带有江湖豪侠色彩，他跟月照和尚的故事脍炙人口。
幕末镇压义士，萨摩藩主命令西乡逮捕月照，交给江户赔罪。忠义两难困境里的西乡隆盛，与月照泛舟于鹿儿岛湾。两人对吟对饮，相拥而泣，双双投海自尽。被船民捞上后，西乡获救，月照已溘然长逝。日本义士的皎洁操行激励了中国的同侪，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反扑，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赵氏孤儿的两位主角）、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司马辽太郎极力渲染英雄气概和革命罗曼司情愫，这系列小说把明治史写成了英雄人物的个人传奇，无意探讨金本位、通货膨胀、工业化。如果实在无法避开这类严肃议题，就采取和稀泥的手法，“西乡隆盛好心办好事，功过三七开”，“秩禄公债、租税改正的弊端，只是日本前进探索路途中的一段小挫折”，“明治是积极向上的的时代，只不过被昭和军阀引入法西斯歧途”。
其实两个时代是无法割裂开的，明治的全民皆兵演变成昭和的穷兵黩武，明治的殖产兴业演变成昭和的财阀干政，昭和年间的种种错误都能在明治时期找到祸根。坂野润治深入政治世界的内部，讲述了各个派别之间的博弈，使读者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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