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燃油税上调引发的“黄背心”运动席卷了整个法国。美国学者、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Michael Spence）26日在Project Snydicate撰文称，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讲是法国政府无视底层群众诉求所致。他还借此探讨了就业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大约10年之前，由斯宾塞担任主席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曾经发布过一份报告，试图总结各国在此前20年中的经验，以供发展中经济体参考。斯宾塞指出，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可能是：凡是缺乏包容性、加剧不平等的增长模式一般来说都会失败。

这些模式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并非全都是经济方面的。那些受到这些增长模式负面影响的人，以及那些没有足够机会分享增长福利的人，变得越来越失意懊丧。这会加剧社会极化，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政治僵局或者决策短视，长期内会严重影响经济表现。

斯宾塞指出，尽管与低增长或者零增长环境相比，不平等的加剧不太可能在高速增长的环境中引发政治或社会混乱，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包容性影响国家增长模式的状况仅会出现在发展中经济体，这种情况目前也会在发达经济体出现。法国目前便正在上演。

斯宾塞指出，“黄背心”运动的导火索是法国政府上调燃油税。不过，上调燃油税产生的总成本并不大（每加仑约为0.3美元）。尽管上调燃油税可能帮助降低有害气体排放，提高环保标准，但它却引发了法国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此外，这一暂停的政策既非“税收中性”，也不旨在与为财政支出提供资金，以帮助困难的法国家庭。（注：收入中性指政府总的税收所得维持不变，不会谋取额外收益）

因此，与其说“黄背心”与燃油税有关，不如说燃油税的引入代表着什么：政府无视大城市中心以外的中产阶级的困境。

斯宾塞称，随着就业和收入极化近几十年在发达经济体上升，法国的动乱应该为其他发达经济体敲响警钟。

他指出，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增长模式的负面分配特征约从40年前开始出现。当时，国家收入中劳动力所占份额开始下降。后来，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开始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近期则面临机械自动化的压力。

在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和就业保持稳定，这掩盖了就业和收入潜在的分化。但是，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崩塌，失业飙升，这使得长久以来存在的经济不安全性暴露出来，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建制派领导和机构的信任和信心。

斯宾塞称，不可否认的是，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结构性和监管性问题阻碍了其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辅之以缓解、并最终逆转就业和收入不平等的措施。

欧洲迄今为止在这一方面是失败的，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在许多国家里，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政治势力在不断占领阵地。在英国，对现状的不满导致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目前，相似的情绪正在削弱法国和德国政府。在意大利，这导致民粹主义联盟政府的胜利。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像欧洲一样，处于收入、财富中间部分的人与顶端人群之间的差距加速扩大，大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差距也在加速扩大。这导致选民拒绝了建制派政治家，使得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总统。

从较长期来看，增长模式持续不具包容性可能造成政治瘫痪，或造成从一个相对极端的政策议程转向另一个相对极端的政策议程。比如，拉美的民粹主义政府便进行了大量这样的实验。他们实施的财政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这些政策重视分配，而不是重视能够促进增长的投资。此外，他们还因此不断转向极端的市场驱动型模式（market-driven model）。

此外，政治极化加剧也导致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越来越采用对抗性方式。这会削弱世界改变贸易、投资、人员和信息流动的能力，从而损害全球增长，还会阻碍世界解决解决气候变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长期挑战的能力。

“构建包容性增长策略最难的不是不知道要抵达何处，而是找出抵达目的地的方法。”斯宾塞说。