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人要是放眼全球，会发现“特朗普”到处都是：在巴西，那个赞同酷刑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即将上任，他威胁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说在军事独裁统治之下，这个国家会更好；在菲律宾，在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严打之下，几千人被指控为毒贩，警方在超出法律职权之外的行动中将其“谋杀”，同时这位总统还威胁称要在举国范围内推行戒严令；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通过法案打压新闻自由，同时任命亲信担当重要职位，在他手中通过的“史上最严”移民法案也引发了难民的恐惧与憎恨；又比如波兰，这个国家的司法改革正在侵蚀着最高法院的独立性；甚至在意大利，内政部长兼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都开始妖魔化移民，和极右翼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打得火热，给了欧盟致命一击。

这种脱胎于美国土壤的特朗普主义，或者说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正在全球各式各样的国家中抬头。其中有些国家正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沼，有些则蓬勃发展；有些国家被对移民的恐惧扰得精疲力竭，有的则不放在心上。然而除了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共有的敌意之外，在世界各地掌权的右翼“独裁者”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共同点，而这一点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公开认可——他们都想要将女性置于臣服的附属地位。

得克萨斯A&M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瓦莱丽·M. 赫德森（Valerie M. Hudson）认为，要理解全球的特朗普主义，我们必须明白，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国家的领导者和他们的男性臣民总是会订立一项社会契约：“男人同意接受另一群男人的统治，以获得回报——所有的男人得以统治女人。”这种政治等级看起来再自然不过了——就像成年人管束孩子一样理所应当，因为这种政治上的统治正好反映了家庭里的等级制度。因此，几千年来，男性以及许多女性都将政治合法性和男人的主导地位联系起来。妇女赋权则撕裂了这一秩序。“年轻人，”《旧约》中，以赛亚哀叹，“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以赛亚书3：12）。

正因为这种男性主导地位和政权合法性密切相关，许多革命者和反动者都会利用对女性掌权的忧虑来诋毁掌权者，好一举推翻。然后一旦新政权建立起来，他们又会通过缩减妇女权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威。美国丹佛大学的亚瑟·基尔伯特（Arthur Gilbert）和詹姆斯·科尔（James Cole）在一篇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称：法国大革命中，玛丽王后成了旧制度中伤风败俗一面的代言人；1979年伊朗革命中，末代国王巴列维的双胞胎妹妹，那个“不戴头巾的女强人”艾什拉芙公主（Princess Ashraf）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颠覆了君主统治后，革命者就打压妇女权利，不让她们担任高级教职，也无法继承财产。在伊朗，哈梅内伊更是把妇女发表广播讲话或是在公众场合不带头巾定为犯罪行为。

阿拉伯之春中，一些国家也走上了相似的路。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Hudson）和帕特丽夏·莱德尔（Patricia Leidl）在《希拉里信念》（The Hillary Doctrine）中提出，当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Morsi）代替长期占据埃及总统位置的独裁者穆巴拉克的时候，他很快便宣布，要取消议会里保证分配给女性的席位，他还取消了对女性割礼的禁令，女性就连想和家暴的丈夫离婚也困难重重。在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被推翻后，新政府所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恢复被卡扎菲废除的“一夫多妻”制。

特朗普、博尔索纳罗、杜特尔特和欧尔班及其同党都不是革命者，但他们同样也在用性别来诋毁一个政治制度，以验证另一个秩序的优越性。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前任政权缺乏合法性。特朗普声称巴拉克·奥巴马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因此根据宪法，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总统。博尔索纳罗和杜特尔特则指责前任执政期间难以容忍、无法接受的高犯罪率。波兰的法律正义党则宣称上一届政府接受了俄罗斯和欧盟的支持，必将投桃送李。

特朗普与他的意识形态盟友都喜欢将自己前任的不正当性和女性权力绑在一起。且他们一致通过诋毁女性、将其置于从属地位，以巩固其支持者的信念——这个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国家，马上就要在他们手中重新回到正轨。

在特朗普身上，这一策略效果显著。他让希拉里——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多数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女性——成为美国腐败政治体制的代表符号，但他却并没有承诺清理美国腐败的经济利益，而是对支持者拍着胸脯说，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没有这个“坏女人”干扰的政府。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在民调中纷纷表示，美国已经越来越“疲软、女性化”了。

在特朗普的集会外围，小贩兜售着T恤——有的印着光膀子的“拳击手”特朗普，居高临下；有的则印着“特朗普2016，终于来了个有种的人”字眼；另一款的配文则是“别做个娘们儿，2016大选，投票给特朗普吧”。就这样，特朗普一遍遍回怼那些在政治上挑战他的女性：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当红时政主播摩根·凯莉（Megyn Kelly）；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前惠普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MSNBC女主播米卡·布热津斯基（Mika Brzezinski）以及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特朗普的口中，她们都成了“丑”女人。在与希拉里的第二轮辩论中，特朗普说，他发现希拉里“走在我前面，但相信我，我并没有多大印象”。这句话的背后含义很明确：无论一个女人上升到何种地位，她的价值终究还是要让男人来决定。

评论家有时会认为，特朗普和基督教右翼的紧密结盟和他放荡不羁的过去并不协调。但无论二者在何为得体的男性行为方面存在多大差异，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其福音派支持者都有着共同的愿望——约束女性，这也正是他们结盟的动力。而这个联盟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性侵指控的听证会上变得神圣起来。会上，共和党人谴责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称他们对参议院的意见置之不理，组织了一场公开听证会，对克莉丝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指控布雷特·卡瓦诺性侵事件进行听证。在一次集会演讲上，特朗普瞄准了加州参议员丹尼·范士坦（Dianne Feinstein），说她是“另一个美人”。这时候他的支持者们就开始高呼：“把她锁起来！”

对巴西人、菲律宾人、匈牙利人、意大利和波兰人来说，这些听起来应该都不陌生。博尔索纳罗在2018年巴西经济崩溃（2016年，巴西的经济萎缩超过了3%）、政治腐败（先是上一任总统被关进监狱，继任者又遭弹劾）和犯罪猖獗（2017年，巴西发生了近6.4万起谋杀案，差不多是美国和欧洲加起来总数的两倍）的背景下竞选总统，并承诺让这个国家回归光荣的过去。“我们想要的巴西，应该是和四五十年前一样。”博尔索纳罗发表宣言——尽管那时候巴西还处于军事独裁政权管辖之下。

和特朗普一样，博尔索纳罗也将对革命和女性这二者的反对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立法者，他投票弹劾巴西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罗塞夫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被捕入狱，遭受到巴西军队官兵的酷刑折磨。2015年，他对一位巴西国会议员说：“我不会强奸你，因为你还不值得。”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也高喊，他们要给女权主义者喂狗粮。和特朗普一样，这位新晋总统也因为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强烈反对而享受着福音派教徒的大力支持，而后者人数正在不断增长。

在菲律宾，国内形势没有给杜特尔特提供一个经济衰退或是腐败的危机，但他在人们对毒品的恐惧里开辟出自己的路，用妮可·库拉托的话来说，就是他把菲律宾描绘成了一个“在灾难边缘的国家”。和博尔索纳罗一样，杜特尔特也承诺要重建过去专制时期这个国家曾经拥有的法律与秩序。上台后几个月，他就在在马尼拉的“英雄公墓”，以军葬礼埋葬了统治多年的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杜特尔特还有一点和博尔索纳罗十分相像，他曾经威胁要对女性动用暴力。2017年，他告诉菲律宾士兵，因为自己在棉兰老岛宣布戒严，因此每个士兵最多可以强奸三名妇女而不受惩罚。2018年，他对士兵们说，对于那些反抗的女性，他们应该枪击她们的“阴道”，因为这样就会让这些女人变得“一文不值”。

杜特尔特的反女权主义运动——和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如出一辙——也有一个特色，即对强势女性的程式化羞辱。当参议员莱拉·德利马（Leila de Lima）要求深入调查杜特尔特的毒品战争时，这位总统发誓说要“弄哭她”。接下来，政府以贩毒罪名拘留了德利马，用杜特尔特的话说，她“强迫了司机”，就如同她“搞砸这个国家”一样。一位后来成了杜特尔特发言人的国会议员开玩笑说，德利马想要被拘留在军事基地，“因为那里有很多男人。”连杜特尔特的女性副总统，来自竞争政党的莱妮·罗布雷多（Leni Robredo）都没能逃过他的冷嘲热讽。在2016年的一次公开活动中，他高兴地提到，莱妮这天在内阁会议上穿的裙子“比平时的要短”。

我们在意大利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也有着威权主义倾向，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史蒂夫·班农的好伙伴了。2016年，他将众议院女性议长比作一个充气娃娃。

并不是所有的新威权主义者都这么浮夸，但他们都把创造新政治秩序的追求和将女性限制在一个更加从属、更加传统的角色里捆绑在一起。奥尔班指责其上一届政府允许移民和吉普赛人侵蚀匈牙利的民族身份，他“与匈牙利妇女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让她们生更多孩子。奥尔班促进对妇女的无债务教育，但前提是她们每人至少得生3个孩子。

在波兰，专制政府已经开始大肆打广告，敦促波兰人“像兔子一样繁殖”，并禁止在非处方柜台出售紧急避孕药。2017年下半年，当波兰女性抗议严厉的堕胎限制，政府突击了一些妇女团体的办公室。

对女性权利的倡导者来说，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威权主义者实在是一个难题。想要打败他们，就必须实现女性赋权。然而，拥有权力的女性越多，右翼独裁者就越能够顺水推舟，将这种赋权塑造成对自然政治秩序的破坏。博尔索纳罗和杜特尔特对女性前总统的批评、女性成为杜特尔特和特朗普的主要反对力量，两者同时出现并非巧合。福特的性侵指控激励了更多女性抗议者进入参议院，然而，女性在议会上对男性参议员咄咄逼人的形象也许反倒帮了共和党人，让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参议院。2018年秋天，民主党议员中女性人数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很有可能在一月继续担任众议院议长。然而佩洛西长期以来都是共和党人的眼中钉，她的女性力量一直让他们焦虑不已。

从长远来看，击败新威权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政治上赋予女性权力，还需要使这种赋权正常化，这样独裁者就不能再将女性领导者和抗议者描绘成政治堕落的表征。在这一切背后，我们需要对抗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许多男人甚至是女人，都将女性的政治权力视作不自然的事：因为它颠覆了他们在家庭里习以为常的等级结构。瓦莱利·赫德森说：“作为个体，人们注意到的第一个性别差异，就是在家庭里观察到的两性差异。这确立了第一个政治秩序，从家庭延展到国家层面，这种秩序成了一个国家如何运转的基础。”因此，毫无疑问，当女性——特别是女权主义者——威胁到男性对公共生活的统治地位，如果在个人层面上依然是男性主导，那么威权主义者往往会接过棒来。

北欧国家和美国、菲律宾、巴西、匈牙利和波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国家，女性拥有政治话语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2017年，冰岛议会里女性的比例达到48%，在瑞典，这一数字为44%，芬兰为42%，挪威则有40%的议员是女性。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反女权威权主义者接过权力的国家，这个比例就低得多了，其中最高的是意大利，为31%，最低的匈牙利只有10%的议院席位属于女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欧国家不会产生奥尔班或者博尔索纳罗这样的人：北欧也有自己的极右翼政党，但他们很难利用性别因素来使当前的政治秩序去合法化，因为女性赋权早已不是什么不正当的事了。

很大程度上，女性赋权的正常化要归功于家庭里两性平等的正常化。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女性和男性每天从事清洁、购物和托儿等无偿家务劳动的时间。如果你再将每个国家的性别差距考虑进来，就会出现一种规律——一个国家的家庭中两性关系越平等，女性在这个国家的政府中就会拥有更平等的地位。拿瑞典来说，议会里有44%的席位都属于女性。在这个国家，每天男女家务时间的差距不到一个小时。而美国，国会里大约有23%是女性，而家庭里男女日均家务时长差距为一个半小时。在匈牙利，女性议员的比例为10%，男女家务时长差距超过了两小时。

寄希望于在下次选举中把特朗普或是博尔索纳罗赶下台的女性在北欧国家的例子里找不到任何安慰，因为家庭权力动态不是一年一个样的，其改变可能要经历一整代的努力。话虽如此，新威权主义从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老派女权主义经典口头禅的重要性：个人即政治。在家庭层面上促进两性平等，就有可能拯救国家的民主。

（本文作者Peter Beinart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副教授，教授新闻与政治科学，同时也是《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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