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曲思翰

2018年11月27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Danny Danon对传媒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特朗普女婿、白宫高级顾问Jared Kushner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Jason Greenblatt的督导下研究一份着眼于最终解决巴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计划”。

截至目前，Danon表示以方不知该计划的详情，但估计将于2019年初，也就是以色列很可能提前举行的大选之前出台。

巴以冲突是世界上持续至今时间最长的未解决问题之一。

1947年，自己尚出生不久的联合国第一次划定了分割巴以双方的“绿线(Green Line)”。绿线将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之间的英国巴勒斯坦委任领地(Mandatory Palestine)一份为二，56%的土地被划给未来的犹太民族国家，而剩下的43%被分给了原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独立国家。当年，巴勒斯坦仅有三分一的人口是犹太人，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却在联合国方案下仅能掌握不到一半的领土。

这是一份双方都不满意的方案。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英国早就许诺在以色列建立犹太民族家园(Jewish homeland)，该宣言仅仅提及当地阿拉伯人的社会、文化权利，但却没有给保证阿拉伯人拥有一样的民族自决权。

而阿拉伯人则会追溯到前一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讯(Huessin-McMahon Correspondences)。在一连串的通信中，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为了将阿拉伯贵族拉入协约国，表示愿意在未来中东的阿拉伯人聚居区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放弃托管巴勒斯坦领土的前一天，时任犹太协会领袖、以色列的建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独立的犹太国家就此成立。第二天，邻近的、各怀鬼胎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在本国国内泛阿拉伯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对以色列宣战。

协调不畅、军事技术落后的阿拉伯国家在这场历时十个月的冲突中落败。但该战争定下了未来巴以之间谈判的基础——约旦和埃及各自控制了包括东耶路撒冷的约旦河西岸(West Bank)和加沙地带(Gaza Strip)。也导致了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失所，寄居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约旦更是赋予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以本国公民权，形同对其吞并。

1964年，阿拉伯联盟提出建立一个能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政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应运而生了。该组织明确提出将以武力斗争为手段“解放巴勒斯坦”。

1967年，六日战争(Six-Day War)爆发，以色列快速击败阿拉伯联军，从约旦、埃及手里夺取了剩余的巴勒斯坦，甚至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屡战屡败使巴勒斯坦人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可以为其伸张正义完全失望，居住在以控区和流亡约旦的大量巴勒斯坦人只能寄希望于巴解组织。巴解组织的壮大不仅仅使以色列头疼，也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对有着大量难民的约旦和黎巴嫩产生困扰。

1967-1970年间，以约旦为基地，巴解组织以“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袭扰对岸以控区。以色列也越过约旦河进入约旦领土意图剿灭巴解组织，在约旦军队的压力下才撤回。约旦不堪其扰，驱逐了巴解组织总部。自此，巴解组织前往黎巴嫩南部。

黎巴嫩因族群众多，认同混乱导致政治动荡。1975年起更陷入了内战。马龙派基督徒(Maronites)、逊尼派、什叶派、还有德鲁兹族(Druze)各自武装割据一方自卫乃至互相攻击。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不仅继续骚扰以色列北部边境，更卷入黎巴嫩国内纷扰的政治，主要代表了长期失语的黎巴嫩逊尼派。长期对黎巴嫩有所野心的叙利亚和想要稳定北部边界的以色列也在黎巴嫩互相资助代理人以竞争影响。

1982年，在没有得到美国全力支持的前提下，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意图打击巴解组织并扶植亲以的马龙派基督徒。在巴解组织迫于压力离开黎巴嫩后，以色列放任黎巴嫩基督徒武装进入贝鲁特郊区的阿拉伯难民营，随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在迁往突尼斯后，巴解组织便和住在以色列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联系。以色列曾期望，在没有巴解组织的干扰下，渐渐将住在辖区内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经济上建立联系会让其放弃独立梦想。可是，在长期经济不平等、没有独立国家的现状下，巴勒斯坦人在1987年掀起第一次大起义(First Intifada)。

1987年12月8日，以色列装甲运兵车在交通事故中压死了四名刚从以色列下班的巴勒斯坦平民。第二天，大批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和以色列民权组织以色列人权及公民权联盟(Israeli League for Human and Civil Rights)聚集在西耶路撒冷召开发布会抗议以色列当局。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也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抵制以色列民政当局。这场持续两年的运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居民被逮捕、受伤、死亡，也见证了伊斯兰组织哈马斯（Hamas）崛起。

在大起义中，约旦宣布放弃其对约旦河西岸长期宣称的主权。自此，巴以冲突的解决便只关于巴以双方，不再包括约旦。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首相拉宾(Rabin)同被认为代表巴勒斯坦民族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阿拉法特(Arafat)于美国华盛顿签署第一次奥斯陆协议(Olso I)。在互相承认1967年六日战争前以色列同当时分别占领的埃及和约旦之间边界的前提下，双方第一次承诺将走向“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

1994年开罗协议签署后，以色列将约旦河西岸分为区域A、B和C。在占约旦河西岸40%面积的区域A和B内，以色列将部分民事责任转交给由巴解组织控制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重回故土的巴解组织仅仅风光了一会儿，阿拉法特政权的专制、腐败倾向，加上其在哈马斯面前“亲以”的形象，使其渐渐不再受到巴勒斯坦人欢迎。

1995年后，两国方案鲜少出现进展，签署协议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也被反对协议的以色列右翼分子暗杀。1998年，以色列曾保证移交13%的区域C给巴勒斯坦人，然后其从2%的区域C撤军。随着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进程推进的速度非常不满，巴勒斯坦当局一方面不得不镇压意见人士，另一方面，受到公众压力的阿拉法特在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斡旋下，在戴维营(Camp David)再一次会见了以色列领导人，这次他的会面对象已经变成了巴拉克(Barak)。此次谈判中，在未来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 东耶路撒冷的地位、犹太居民点和在1948年成为难民的阿拉伯人回到以色列领土的权利——纷纷浮现。

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对巴以双方都有重要意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向世界宣布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首都。而以色列方面断然不愿吐出自己占领下的、国际公认的1967边界内的东耶路撒冷。大家对如何将耶路撒冷“中立化”抑或“国际化”莫衷一是。

以色列在其占领区的定居点更让人头大。在1999年，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居民点已有超过15万人口，不可能轻易放弃。虽然和1995年相比，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移民并没有大量增加。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移民人数却在近五年时间内成长了近五万人，甚至超过了东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难民的“回乡权(right to return)”相比上两点较容易达成妥协，但以色列坚持巴勒斯坦难民是自发离乡的而拒绝这一要求。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冲突中，以恐吓和暴力手段针对非德鲁兹人的阿拉伯人村庄，力图迫使他们逃离以色列。巴勒斯坦方坚持这一点，与其说是为了要回丢失的土地和财产，不如说是要以色列以某种方式道个歉。而这以方都拒绝。

会谈最终失败。第二次大起义在数月之内爆发，以色列重新占领了大片曾归还给巴勒斯坦当局的领土。“奥斯陆进程”无可避免地失败了。

2005年，沙龙(Ariel Sharon)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撤出饱受哈马斯袭扰的加沙地带。随之撤离的还有住在21个犹太定居点的8千名以色列公民。这批犹太人多为正统派人士，正统派对以色列政府的态度非常暧昧，虽然他们更倾向于“自然”地使“应许之地(Eretz Yisrael)”重新犹太化，但他们在定居点的安危以色列政府和军方是不会不管的。这次以色列当局清退定居点的过程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很多时候，以色列士兵不得不进入正统派定居者家里将人强拉出来，之后将居民点付之一炬。以色列政府还曾希望可以摧毁当地数个犹太会堂(synagogue)， 该计划在以色列最高法院阻止下未能成行，之后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进入居民点的巴勒斯坦人焚烧这些建筑。

加沙的撤离行动给以色列公众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让以色列政府对未来强制疏散定居点的行动抱有顾虑。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共有75万名以色列籍定居者，包含了民族-宗教移民和社会-经济移民。前者主要是正统派犹太教徒，而后者多是为了拿政府补贴而迁居定居点的犹太人。

次年，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哈马斯大赢。哈马斯和掌握巴勒斯坦当局的法塔赫(fatah)，也就是巴解组织的核心组织产生了矛盾。自此，巴勒斯坦被分为两个政治实体。他们和解的前景非常渺茫。

十多年来，在以色列的封锁下，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存活了下来，但是人口高达三百万的加沙地带在封锁中受到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十分困苦，而以色列军队依然可以随时以安全为借口越过边界以“控制(contain)”哈马斯的活动。

一个分裂的巴勒斯坦、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移民、一个对以色列一边倒的美国政府，这些因素都使得巴以冲突比以往更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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