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在中国政经格局中地位重要。

2014年，辽宁省GDP总量仅次于粤、苏、鲁、浙、豫、冀六省，居全国第七。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镇，辽宁省的领导班子也备受重视。现任总理李克强在出任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之前就是辽宁省委书记。除李克强外，还有李长春、任仲夷等多位曾任辽宁书记或省长的官员，后转任河南、广东等更大省份的一把手。

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出生于1956年。如无意外，将至少担任领导职务到2021年前后，晋升辽宁省委书记后，未来仕途仍有想象空间。

2、辽宁省委书记、省长出现近似“双空降”的格局。

在中国官场，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一般来说，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会有一位从中央或外地调入，另一位则长期在本地工作，较熟悉本地情况。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虽从省长升任，但是在去年任省长时才第一次调入辽宁，在辽宁省的工作时间很短，本身是典型的“空降省长”。而陈求发也从来没有在辽宁省工作的经历。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高层在人事安排上更加不拘常规。在最近的反腐浪潮中，一些在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往往有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在重塑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多用“空降干部”担任省级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非常时期”的必然选择。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新任辽宁省长陈求发则是中央委员，而且年龄比李希大两岁。以往，在省级领导班子中，往往书记比省长年长，书记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不逊于省长。而现在辽宁省的领导班子完全打破常规。

新一届中央领导层上任后，官员的职务、级别与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相对直接对应的情况大大改变。十八大之前，中央委员多数是正部级，中央候补委员多数是副部级，要新提拔正部级官员，优先从中央候补委员中拔擢。但十八大后，中央委员仍是副部级的（如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以及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却从副部级升为正部级的（如上海市长杨雄、四川省长魏宏）等频频出现。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人事安排，主要是全代会召开时的政治实情的反映，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届中的人事调整，不受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既有格局的窠臼，反映了最高决策层强化了对现实人事的掌控力。

3、李希是第一个在十八大后才升至正省部级的现任省委书记。

十八大后新任省级党委书记的，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自本省省长转任；自其他省份书记或省长转任；自中央国家机构正部级岗位转任。

此前新任省级党委书记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时，已有正部级的行政级别。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时，李希仍是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13年4月才升任上海市委专职副书记。直至2014年5月接替调任住建部长的陈政高任辽宁省长，才成为正部级干部。李希获得拔擢，反映了新一届领导层典型的用人思路。

有中西部地区工作经历的干部，受到特别重视。李希曾多年在甘肃省、陕西省任职，并担任张掖、延安等老少边穷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后来又在上海任职，典型的“复合型干部”。 可以预期，和李希类似，有完整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在不同经济社会环境的区域都有任职经历的官员，将得到更多重用。

4、政协主席异地转任省长极罕见。

61岁的湖南政协主席陈求发候任辽宁省长，这一任命相当特殊。十八大后，省级政协主席全面退出了省级党委常委序列，但这并非省级政协式微的标志。以往，省级政协主席客观上成为一些干部即将“到站下车“前解决正部级行政级别的最后一站，但近年来省级政协主席平均年龄逐渐降低，由省政协主席转任实权职务的现象也更为普遍。此前即有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安顺升任北京市长、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任国家发改委正部级副主任等多例。

但省级政协主席转任异地担任省长的案例，此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这表明，省级政协主席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含金量的正部级干部职位，省级政协主席不仅在加强统战工作的大格局下肩负更加重要的职责，而且也有了更多的仕途想象空间。

5、少数民族干部受到关注。

陈求发是苗族，即将成为少有的在民族自治地方之外担任地方政府首长的少数民族官员。此前一位在民族自治地方之外担任政府首长的少数民族官员是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巴音朝鲁（此前任吉林省长）。

以往，少数民族干部多数在民族自治地方任职，较少在其他省份担任主要负责人。如上调中央，也大多负责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或担任人大、政协的副职。十八大后，这种情况出现明显改变，蒙古族的杨晶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掌管国务院机要中枢；同为蒙古族的巴音朝鲁主政一方，任吉林省委书记；原新疆主席努尔·白克力上调中央任发改委正部级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长，成为中国能源政策掌舵人。陈求发是在中央或自治地方新任正部级实权职务的又一人。

可以预见，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在中央、内地省份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将呈现出更大规模的双向流动，进而强化在干部体系中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融合。

6、国防科工系统地方高官再添一例。

陈求发在担任湖南省政协主席之前是工信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局局长，主管全国军工工业事务。他也是国防科工委由独立机构改为工信部管理的国家局之后的首任国防科工局长。

在陈求发之前的两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张庆伟离开国防科工委后，分别调任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长。而陈求发的继任者马兴瑞，则调任广东省委专职副书记，目前已任深圳市委书记。国防科工系统连续四位主要负责人均在外调后担任省级政府（或计划单列市）的书记或政府首长，这种现象在国务院中非常罕见。这表明，强化军民融合，以国防科技方面的投资带动地方经济转型，托底经济下行的态势相当明朗。

当前辽宁省经济运行处于困难之中，一季度增速仅为1.9%，全国垫底，也是近年来全国各省所仅见。在此时，调入一位有国防科工背景的省长，显然是要以其在工信和军工工业方面的经验，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走出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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